Tuesday, September 28, 2021

企业在疫情下如何突围走出困局?

大同韩新学院,东方日报,Axismatics学院联合主办 线上专题讲座

2021625

《企业在疫情下如何突围走出困局?》


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活力源泉,保护企业,就是保护国家。进言之,企业保住了,人民的就业就不成问题,同时也维系了基层社会稳定。目前政府实施全面封锁,对我国的经济复苏带来了相当大的打击。 这是一个需要全民共同面对的挑战及生活方式的驟変適应。我国的经济也许在未来两三年内都无法完全恢复至疫情前的状态,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人民都要为這可能降临的最糟糕情况,做准备。

 

虽然政府在这次实施MCO3.0全面封锁后,马上推出总值 400 亿令吉的“经济与人民强 化配套加强版”(PEMERKASA+),包括注资 50 亿令吉,帮助减轻受影响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负担等的各项措施,但是这项援助確是尚嫌不足。

 

为了确保人民生计的影响降至最低,政府务必增加应急援助金,即使提高 国家赤字来缓解当务之急也在所不惜。政府也可以从税务政策及收税有效措施,甚至发国 家债券来应付当下的燃眉之急。

 

当前疫情肆虐,企业必须联手渡过经济低迷时期。企业自救、利益相关者互救、金融机构支持、政府帮扶纾困,势在必行。其中,自救是根本,互救是必要,帮扶支持是必须。尽管目前困难重重,商机依然存在。對於在疫情期间创造出不少财务表现亮眼的企业,更应该考虑协助政府共度难关。好比根据去年各银行金融机构财务报表,不少银行的利润表现甚至比疫前更佳。

 

马中总商会在此呼吁银行金融公司允许中小企业及自雇人士延迟偿还贷款至少 6 个月,並在这期间完全豁免利息。这不只帮助减轻该群体的财务压力,也让业者在疫情间让小本生意继续经营。此举不仅符合企业伦理,长远而言对银行金融业也是利多于弊。

 

这次疫情考验的不仅仅是个人免疫力,也考验着每个企业的免疫力。危险的另一面就是机遇。在危机中追求的不该仅仅是求取自保,也是嘗試自我转型和蜕变提昇的机会,发掘转危为机的潜力。在疫情前景不确定及经济不稳定的因素下,希望以下两条业务发展路径对疫情抗争的企业有所啓发:

一, 基于自己现有的傳統行業及核心能力,探索未来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空间;

二, 从市場的趨勢走向,以滿足客户未来的需求出发,进而思考自己需要建设哪些新的企業核心能力,並开始布局及储备资源,以开发新市场/产品/经营模式。

 

采用第一条路径显然更加顺理成章及高成功率,且更加符合人性的避险惯性,但虽然此模式能保住现有企业模板并加以提升,但其发展空间却是十分有限的。

 

有些企业卻能够在疫情困境下成功突围,逆流而上,没有被混乱不景的市况所拖累。這是因为他們執行第二条应对模式,敢于进入應用一部份的企業資源去开拓全新經營领域,跳脱舒适圈敢于从零开始布局,打造自己尚不具备的关键能力,并快速将之打造为赢在未来的核心競爭力。这正是技术大转变时的变通提升,掌握创新时代的契机。

 

好比2020年初疫情开始肆虐全球,Zoom在正确时刻选对市场定位,很快便成为全球虚拟会议室的首选。疫情下,许多旅游及会议行程都被取消,忽然之间大家都要通过视频沟通。不论是高层行政人员、瑜伽导师还是情侣,都需要Zoom的服务。该公司声称,现时每日用户达3亿名,十分惊人,2020年第二季的收入据说飙升了355%

 

随著消费者行为范式脱离常轨,加上运用高科技研发出的很多新产品和服务都前所未有地大受欢迎,包括吸尘机器人、在家学习应用程式、视像会议平台、舒适的家居或办公座椅、太阳能灯具,以及宠物领养服务等。在这方面,我囯企业绝对可以向领先新兴领域的中国同行取经。一些懂得灵活变通、把握机遇的企业会将疫情视为推动变革的催化剂,加快释放潜力,利用時机推動企业成长。

 

企業要走出疫情的困局,还得靠自強不息,自我提升!

 

 

马中总商会向首相署提呈2022年财政预算案建议书

 马中总商会向首相署提呈2022年财政预算案建议书

“迫切解除当前的财务危机”

 

提呈者:

马来西亚 - 中国总商会

总会长拿督陈友信

 

因应当前的经济困境,我们需要从宏观经济学的新经济思维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方式,即“经济学反思”现象。

 

危机时期的预测问题

 

目前财政预算案的讨论与口号,不足以应对经济危机的挑战。在此关键时期,经济前景仍存在着高度不确定性,导致多数计量经济模型与预测工具失败,因为按线性模式评估的结果,仅适用于经济稳定的状况。然而,经济冲击往往令预测结果失控,其中亚洲金融危机(AFC)与全球金融危机(GFC)的预测失准的现象,早在疫情大流行爆发初期反映出来。

 

对于现状的疑虑

 

面对当前的危机,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大量支出提振经济以致财政赤字、放宽货币政策及隔夜政策利率(OPR)维持在1.75%。为了使政策运行更具弹性,财政部近期更献议政府将法定债务上限提高至65%。然而,这当中存有许多疑点:为何法定债务上限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财政赤字预计为6%或9%?同样的,为何马来西亚的利率,没有比邻国来得低?确切地说,随着调高法定债务上限与随后的赤字支出,额外的“货币供应”将如何影响国内生产总值?任何决定必须要有事实的依据,而提出正确的问题更是至关重要的起点。这让我们忆起,1998年的转捩点正是当时被视为非正统的政策回应,最终带领我们走出经济困境。

 

数据与现状不符

 

法定债务上限从60%调整至65%,虽两者之间仅5%的增量,在我们看来,这只是名义上影响货币供应与随之而来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然而,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若从短期平均固定成本估算,马来西亚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以上提高至40%以上。当时危机应对措施增加了20%,但是毫无疑问当前危机更加严重!相较于英国经济应对当前危机的财政赤字约为26%,这与二战期间持续抗战的28%预算财政赤字则是相近。

 

马中总商会就营救当前经济危机提出以下策略/行动

 

1. 马中总商会主张政府不应在债务上自我设限,应优先考虑恢复经济产能,并且为未来作出前瞻性的投资。如开放银行认购政府担保的债券,这些银行可将之转售予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如此一来,政府可善用增加的资金,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及承担发展支出。

 

2. 马中总商会建议政府或国家银行设立类似于Dana Harta(我们将此命名为Dana Prihatin)的基金,以解决个人、微商与中小企业的还贷问题。目前政府提供多项振兴配套,但是相较于未能偿还的中小企业3000亿贷款总额,显然是不足够的。

 

3. 迫切需要制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利条件,特别是针对高价值的高科技产业,如税收优惠、一站式外商直接投资中心、融资设施等。此外,不可低估大马第二家园计划对于国内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4. 为疫情受重挫的领域,如旅游业、餐饮业、教育与培训等行业提供简易申请与通过审核程序的融资或援助计划,为微商和中小企业送上“及时雨”。

 

5.  推动数字经济:

     为从事数字经济相关培训的技职教育单位提供充足的资金援助。

     为从事高价值的高技术相关产业者与初创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为转型迈向数字化的企业提供拨款与咨询服务。

 

总结:

马中总商会与中国企业和本地经济专家建立了联络网,我们都愿意支持以上就经济现状(基于非线性模式)所提出的替代观点,期望擬定政策者借此充分理解,进而作出更明智的决定。

 

天助勇者,在经济疲软之际,应当勇于进取。

Friday, September 24, 2021

IPSOS访谈 —— 外派政策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陈友信

IPSOS访谈 —— 外派政策

 

访谈日期:2021823日下午2

 

1.   在雇用外国专家方面观察到的主要趋势

·     对外国专家的需求自然地减少,随之而来的是新冠病毒大流行(Covid-19)带来的负面影响。企业被迫临时停产,这导致为企业服务的人力需求下降。除此之外,因为对人民跨州跨县行动的管制也打乱了外国专家的招聘需求。过去12年来,马来西亚一直是东盟国家中,与中国成为最大贸易伙伴之一,这自然解释了中国外派人员高需求的原因。拿督陈友信认为,国家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欢迎外国专家为我国做出贡献。从商业角度来看,外国专家为马来西亚提供了新的机会,有助于国家整体经济的增长,他们还使国家国际化,并且率先在全国引发数字化潮流。马来西亚在许多领域缺乏专家,留学海外的马来西亚毕业生留在国外继续他们的职业生涯,因此,我们需要通过雇用外国专家来填补空缺。

 

2.   本地人的就业机会

·     如果认为外国专家正在劫持本地的就业机会,那想法就太狭隘了。外国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工作需要付出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牺牲,因此,外国人在马来西亚是因为本地人缺乏技术技能或产品知识等的原因。换句话说,本地人不会因为在最初阶段无法与这些熟练的外籍人士竞争而失去工作机会。我们本地人才应该站出来竞争。如果竞争不过,那么就应该向有经验的外国专家学习,这可以通过导师培训计划或知识转移计划来完成。

·     马来西亚曾是亚洲四小虎之一,是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榜样。外国专家曾经被受马来西亚的欢迎来分享他们的知识,他们显然在这段时期为我国的经济做出了贡献。历史表明,开放和欢迎外国专家的国家是那些后来经历增长的国家,例如新加坡。通过数字化和人才的自由流动,世界已然发展成为一个无国界的世界。当今时代,人才的竞争是经济增长趋势的动力。

 

3.   雇用外国专家的议题

·     应当提高透明度。官僚程序与我们欢迎外国专家的用意不匹配。政府需要了解,现在有许多新的行业进入马来西亚,这些行业的企业在初始阶段需要专业人士来启动业务,并确保企业在之后能顺利运营。

·     高需求行业:石油与天然气、电信、可再生能源、科技。

·     关键的职位通常是技术专家、管理层(CFOCEOCOO)和顾问。外国专家的需求至关重要,尤其是当跨国公司/外国投资者引进目前马来西亚没有的新技术时。因此,自然而然需要来自外国的专家来经营这项业务。

·     建筑业:本地人可以替代低技能工作。对于大型项目,中国希望有自己的工人,因为他们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例如,高度专业化的东海岸衔接铁道(ECRL)需要来自中国的专业知识来管理这项工作。最好是让本地人和中国外派人员一起在工作中学习,这样可以进行知识转移。

·     马来西亚政府和中国投资者之间需要进行谈判,以达成一项互利的协议。既然双方是缺一不可的关系,因此需要寻求共同点,将知识的转移作为要求的一部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例如,中国外派人员应进行知识传授,并对本地人进行有计划的培训。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政府也可以考虑为企业提供激励措施。

·     一旦合同达成一致,各部委和执法机构的实施和执行必须遵守双方所做的决定。同时,需要对这些外国公司进行明确的奖励和惩罚,以确保计划的有效性。

·     拿督陈友信对MYFutureJobs的看法:这是一个不能没有的监督机制。然而,需要在平台上进行更为集中和更有针对性的实施办法,数据应该是可以量化的,以及主管部委或机构的角色和责任应该更加透明。


4.   工资差异与技能差距

·     拿督陈友信认为,外国专家应该获得更高的工资,因为他们离开了自己国家的舒适环境,他们应该得到补偿,以弥补因此带来的所有不便。一般来说,对于同一职位,外籍员工的工资是本地员工工资的两倍以上。

·     对于科技(大数据、金融科技、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等)和研发来说,技术差距是巨大的。政府可能必须考虑以研发资金来促进创新和创造力。至于制造业和农业企业,技能差距则较不显著。

·     政府具有统管和施加明确限制的优势,例如,“外派的管理层人员不得超过30%”。这样,市场参与者就知道如何规划和管理。要求积极、循序渐进和有效执行的同时,有意识合理地对待所有相关利益相关者,治理和包容性应该齐头并进。

 

5.   需要改进的三大领域

·     简化申请流程——对外国专家的同情。转变思维来看,外国专家附带价值,他们来到马来西亚为我国经济做出贡献,政府应该扮演成为简化雇用外国专家的促进者。

·     本地人欢迎外国专家的态度---为外国专家提供有利的环境,包括国际学校、餐厅等。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MM2H)对外国专家不友好,尤其是对已经在马来西亚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外国专家,现在当他们申请续约时,他们必须遵守新规则。马来西亚作为外国专家较为喜欢之第二家园的地位有所下降。与其收紧MM2H政策,政府应该考虑开放给外国专家,以重塑国家形象,振兴国家经济。

·     简化流程,为上游和下游提供更多的批准和激励措施。ABC:其中A-人工智能、B-区块链和C-云计算是令人兴奋和充满活力的三个领域。这涉及到大数据、电子商务和其他子行业。马来西亚的科技机构需要放下已学的并且重新学习,以适应新的进程,以便能够在平等的竞争环境中竞争。

 

6.   下一步行动

·     马来西亚应效仿其他国家,如新加坡、香港和某些欧洲国家。他们是吸引外国人的地方。必要的申请程序可以保留,不必要的官僚作风应该消除。申请程序应该简化,沟通和信息的获取则应保持透明以及畅通。政府在决定收紧或放宽政策时,应展现体谅和同情。不仅仅在申请程序方面吸引外国专家决定移居国外工作,当地的居住环境也起着重要作用,如国际学校、餐厅、外国专家配偶的福利等。

·     灰色地带和不确定性让外国专家和外国直接投资敬而远之。因此,政府应提高其执行效率,并使程序更加透明化。

·     人才将会是一个国家前进的决定性因素,这不是资源和资本的竞争。

Tuesday, September 21, 2021

中国脱贫扶穷方案的有效性

International Forum on New Inclusive Asia 2021 (IFNIA 2021)


1.0“乡村振兴计划”

传统上大部分国家都会采取财政政策的策略进行扶贫工作,即减免贫穷人口的税额和增加富人的税额方式。但中国却采取了不同方式:把重点放在乡村振兴上。例如:2004年取消农业税,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富人增税是为了增加国库,进而促进建设及刺激国内消费,帮助缩小贫富差距并促进整体经济发展。在2012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采取精准扶贫方式,并进一步强调“乡村振兴”计划,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结构性调整。

 

三大“乡村振兴”战略要素

农业生产是乡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中国经济结构和贫困状况的演变,农业生产对于改善乡村贫困人口的生活至关重要。

 

首先,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包括提高农产质量和效益。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也是精准扶贫其中的重要因素,同时政府也致力为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打通更有效的渠道,拓展市场空间。

 

其次,为促进就业、社会融合及建立城乡工农战略联盟,中国政府实施了城乡协调发展(CURD),城乡互补和开展结对帮扶文化。除此,通过与国际机构和世界银行的合作,也得到发达国家技术上的援助与支持。另外也与发展中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例如东盟、非洲以创造相互学习的机会。

 

第三即是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在乡村发展的公共和私人领域创造投资机会,更以农村城镇化为重点来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


2.0 中国消除贫穷方法

一、通过发展方式

中国发展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有序推进易地扶贫搬迁,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也是因地制宜的精准策略。县政府充分利用本土产品和相关加工及包装行业来增加当地就业机会。

 

二、通过科技方式

应用大数据的分析进行有效决策,直接利用科技提升小园主的生产效率和产能。

 

三、通过消费方式

冠病疫情严重影响供应链和贸易渠道,电子商务平台已成为一种有效的贸易方式,尤其是在偏僻农村地区。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不惜重金聘请明星和网红来扩展分销管道,通过直播售货来推广本土产品。

 

四、通过人才培训方式

教育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国政府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设施的支持力度,也充分运用官方资源,提供职业技术教育培训(TVET),在指定区域招收更多贫困生,扩大农村毕业生的就业机会。这一切都为他们开辟了更多就业渠道,以确保弱势群体的社会流动。

 

3.0中国脱贫攻坚主要策略

一、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为进一步保障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通过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高质量发展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二、把消除贫困放在治理的优先位置

中国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保障国家和平稳定的重要任务。在制定方针、政策和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时,调动国家力量推进脱贫攻坚。


三、以改革发展脱贫

中国深知发展对解决贫困问题至关重要。政府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将改革作为脱贫的重要动力,坚持不懈地消除造成贫困的体制性和结构性原因。


四、立足实际经驗推进脱贫攻坚

贫困的发生和演变有其历史趋势和特点。一个国家要成功减贫,必须根据实际经验和当地情况制定可实现的目标和有效的战略。对于识别障碍,事先调差和研究,并不断调整和审查其战略和行动计划是绝对必要的。


五、让贫困人士发挥主体作用

让贫困人士参与这些扶贫项目是成功秘诀之一。除了推动贫困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脱贫致富,也可尝试促进形成自强自立、辛勤拼搏的精神风貌,从而激励受影响的群体走向繁荣。

 

六、汇聚各方资源,形成合力

中国动员各界并汇聚一切力量,共同推进脱贫攻坚,形成一个涉及政府、社会、市场的全方位脱贫生态圈及相辅相成的大型扶贫网络。它是一个由来自不同地区、领域、部门、企业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

 

七、积极开展国际扶贫交流与合作

中国与联合国系统机构和世界银行在扶贫领域开展广泛合作,同时接受一些发达国家的援助,开展合作项目。这一切都为中国脱贫攻坚的体制创新和管理水平提升提供了支撑。中国还与发展中的国家实行各种扶贫项目,例如东盟、非洲国家等,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設计划。


八、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价

中国开展扶贫领域中腐败作风专项治理,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使扶贫成效真正经得起历史和民眾的检验。当前,中国正在通过建立后续监测和完善治理机制,帮助人民脱贫致富,同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继续巩固和扩大脱贫成果,朝着全民共同富裕的更高目标迈进。

 

4.0 中国扶贫的教训

中国成功消除贫穷是多个因素累计造成。这类生态系统是其他国家无法复制或完全模仿的。无论如何,重要的是学习这些成功因素的精髓,而不忘记潜在的地方情况的影响。

 

五大成功因素

共同目标 + 政治意愿:

(社会经济运动、长期规划、政府承诺)

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模式

(开发、技术为基础、消费/贸易为导向)

系统性的监督机制和严格的评估系统

(重点规划、执行和绩效评估、可量化的关键绩效指标)

永续发展 + 本地化

(实事求是、本地产品的基础设施、电力供应、金融服务、电子商务、教育培训)

全国性方式

(以人为本、官民合作、投资、迁移计划、富贫地区相互扶持等)

 

结语

消除贫穷是一个持久和长期的工作,而不是短期的。这也是全国共同的责任,没有一刀切的方法。

每个国家必须采取和借鑑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

Friday, September 3, 2021

母语学校:能改变未来的马来西亚珍贵资产

 教育部将制定和实施一套透明和公平的原则,为所有类型的学校分配财政援助和其他支援。(马来西亚教育蓝图2013-2025,E-19)

 

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证据都表明,任何一个国家擁有多些掌握多种语言的国民,不仅对其人民、商业组织以及国家整体来说,都会是一种难得的财富。

 

我囯很幸运,不仅有讲多种语言的人口,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也为双语甚至三语人口奠定了基础。

 

我国的国民教育目标,应该是确保每一个马来西亚儿童,从出生到事业期都有权力和公平机会获得多语多元教育资源。如果我们要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应对国际竞争,这一点尤其必要。

 

多样性和掌握更多语言应成为我囯关键性政策的优先事项。我们的政府应该将使用不同教学语言的母语学校视为促进国家发展的社会经济资源。

 

政府也不应将採用国语以外的教学媒介视为民族团结的障碍,而施加直接间接压力及阻挠。

 

母语学校:历史与现实

多源流教育体系是我囯的历史产物及宝贵遗产,而各民族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也己明文规定载入宪法,不能任由没有政治或教育合法性的极端组织随意剥夺该权利。

 

国民主义与民族团结不应建立在剥夺少数民族在宪法上同时学习母语与国语的权利。任何自称是真正的马来西亚爱囯主义者,都不应对其他族群国民的身份和母语教育权利抱有任何成见。反之,一个真正的爱囯主义者,应该平等对待国内所有不同民族群体,尊重他们在建立自己选择的学校方面的宪法权利。

 

无可否认的是这65年以来,与以国语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学校相比,母语学校在政策上的注重程度及受分配的资源都不断地下降。许多学者都针对这种情况的产生之原因及过程做出了分析,最主要的结论就是国家教育体系及语言课题被政治化。

 

政策制定者、政治人物和公众需要透彻了解实际状况和学校教育的真实情况和数据,以便制定和执行未来政策:

  1. 300 万在藉小学生中,98% 就读于公立学校,仅有2% 在私立学校。 其中77% 的公立学校学生就读于以国语为教学媒介的国小(SK); 以华语为媒介的华小(SRJKC)为 20%;以淡米尔语为媒介的淡小(SRJKT)为 3%。 政府资助的宗教学校和特殊学校只占入学人数的不到1%
  2. 尽管极端语言团体不断煽动,华小在学生入学方面却变得更加多元民族化,反而国小则变得愈加单元民族化。 估计有 20% 或更多的华小生是非华裔,主要是土著,而愿意将孩子送到华小的马来人和其他土著父母的比例逐步提升。
  3. 国小与华小在小六检定考试(UPSR)成绩差距不大。淡小与其他两个源流学校之间的成绩稍有差距,约为 4 个百分点。
  4. 国民型小学虽然以各自的母语授课,但与国小的课程大纲相同。
  5. 尽管在不同源流的学校求学,所有种族的学生普遍都通晓国语,75% 的学生在 2010 年大马教育文凭(SPM)考试中取得至少优秀(Credit)。 如果将国语的语言能力视为融入社会的重要工具,那么母语教育学校教育几乎没有显著负面影响。

 

显然,以政治、种族或感性因素处理此类问题,而无视父母意愿和教育原理方面的考量,以及宪法关于母语教学的保护规定,是错误的。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

 

强化母语学校的建议

以下是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的建议,考虑了基层和非政府组织对如何加强母语学校的反馈

  1. 平等对待各源流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培养出能应对全球竞争的多语言人才
  2. 让各源流教育都拥有平等的机会和资源,并根据家长的选择和市场需求来扩大和发展
  3. 为少数土著社区,尤其是东马的土著社区发展其母语教育
  4. 提供更多资源,以加强母语学校对马来文的学习
  5. 举办更多校外活动,让不同源流的学生交流互动,促进社会融合

 

进一步规划国家教育蓝图

与此同时,必须意识到,如果教育部和教育领域的其他主要利害攸关者之间没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和共识,教育改革就不可能实现。《2013-2025年国家教育蓝图(NEB)》已迈出重要的一步。

 

该蓝图在时任副首相兼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的监督下组织和实施,是与马来西亚全国各地的国内外专家、官员、教师、校长和家长进行的大量分析、采访、调查和研究的结果。此外,还咨询了近1.2万名公众和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意见和反馈。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教育蓝图不仅意识到维护和支持国民型小学的重要性,还作出了以下重要承诺:

 

确保所有政府和政府资助的学校获得足够的财政支持

 

教育部将制定和实施一套透明和公平的原则,为所有类型的学校分配财政援助和其他帮助。这些原则将符合使用权、质量、公平、统一和高效率的制度目标 (E-19)

 

马来西亚的家长和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有必要关注孩子们在国家教育体系即母语学校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以及确保这一承诺被遵守。

Vernacular schools an invaluable, potential game changer for Malaysia

Vernacular schools an invaluable, potential game changer for Malaysia

Datuk Tan Yew Sing

 

Such institutions can produce multilingual students, raising nation’s competitiveness

The Education Ministry, in its Malaysia Education Blueprint 2013-2025, has said that it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a transparent and equitable set of principles for the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aid and other support for all school types.

 

All evidence to date – within ASEAN and internationally – shows that multiple language fluency in whichever country in the world is an asset not only to the individual, but to the business organisation as well as the nation that encourages it.

 

We are fortunate in that not only do we have a multilingual population. We also have the building blocks for a bilingual and even trilingual population in our national schooling system.

 

Our national education objective should be to ensure every Malaysian child receives the right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a fair share of opportunities from cradle to career. This is especially necessary if we are to cope wi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an increasingly globalised world.

 

Diversity and mastering more languages should be a key policy priority. Our government should view vernacular schools using different languages as a socio-economic resource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not be pressured to view a different medium of instruction to Bahasa Melayu as a hindrance to national unity.


Reality in history and on the ground

Multi-stream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the right to education in the mother tongue of each ethnic group is enshrined in the constitution. Such rights cannot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because of extremist groups that have no political or educational legitimacy.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unity cannot be built on the basis of depriving minority ethnic groups of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s to learn and study in their mother tongue together with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y individual who professes to be a true Malaysian nationalist should not harbour any stereotypical views or prejudice towards other ethnic groups, their identities and their mother tongue.

 

On the contrary, a true nationalist should treat all races and ethnic groups equally and respect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 in setting up schools of their choice.

 

It is also undeniable that, during the past 65 years, there has been a steady erosion in the policy’s importance and resources allocated to vernacular schools compared with national schools that use Bahasa Melayu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How and why this has happened has already been analysed by many academics and the overwhelming conclusion is the politicisation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and the language issue.

 

This is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and the real facts and figures on schooling which policymakers, politicians and the public need to know for future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1. Of close to three million students enrolled in primary schools, 98% are in the public system and 2% in private schools. Some 77% of public schooled students are enrolled in national-type schools (SK) with Bahasa Melayu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20% in Chinese national-type schools (SRJKC) and 3% in Tamil national-type schools (SRJKT). Government-aided religious and special schools account for less than 1% of enrolment.
  2. Despite the constant agitation by extremist language groups. SRJKCs have become more multiracial in their student enrolment while SKs have become less multiracial. An estimated 20% or more of SRJKC students are non-Chinese, mainly Bumiputera, and this proportion of Malay and other Bumiputera parents preferring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SRJKC schools has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3. The UPSR achievement gap between SK and SRJKC schools is insignificant. There is a small achievement gap of about four percentage points between SRJKT and the other two streams.
  4. SRJKs, although they teach in what has been referred to as the mother tongue, have the same curriculum content as the SKs.
  5. Despite enrolment in different schools, there is widespread proficiency in Bahasa Melayu among students of all races with 75% of students achieving a minimum credit in the 2010 SPM examination. If Bahasa Melayu language proficiency is seen as an important tool of integration, there is little or no adverse impact of vernacular education schooling.

Clearly, there is a political, racial or emotive approach to the issue that is ignorant of parental and pedagogical concern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 on instruction in one’s mother tongue. What can be the solution?

 

Proposals for strengthening vernacular schools

Here are my proposals as an educationist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both grassroots as well as feedback from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on how to strengthen vernacular schools:

 

  1. Treat all education streams as part of the national schooling system with equal treatment to nurture a multilingual population competent for global competition.
  2. Allow all education streams to have equal opportunity and equal resources to expand and grow according to parental choice and market needs.
  3. Develop education in the mother tongue of minority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especially in East Malaysia.
  4. Provide further resources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of Bahasa Melayu in vernacular schools. 
  5. Organize more extramural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of different streams to interact and encourage social integration.

 

Building further o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Blueprint 2013-2025

At the same time,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se that education reform cannot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strong political will and common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key stakeholders in the Education Ministry and others in the educational sector. An important start has been made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Blueprint (NEB) 2013-2025.

 

Organised and carried out under the watch of then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education minister Tan Sri Muhyiddin Yassin, the blueprint is the result of a multitude of analyses, interviews, surveys, and research conducted wi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xperts, officials, teachers, principals and parents all across Malaysia. In addition almost 12,000 members of the public and various stakeholder groups were consulted for their ideas and feedback.

 

It is important to stress that the NEB not only recognised the importance of upholding and supporting the SRJKs but it also made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commitment: ensure all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aided schools receive adequate financial support.

 

The ministry pledged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transparent and equitable set of principles for the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aid and other support for all school types. These principles will be in line with the system aspirations of access, quality, equity, unity and efficiency (E-19).

 

It is necessary that parents and all stakeholders in Malaysia pay careful attention to what is now happening to their children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especially in vernacular schools, and whether this commitment is being kept or ignored.

 

 

 

 

22 August 2021

The Vib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