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都哪儿去了？

1．我与隆雪华堂结缘是在1986年，受时任会长邱祥炽先生的邀请，协助筹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简称雪华青），并于1988年至1990年间当了青年团团长，也于1987年受委为董事，屈指算来已接近三十个年头。对比短短的人生，这段日子可不算短。今年六月，我在隆雪华堂的会长任期正式届满，离别在即，感触良多，也该借此反思做个总结。

2．回想当年受邱会长所托，汇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确立‘育我华青，民主为训’的理念，为推广民主人权的思想教育，无怨无悔的奔波。大伙儿热火朝天，过着闪亮的日子。回想当年，活动频密，心情愉快，每周一次的论坛（包括每月至少一次以英巫文为媒介的讲座）持续多年，到各大学办讲座、口才培训、会议规范座谈，与四大华青联办全国青年领袖训练营；此外还出版一系列册子宣扬民主理念，每年一次大规模庆祝人权活动，组织培育分队到各县区办青年活动。只要是有关民主人权的活动，雪华青旗帜总会迎风飘扬，从不缺席。

3．在十五华团活跃期间，我追随张景良等人，足迹遍布全国；也有幸和林晃昇、沈慕羽一众华教领导接触学习，更成了推广两线制理念的马前卒。犹记得最高记录是一年共主讲了五十多场民主人权讲座，又刚逢英迪教育集团初创的艰难时期，难怪太太怪我将家当成旅馆，一周难得一次在家共用晚餐，也难得和孩子们见面。对于孩子成长期我缺乏参与关心，始终深感内疚，至今依然。从民权委员会秘书长到华研总务，从雪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主任到在雪华堂‘改朝换代’后降为普通董事，我在雪华堂的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4．在隆雪华堂‘协商挂帅’的岁月，我仅能在‘不友善的雪华堂大环境下沉潜拓土（借用黄进发的用词），蓄势待发，直到经过多番运筹帷幄协助颜清文掌握领导权，隆雪华堂才重新刷亮招牌，重返当仁不让的轨道。在辅佐颜清文、陈志成及黄汉良三位会长期间，隆雪华堂不仅促进内部组织民主化，也为华社的公民运动理念奠下基石，让华团活动内涵有了质的飞跃，并全面参与国家政经文教各领域。

5．至于我当会长期间，在众同道的配合支持下，隆雪华堂更以‘扎根华社，迈向多元’为理念，丰富了我国华社公民运动的内涵，积极拓展跨族群活动。行动方略的成立过程一波三折，反而激发同伴们的热情，更落力去落实华团跨族群社会工作。我们始终相信，我国社会改革运动，必须动员各族人民参与才能事半功倍，才能有效牵制种族和宗教极端势力。

6．如今到了即将挥别隆雪华堂的时刻（当然日后隆雪华堂若有号召，我必然随呼随到），我在思索没有直接参与隆雪华堂的日子会是怎样的？

其实我国正值政治体制暗流汹涌，经济结构急需转型优化，华团组织尚需理念提升，华教运动确也面临内外交困之际，到处都是有志男儿女士可以贡献效劳之处。

7．我已届六十耳顺之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社会改革是一辈子的承诺，离开隆雪华堂仅是转个跑道，隆雪华堂的同道老友们还会在各个场合并肩作战。这篇感怀，算是给自己在隆雪华堂的三十年生涯做个小结，希望激励更多有志青年加入隆雪华堂，薪火相传，接下我们这批在八十年代高举民主人权旗帜的‘老青年’的棒子，继续前进。

8．时间都哪儿去了？回首过去，原来都在‘扎根华社，迈向多元’的路上播种、耕耘，致力于开创新天地。日子没有虚度，有意义的投入，丰富了生命的内涵。

公平與多元，始能促進國民融合

對某些人而言，消除多言即可實現國民團結。從本質上，多元社會被視殖民時期的遺緒，是建設國族國家的一大阻力。國人如今說著不同的語言，甚至信奉不同宗教，都是英殖民者“分而治之”政策的結果。短期內，這些差異可以被容忍，但長期來說必須被消除。在這個意義上，中庸意味著漸進地消滅多元。

多元，像是生活中的各種調味料。在個人層面，使我們擁有多樣的選擇趣味。在集體方面，使我們能更廣泛地思考，靈活地應對環境。

這是多語環境的最佳證明。在多元族群的馬來西亞，我們得以與全世界接軌。不論對方說的是馬來語、英語、華語、泰米爾語、阿拉伯語或印地語，我們當中將有人通曉這些語言。

但是多元社會確實對國家建設構成挑戰：不平等。當我們同樣是貧或富時，多元尚且不是問題。然而，生活中常感被虧待者，對於多元將感到惱怒，甚至難以忍受。

在平等的國度，像瑞士那樣即使存在各種語言，仍能共存共榮。一旦喪失平等，縱使像泰國佛教徒和穆斯林一樣說著泰文，也會發生族群衝突。

2008年政治海嘯後，馬來西亞經歷兩項變化。首先，往積極方面發展，民主空間愈來愈大。其次，在另一方面，我們見到更多的族群與宗教衝突。國人較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敏感。無論教堂的十字架或興都廟的暮鐘，都變成危險、混亂。

某些人因而聲稱，民主與多元社會難以兼容。直至我們願意與對方一樣，否則民主不適合我們。我們需要回到專制的舊時代，繼續由政府來規範我們的思維行動。

也有人認為，我們必須在宗教或語言議題中尋求解決方案。我們需要更深入了解彼此的宗教，設身處地，審慎敏感；甚至需要學習更多共同語言。

我們當然堅持促進理解，但我們也相信近幾年的不平等、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是族群與宗教衝突的根源。

不論喜歡與否，新經濟政策（NEP）及其延續計劃，形塑了馬來西亞1969年之後的走向。這項政策成功地縮短了族群之間的經濟鴻溝，還提供了穩定的經濟增長。

除了這些正面貢獻，新經濟政策也讓國家付出慘重代價，不僅造成大量人流失、資本外移，非馬來人也感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

更重要的是，新經濟政策未能賦權予所有土著，無法他們享有同等機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權報告指出，大部份非土著都被邊緣化。在馬來群體中，機會也並非公平、平等與針對性的依據需求與績效分配。我們經常聽聞部長子女獲頒獎學金到海外深造，但那些缺乏管道的鄉區子弟依然落於人後。

短期而言，新經濟政策的實施產生許多新的百萬富翁或億萬富翁，但同一時間，卻未提升一般馬來人和土著的競爭力。到了八零年代，通過私營化政策，新經濟政策儼然成為朋黨至上、用人唯親的藉口。

這些弊端，使得新經濟政策從長期甚至中期來看，都站不住腳。我國目前仍停滯在中等收入陷阱，喜歡僱用廉價外勞，但我們的勞動密集產業卻不敵中國、越南、印尼的廉價勞動力。同時，我們也缺乏學有專精的勞動力，來應付高科技產業的需求。

即使首相納吉胞弟納西爾，也希望見到乃父制定的政策有結束的一天。但任何有關改革的討論，都遭到土著權威組織、穆斯林連線和馬來前鋒報激烈反對。不只是那些不具競爭力的土著企業，處在弱勢社經地位的普通馬來人也懼怕新經濟政策終結。

某些政客操弄這類恐懼心理，以確保既得利益。他們不斷散播馬來人、穆斯林和伊斯蘭教危在旦夕的印象。這就是族群與宗教衝突的政治根源。某些政客需要在人民心中散播恐懼與不信任感才能繼續執政。

直到社會對新經濟政策的替代政策取得共識前，我們可預見未來將有更多的宗教衝突。我們需要一個讓孩子們都有平等機會憑藉潛能與努力逐夢的政策，而不是由家庭、社區或出生地域來決定他們的命運。

換句話說，我們需要體現公平，讓每個需要協助的國民都獲得公平賦權的機會，改善自身與他者的生活。

我們必須摒棄「馬來人之困境是內部族群問題」的觀念，應從全民層次來看待問題。尤其是馬來人在人口和政治上佔主導地位，一旦問題無法有效解決，勢必影響全民。

我們也必須摒棄「本南人或尼格利陀人之困境是內部族群問題」的觀念，即便他們不在人口和政治上佔主導地位。我們必須同在一起，否則將失去同在一國的道德基礎。

如今，我們必须先跨出建立共識的第一步，使國人能更有自信地追求共同的未來，減少對前景的不安全感。不論喜歡與否，我們都得同舟共濟，休戚與共。

马来西亚同安金门厦门联合总会 第三届总会长陈友信发言稿

百年前，华人地缘性和血缘性社团的创立的宗旨和功能，基本上是为了安顿和照顾南来的同乡，包括安排就业、祭祀共同的祖先、联络乡情、兴学办教、施诊贫老、排解纠纷、安排后事等等。

（一）会馆社团的现代角色和功能：

以上所提到的大部分事项，现代人都能自行处理，无需劳烦会馆社团。那么，21世纪的会馆社团，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呢？我提出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1）     培养人才：

前些时候企业界盛行一套管理概念，称为“从优秀到卓越”（From Good to Great，或者简称为“从A到A+”），认为一个企业要达到优秀不难，但是要追求卓越，就不容易，关键要素在于人才。有怎么样的人才，就能做怎么样的事。

很多人或许忽略了，像会馆社团这样的非营利机构，实际上也需要人才。社团能做多少事、格局有多大，跟所具备的人才关系密切。换言之，若是缺乏人才，社团不是眼高手低，就是进展缓慢。因此，今天的会馆社团，需要花心思栽培人才，通过思想和技术的指导及演练，培养具有创意、能够独当一面，具备行政运作能力的人才。

（2）     社团章程必须与时俱进：

最近董总风波好像给华人社会进行一场“震撼教育”。有的领袖不依章行事，结果僵局打不开，矛盾越陷越深。人固然是问题的症结，然而，章程的含糊也造成别有居心者有机可乘，钻章程的漏洞。

所谓经一事，长一智。我诚恳呼吁所有的社团领袖，应该好好检查本身的章程，看看是否有漏洞？趁着平时把章程修订。我也呼吁华总拟定标准化的社团章程，供各社团参考。

（3）     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

会馆虽然是华人社团，但是生活在多元种族的社会，我们必须关心跨族群的公共事务，必要时公开表达观点，提供改进建议；或者连同其他团体联署声明，鞭策政府。

所谓公共事务，具体言之，就比如伊斯兰刑事法（Hudud）、政府在今年四月推出的服务税（GST）、我国社区的安全问题、教育政策等等。通过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共同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二）继承及发扬“嘉庚精神”：

接下来要跟各位谈谈陈嘉庚先贤以及“嘉庚精神”。

相信年长的一辈对陈嘉庚先贤的事迹耳熟能详，一般人常用“倾家兴学”来概括他的奉献和成就。这位先贤在教育事业的付出，包括所投入的心力、长期教育捐献之总额，以及持续努力之长久，整体而言，几乎可说是前无古人；当然，我们不希望是绝后，否则就无从再谈“嘉庚精神”了。

嘉庚先生当年创办或资助的学校，包括厦门的集美学校（1913）、新加坡的南洋女校（1918）、南侨中学（1919）、厦门大学（1921）等等，都是为国家和社群培养英才的优秀学校；他本身或者他的女婿李光前先生，在当时的马来亚或马来西亚，也捐款给不少的华校和民间团体。所以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光前堂”的字样。根据学者的研究，嘉庚先生一生中在中国、新加坡以及马来亚所捐献的教育经费，保守估计总值在一千万元以上；若兑换成现在的币值，大约相等于一亿美元。

祖籍厦门的会员们，相信大家都约略听过这些事迹。嘉庚先生的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长袖善舞，懂得创造财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慷慨。实际上，嘉庚先生有许多进步的教育观，例如，他鼓吹及创办女校，是当时可说是走在时代的前端。他推广技职教育，强调其实效性以及对国家社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他的高瞻远瞩。

此外，很少人知道嘉庚先生与博物馆也有密切关系，甚至是华人世界创办博物馆的先驱。嘉庚先生在1950年至1960年建兴建鳌园；另外捐献10万人民币倡办中国广州华侨博物院。这座博物院于1956年动土，1958年落成，在中国博物馆史上开风气之先，意义深远。嘉庚先生认为博物馆是社会教育、文化建设、国民教育的重要一环，必须加以重视。嘉庚先生也推崇自然科学，不论是鳌园或者他所创办的博物馆，都有很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的陈列和收藏。

有感于嘉庚精神的伟大及其当代意义，2011年我跟陈凯希先生、拿督斯里林玉唐、拿督张润安发起成立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宗旨包括：（1）发扬陈嘉庚精神、（2）支援教育工程、（3）加强跨文明交流、（4）深入研究马来西亚及海外华人历史。

这些年来，陈嘉庚基金设立了陈嘉庚纪念馆、先后举办专题讲座、座谈会、展览、出版书刊、国内外团体的互访交流、嘉庚语录书法比赛、陈嘉庚与南侨机工常识问答比赛等等，都得到社会各界相当好的回响；今年更创办“嘉庚学堂”，培训有志于社会工作的青年，以一年的期限作思想和技能的准备，课程包括三大范畴，即（1）人文思想、（2）政治经济，以及（3）公共管理。欢迎在座的年轻朋友，或者各位会员的子女报名参加。就读“嘉庚学堂”无需学费，每个月还可以领取1500令吉的津贴。欲知详情，可以向陈嘉庚基金洽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