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教育部考虑改革废除UPSR和PT3政策

我国教育部在2021年决定废除UPSR 及PT3，至今只是经过两年的短暂实施，竟有在朝政府领导公开宣称要检讨此教育措施，甚至改弦易辙，令人担忧。

朝夕令改的作风凸显我国教育部决策前准备不足与行政不力的缺点。这一点应立即予以改变，而非遇事退缩，避重就轻。

我们可以尝试分阶段分区域执行此教改，或设立实验基地，循序渐进式地进行。

同时，加大力度做老师的培训工作。在职教师必须在充分掌握多元评鉴方式，专注于教学的效益，促进学生对学术课程内容的求知欲，当然人格的调塑与道德提升也必须是优秀学校所推行优质教育的指标。这样才能务实的为学生储备应对未来挑战的社会生活的能量和能力。

多元评鉴机制包括校本评估、课堂评估、项目学习等，我们也要考虑以不同地区标准来进行学科集体备课相互评估。但过程中不可产生过度繁复沉重的文书工作程序，否则将影响老师时间花在专注学生的学习进度上。缺少亲近及互信的师生关系，很难为社会培养出具有精致人文面貌及文化自信的学生。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缩小班级学生人数等教改措施，来逐步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及精准照顾学生的身心发展。小班制，即每班不超过30位学生，是应当采取的最基本教育方式，老师可以充分了解和发掘每个学生的个性和潜能，亦能增加师生的互动频率，进而真正落实团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至于有关教育资源，我国的教育拨款比率可和许多发展国家相嫓美。只要应用得当应，进行小班制应是我国教改的目标。

无论如何，支持废除与保留UPSR、PMR的阵营虽见解各异，其实大家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为孩子的教育生命带来最好和最完善的影响。

2024年董总中央委员与行政部工作交流营

“董总的组织文化” 刍议

2024年10月26日

（一）工作重点

1.1） 建设董总形象：我们将继续推动董总的专业化、多元化和现代化发展，致力于与各族群、政府和教育机构的深化互动与合作。通过这些努力，董总将进一步巩固在推动华教事业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提升与其他群体的交流与理解，携手共创和谐社会。

1.2） 推进教育改革：我们将全力落实华文独中教育蓝图，进一步强化三语教育，特别是科学实验、数理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教学，塑造一个充满活力、适应时代发展的学习型校园文化。这不仅是满足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也是在全球化时代增强华文教育竞争力的关键。

1.3） 推动组织专业化：我们正在努力优化董总的内部管理机制，并且积极推动董总华教综合大厦的建设。这个项目的实施，将为华教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和资源，确保我们能够为接班人梯队提供更加系统的培训与支持。

1.4） 促进跨族群交流：将以专业化、现代化和多元化的新形象，主动与友族团体、政府及学术界开展跨族群交流与合作，旨在提升华教的影响力，推动华文教育的全面发展。

1.5） 加强华教共同体的发展：掌握国民型华文中学及国民中学华文教学及相关活动现况，并关注其所面对的问题。同时加强与其他关心国民型华文中学及国民中学华文教学及相关活动的团体的联系，形成强有力的华教共同体。

（二）处事的准则

董总的愿景贯彻始终，那就是 —— 引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永续发展，并履行维护与发展华文教育，争取其平等地位的使命价值。这一愿景又贯穿于组织的各项工作和决策中，通过明确的使命和价值观体现，董总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集体精神，推动教育事业的不断进步与创新。

董总倡导忠诚、负责、团结与奋进的组织价值观，过程中也始终强调并通过这组织价值观来塑造一套健全完善的组织文化及运作机制。

为实现上述目标，董总鼓励成员在工作实践中关注使命与传承，推动个人与团队之间的共同成长，同时保持真诚沟通和创新思维。董总鼓励团队成员坚持追求卓越，保持敬业乐业的态度，以共同促进组织的进步和发展。

董总的组织文化应包括下列几个元素：-

2.1）团队文化：谢绝小圈子心态

要成就对个人生命与群体社会皆有意义的事业，有关团体必须建立团结友爱、相互支援、资源共享、集体成长的团队文化，并拒绝小圈子心态。

我们必须以相互尊重和同理心为基础，乐于聆听和理解，同时积极表达和回应，促进伙伴之间的内部交流沟通，以及与外界的联系互动。

通过构建无障碍的沟通机制，确保高、中、基层之间的信息畅通以及强度互信，可以更人性化地处理内部矛盾，提升对外沟通的有效性，步伐一致积极应对外在挑战。

一个团队的成功基础从来不是“个人秀”，同伴之间的携手共筑与同舟共济十分关键。我们应主动发掘伙伴的能力优势，不吝于赞美、创造个人与团队的展现舞台。当我们欣赏并鼓励彼此的独特才能，并鼓励伙伴发出光芒时，将能互相进步，不仅能够提升团队的士气，还能激发创新和协作。通过相互学习和分享，我们能构建一个更加团结和高效的团队环境。

记住，成功的关键在于将个人的能力与团队的目标完美结合起来，唯有团结一致，才能在挑战面前迎刃而解，共同实现成功的里程碑。

2.2）担当文化：任务可以授权，责任不能推卸

董总提倡明确的问责制，强调工作任务可以从高往低授权，但从高层以降的责任分配则不能推卸。

每位团队成员都有各自的岗位角色与责任担当，都需对自己所承担的职责和工作结果负责，培养担当文化。

通过强化责任意识，确保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角色与权限，从而提升整体团队的效率、凝聚力与向心力，为实现组织的目标共同努力。

2.3）开放文化：资源共享，相互辅助，突破框框，力求创新

我们倡导开放文化，强调资源共享与相互辅助的重要性，鼓励团队成员相互协助发掘彼此的能力优势。

通过不吝赞美和创造展示机会，团队能够发挥互助合作的精神，实现共同成就。职员各司其职、发挥特长，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光，从而推动团队在创新与突破中不断前进，迎接新挑战。

同时，我们也要用高科技手段来实现资源共享，避免内部固化工作性质而陷入创造力僵化的桎梏，反而更应该鼓励不同岗位人才相互辅助，从正面的思维心态上寻求突破，力求创新。

2.4）形塑团体共识

始终坚持以组织的愿景、使命与宗旨作为行动的指南针，将“以使命为导向”的理念精神融入各个层面，以引领组织朝着共同的目标前景，致力开创华文教育的新时代。

职员们必须深刻体会到传承华教精神与中华文化至关重要。相信透过内外部持续的宣导，将能传递组织文化与经验积累，培育华教中坚力量，从而确保我们组织的永续发展。

团队成员需定期省思，积极求取进步，打破固有思维，保持与时俱进的态度。通过突破传统框架，激发创新精神，勇于尝试新思路和运用新工具方法，协助团队能够团结一致有效应对外部变化和挑战。

职员们必须充分了解事务的意义与目标，以此激发伙伴的动力和热情，发挥敬业乐业的匠人精神。同时，时刻保持身心健康，确保有能力实现组织和个人的共同愿景，有信心为组织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通过融合各个个体智慧的群体共识，不仅增强了灵活应变的能力，也促进了组织的持续发展以及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力量。

2.5）健全人才政策：建立学习型组织

我们也倡导灵活变通的人才政策，强调在提拔人才时不拘一格，重视多样化的背景与竞争力，提供异议的空间。

通过打破传统的选拔标准，鼓励来自不同领域和层级的成员展现才华，创造各部门的内在提拔机制，提供成员学习及培训的舞台。

董总的成员务必保持积极心态，“挑战自我，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2.6）终身学习：与时代并肩而行

我们希望定期进行有效而具有特定主题的学习分享会，让成员之间互相交流，分享经验和知识。通过集体学习提升整体水平。

无论是技能的提升还是知识的积累，我们都鼓励关注每一个小进步，积累起来就会形成巨大的成长。

同时，确保所学知识能有效应用于实际工作中。通过项目实践，让成员在真实环境中运用所学，不断检验和完善自己的学习成果。

应变之道在一个组织的管理层面上十分关键。我们鼓励成员打破传统思维定式，提出新的想法与见解。通过多样化的视角，推动团队的创新能力。

我们也鼓励成员勇敢尝试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工具，甚至是失败中的反思和总结。通过实验和实践，发现更优的解决方案，并且及时调整策略，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结语：

诚然，国内国外大环境的变化对华文教育运动有助力之处，包括中国崛起、华文在国际地位提升、国内华小受非华裔的肯定、砂州争取教育自主权、不少州政府已经正式拨款、拨地等间接承认华教对国家发展的贡献等。

同时，我们也要居安需思危，即时刻关注马来极端单元主义势力灭华教之心的尚存、国家体制内不全面认可母语教育的有效性、立国之基因的单元多元体制争议不休等，皆是华教同道需继续落力监督争取，坚持不懈努力发展华教大业！

开拓教育视野，建设华教事业

 雪隆董联会中委交流营

“开拓教育视野，建设华教事业”

谈雪隆董联会的任务与挑战

尊敬的各位同仁，

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雪隆董联会在教育领域的任务与挑战。

作为一个致力于推动华教事业的组织，我们肩负着重要使命，十分需要大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一起完成这个时代交给我们的义务。

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华教指的是华文教育，而非仅仅为华人教育。

另外，非华裔生的增加是大势所趋，无法改变，也不须改变。

对比2023年，2024年土著学生增加8,175人，而非土著学生减少5,810人。

教育新视野：-

1.0） 教育未来的人才

培养学习能力（自主学习与批判性思维）、协合力（团队合作）、鉴别力（信息准确性与价值判断），以及抗压能力（情绪管理与危机应对）。

2.0） 跨学科能力，高科技高人文素养

从西方兴起结合艺术与科学、技术能力与人文素养的现代教育模式，值得参考和取经，为培育跨领域能力做准备。

3.0） 智能教育的普及化

对于政府着重在学生对科学、数学和英文掌握能力的新措施有保留。智能教育必须从小学开始，融合到不同学科的教材中，以塑造不同层次的智能化教育进程。

4.0） 综合评鉴 VS 应试教育：

必须重视未来的教育模式并非为了应付考试用途，而是综合评鉴个别学生在不同学习领域的成绩与成长潜能。

建设华教事业：现阶段工作重点

一、弘扬中华文化，提倡尊师重道

教育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基石。我们要积极倡导尊师重道的理念，让学生认识到教师在知识传授和价值观塑造中的重要角色。同时，我们也应弘扬中华文化，传承优秀的传统价值，让年轻一代在多元文化中自信成长。

二、报读报考SPM、STPM华文科

华文教育是华教事业的核心之一。我们必须鼓励更多学生（不分族群）报考SPM、STPM华文科，提升华文教育的地位与认可度。这不仅关乎个人的发展，更是整个华族未来的希望。

三、关注州内华小课题

在面对日益严峻的教育政策环境时，我们需要持续关注华小的课题，特别是促请教育部落实在朝政党在大选前的诉求。这需要我们团结一致，争取合理的政策支持，确保华小的生存空间不受到压榨。

近年发生多所微型华小生存受限、迁校的问题凸显出我们必须注重争取承认各源流学校地位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坚持多源流教育的原则，反对任何可能对华教事业造成不利影响的政策。教育是所有族群共同的权利，我们不能允许政策将各族群分化，造成教育政策上的不公平与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

四、培育华教运动新一代

为了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们需要培养华教运动接班人。雪隆董联会将继续举办中学生干训营，提供多样化的培训机会，帮助学生全面发展，增强他们在投入社会前必须具备的个人综合竞争力、组织能力思维以及各项社交技术应用条件。

我们也要支持国民型华中及国中华文学会活动，即提供充足的资源给上述政府体制内的中学的中华文化活动。

五、全力辅助董总

最后，我们希望雪隆董联会将继续全力支持董总的各项工作，共同推动华教事业的长期发展。

内部团结一致，才能推动克服发展华教的困难、更从容迎接外部挑战。

辅助董总倾全力争取统考承认，处理师资短缺，以及力求官方系统性拨款。

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我们能够集思广益，共同开拓教育的视野，为建设更为美好的华教事业而努力。

“华校一家人”的精神，资源分享，相互支援，强化华教共同体的共识。

谢谢大家！

2024年10月6日

嘉庚精神对海外华人华侨的启

2024年集美大学“陈嘉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讨会

陈友信、庄诒晶

各位来自国内外的嘉宾，先生、女士，大家好！

首先祝由集美大学主办“陈嘉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讨会圆满成功！

本次集美大学为纪念陈嘉庚先生150年诞辰举办研讨会，不仅是回应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年前给集美校友总会回信的重点“共圆民族复兴之梦”，更是深一层探讨嘉庚精神的时代价值与文化传承，让人为之振奋！

众所周知，陈嘉庚先生是著名的华侨领袖，是一位跨越时代的巨人。嘉庚先生在中国福建集美出生，却扬名海外，一百多年前，他过番南洋，成为华人华侨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成为中国与海外华人华侨相连的典范人物。嘉庚先生一生立功、立德、立言，一生为国家服务、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积极改造社会，被毛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离开人世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但他的善行义举与高尚情操，依然为海内外华人所深深怀念和传颂。

2011年，我联合其他三位马来西亚华商：陈凯希先生、丹斯里拿督斯里林玉唐、拿督张润安，发起成立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其初衷正是为了发扬嘉庚精神、乃至于其时代价值。陈嘉庚基金在马来西亚正式注册至今，成立了“陈嘉庚文化中心”、“陈嘉庚纪念馆”、“嘉庚学堂”等小组，每年举办“嘉庚之夜”、“陈嘉庚精神奖”、“嘉庚论坛”、“先贤交辉”展览等，近期还开创了“嘉庚书房”展览等，一做就做了十年，我们在海外也致力于举办学术与推广活动、培养人才、支援教育工程等，以实际行动来落实与弘扬嘉庚精神。

我们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的同仁，认为能以“从侨到桥”来概述陈嘉庚先生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与嘉庚精神的时代价值。集实业家、慈善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陈嘉庚，以己为“桥”，团结各地海内外华侨华人，支援抗日战争、开拓教育事业、推动社会改革等，世所罕见。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因受到嘉庚精神的感召，以嘉庚为“桥”，跨越狭隘的民粹主义，呼吁海外各地的志同道合者，共同面对「去全球化」歪风，将中华文化的软实力，转化为当今促进多元世界的活力！

2018年6月，这一座“嘉庚之桥”通过中国侨联的华侨公益基金会这个平台，在中国正式成立“陈嘉庚教育公益基金”；2019年，“陈嘉庚基金联谊会”在香港举行盛大成立大会，包括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在内的8个会员团体成为发起成员。这些一个又一个，在各地开花结果的“陈嘉庚系”组织，是继承了嘉庚先生的“造桥者”的伟大事业，承担了为教育奉献、为社会服务的重大使命，以进一步弘扬嘉庚精神、传承嘉庚精神。

（一） 正当经营，诚毅为训

1.1） 替父还债

1903年，陈嘉庚父亲的生意破产且欠下高达20多万叻币的债务。根据当时新加坡的法律，父债不必子偿，但从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陈嘉庚表示“父债子还，天经地义”，他毅然承担了父亲的所有债务。他向债主承诺，“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

陈嘉庚从经营米店、黄梨罐头厂干起，从简起家。至1907年，他连本带利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全部债务。陈嘉庚“代父还债”的举动迅速传遍了东南亚，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与赞赏，为日后经营奠定了坚实的人脉和信誉基础。

1.2） 诚信为本

陈嘉庚将诚信经营原则写入公司章程，并亲自拟写警语置于章程页眉，用于警示和告诫职员。一方面，陈嘉庚十分重视产品质量，公司生产的各类胶制品出厂前必须经过多道工序检验，为顾客严把质量关。他在眉头警语中写道“货真价实，免费口舌；货假价贱，招人不悦”；“货品损坏，买后退还；如系原有，换之勿缓”。

正是因为诚信经营，质量过关，陈嘉庚公司生产的“钟标”牌胶靴和“苏丹”牌黄梨罐头得以畅销世界。另一方面，陈嘉庚非常重视对顾客的尊重与相互信任，“待人勿欺诈，欺诈必取败”“与同业竞争，要用优美之精神与诚恳之态度”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

1.3） 从商之道

始终秉承中华民族“诚以待人，毅以处事”传统的陈嘉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用汗水与智慧建立了遍布世界的庞大企业王国，成为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的杰出企业家。

由于深受陈嘉庚那个时代的华侨先辈的影响，马来西亚华人企业家对于在地中小学、大专院校的教育建设，无论硬体软体，出钱出力不在话下。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创办的“陈嘉庚精神奖”至今是第九届，曾奖掖数位企业家——已故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李斯仁，及我们基金发起人——已故陈凯希先生。以上几位马来西亚企业家充分发挥陈嘉庚精神——诚信为本、以商养文的精神，如今仍然影响及启发马来西亚企业家。

（二） 团结华人华侨，促进正面社会文化

2.1）对海外华人华侨的正面影响

作为近代中国衰败危亡的受害者和见证者，华侨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息息相关。“嘉庚精神”的持续生命力在于，以陈嘉庚为代表的爱国华侨没有个人私利，一生只求国家富强、民族兴旺、造福桑梓。

1938年10月10日，来自南洋地区45个城市的华侨救亡组织和代表168人，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难民总会，公推陈嘉庚为主席。自此，南洋地区上千华侨团结在南侨总会的旗帜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援助祖国抗战。

南洋华侨历史上第一次广泛而有力地组织起来,这与陈嘉庚的影响和努力是分不开的。这种跨越以往基于方言、宗亲等隔阂的华社大团结，有力推动了南洋地区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暴发，也奠定了“嘉庚精神”的核心内容就是爱国爱乡。

诚然，多数华侨的爱国心是自发的、由衷的，而陈嘉庚的家国情怀又增加了无私的、明辨是非的，完全以国家利益为标尺，从同盟会、国民党到共产党，谁最能代表中国的根本利益就支持谁，谁最能关注、解决民间疾苦就站在那一边，从不轻易屈服。他强调“建国必先认清是非，如是非不先认清，则政治上一切建设都无从谈起”。

陈嘉庚不是政治家，但他交友广泛、信息灵通、坚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对国内外局势不仅深入了解，而且判断正确，分析精辟，其爱国爱乡的实践和做法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2.2） 推动公益事业，打破省帮隔阂

陈嘉庚从1923年起创办《南洋商报》，鼓吹抵制日货，就在华侨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1923年担任怡和轩俱乐部总理之后，陈嘉庚便致力于星马华侨社会的各项社会公益活动，把怡和轩当成自己第二个家。

怡和轩成立于1895年，成立的目的是团结福建帮的侨领。陈嘉庚担任俱乐部总理之后，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整顿会风，严明纪律、禁抽鸦片、禁止赌博；规定周六宴会必须准时出席，等等。更有重大意义的是，陈嘉庚大胆革除几十年来只限闽帮富侨才能入会的旧规，欢迎各帮各派人士入会，而且在领导机构中鼓励各帮帮领成为怡和轩的董事主席或委员。此举使新加坡各帮华侨领袖或名流逐渐集中于怡和轩的旗帜下，陈嘉庚成为政治运动组织的核心人物。

陈嘉庚特别强调爱国情操。为促进海外华侨的爱国大团结，他提出要消除华侨社会中帮派间的隔阂。在主持福建会馆期间，他曾指出：“全侨之团结，关于爱国心理之演进者甚大。……爱国与人民团结，实有至大关系。要爱国必须团结，既团结又要爱国。何以言之，爱国而无团结，则如一盘散沙，力量奚以集中。既团结而不爱国，则团结亦属空泛。”

现代浮躁社会，物质生活挂帅，追求功利为上。然而，社会应该重新拥抱正确而健康的财富心态，比如说致富者应时刻怀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以及“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的自愿回馈原则，用实际行动消除眼下社会仇富的不健全心态。

2.3） 捐资办学风气盛行

陈嘉庚认为“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因此他选择捐资办学作为实现服务社会的突破口。陈嘉庚兴学起始于19世纪末，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其一生创办及资助的学校多达118所,除厦大、集美外,还资助或创办了福建省其他20余个县市的100余所学校，以及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资助或主管的道南中学、华侨中学、南洋女子学校、崇福女学、爱同学校工商学校、水产航海学校等。陈嘉庚经商和节省下来的钱财不留给子孙，大部分通过捐资兴学、捐赠公益等方式回馈了社会。

陈嘉庚作出的实际捐款贡献惠及不计其数的贫寒家庭，与其所思所想高度一致，在海外华人圈子开风气之先，树立了海外华商捐资办学的仿效楷模。

马来西亚华社每年需要花在华文学校的费用动辄数亿令吉，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目前，我国有约1,304所国民型华文小学（华小，学生数量达52万多名），而独中（学生数量8万多名）则有63所。假设每名独中生每年平均需补贴一千元，全年下来就需要筹集整整八千万令吉的学费补贴，

（三） 倾资办学，以商养文

3.1） 实业办教育

陈嘉庚多次论述兴办实业与兴办教育的关系，他认为实业与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即“教育与实业似有连带之关系，无实业则教育费从何来；无教育实业人才从何出。”一方面，“百事非财不举”，实业经营是兴办教育事业的基础，唯有借商兴学，以商养学，办学活动才能维持。基于对“教育与实业”关系的独到见解，陈嘉庚大力兴办教育，以期开启民智，并助力实业，服务经济发展。

以商养文，商业制造财富，并且回馈到民间的教育公益事业当中。在马来西亚，这行为包括民间力量支持的文教活动，也包括推展弘扬中华文化及社会革新活动。

3.2） 兴学建国：实学致用

陈嘉庚创办教育，首先是为了培养人才振兴实业，他办学是希望能培养出有实学才干、有出路的高竞争力人才。

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科技、工商界和经济的发展，因而筹办高等教育，就极力发展技术职业学校，尤其于厦门集美地缘之便，注重水产航海教育。陈嘉庚的办学，是一种强调“实学致用”的教育观，绝不是图虚名、呼口号的空洞教条。

再如，陈嘉庚切身体会到世界商战愈演愈烈，培养一批具有丰富商业知识、能适应世界商战形势的工商人才十分必要，于是从1920年起在集美学校创办商科，并开设实习银行、商店等，为其实业经营培养了许多商业人才。

如今全球各国都明察技职教育的重要。其实陈嘉庚早在百年前已深刻体会到技术人才对建设国家的重要性。

3.3） 重视教育素质内涵

陈嘉庚强调五育并重的全面发展人才教育，认为：“（学校）不但教其识字而已。其他如智识思想、能力、品格、实验、体育、园艺、音乐以及其他课外活动均须注意与正课相辅而行。”他又认为“学习环境，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良好的学风，良好的学风要靠纪律来维持”。他希望学生“必须遵守纪律，培养优良品德，认真学习，发扬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精神。”

此外，陈嘉庚尊重关心教师的优良校风，即从精神和物质上，给教龄长、贡献大的教师以优厚的奖励。例如，为英语教师陈大弼执教集美25周年举行庆祝会，董事长向他恭献“良师兴国”巨型宝鼎一座及现金2万元；学校规定，在校连续工作25年以上的教职工，可以休假一年，休假期间可到外地游历考察，如仍在校任职，则可得双薪。正由于陈嘉庚懂得从各方面关心教师，老师们也能以校为家，与学校同甘共苦。

最近马来西亚的社企基金主催华校退休老师基金计划，弘扬尊师重道的社会风气，和嘉庚提倡的重视师资前后呼应，也确是受嘉庚精神的潜在感召。

（四） 爱国抗日，当仁不让

在抗日战争中，陈嘉庚成为领导华侨团结抗敌的杰出领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陈嘉庚组织新加坡的筹赈会。在1937年8月15日召开的侨民大会上，陈嘉庚被推举为大会临时主席。大会决定成立“新加坡筹赈会”或“星华筹赈会”，陈嘉庚任主席。

星华筹赈会开展工作时，陈嘉庚觉得马来亚12区的筹赈会各行其是，缺乏统一领导，于是决定把马来亚各区组织起来，成立总领导机关。此外，为进一步团结华侨，使筹赈救亡工作步调一致，迫切需要组织南洋华侨最高救亡领导机构。在此背景下，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选为总会主席。

在陈嘉庚的主持下，南侨总会团结广大华侨，踊跃捐款，有力支持了祖国的抗战。当时，南侨总会直接领导下的分支机构，在新加坡、马来亚、北婆罗洲有20个单位，在缅甸、泰国、越南、香港、菲律宾有30个单位，在苏门答腊、爪哇、望加锡、西婆罗洲有35个单位。其他间接接受领导的为数更多。

南侨总会成立大会可谓是南洋华侨规模空前的大聚会，是一次南洋华侨大团结的空前盛举，在华侨史上是不可磨灭的。陈嘉庚的华侨领袖地位进一步确立，他成为团结南侨、推动抗日运动的旗帜。在陈嘉庚的爱国旗帜下，大家同仇敌忾，一往无前，从人、财、物各方面支持祖国抗战，在现代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① 公祭

在马来西亚，早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华团就每年进行对日治时代殉难国民的公祭。

今年举办的南侨机工“七七公祭”，标示着纪念南侨机工赴华抗战85周年。“七七公祭”源于战后隆雪华堂受南洋华侨筹赈总会雪州分会的委托，将所剩赈款用于抚恤死难侨工家属、举办追思会、建立殉难机工纪念碑等。

② 南侨机工

南侨机工在上世纪二战时期的艰苦岁月里，不畏艰难，克服各种障碍与困难，承担起了抗战后方交通运输的任务，为前线胜利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和装备。不少南侨机工长眠于异乡，再也未能回到他们曾经的家园。

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他们的牺牲不仅成就了抗战而定胜利，也成为后辈缅怀和学习的精神丰碑。

③ 四驱车：重走南侨机工滇缅路

由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主办，马中友好协会联办及柔佛州河婆同乡会协办之“庚·续：重走南侨机工滇缅路”已于8月15日正式开跑，至9月21日回程，共37天。

此项活动主要为了缅怀一代伟人陈嘉庚先生事迹、纪念华侨先辈——南侨机工赴华抗战历史，旨在教育民众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同时加深马中两国历史文化交流，为未来友谊合作 及发展建立友善基石。

这次重走南侨机工滇缅路主要受到当年2011年举办的“四轮驱动车队：重走南侨机工抗日滇缅路”启发。机缘巧合下，我们因对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事迹的感到钦佩与动容，遂促成创立“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旨在让这段可歌可泣之先辈事迹得以散播到社会各个角落。

【结语：拼搏精神】

福建人十分讲究拼搏精神，并体现在海洋文化的脉络中：海洋没有路，但只要肯拼搏，海洋处处都是路。

嘉庚精神这份文化遗产，有助于我们讲好自己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我们只要讲好嘉庚故事，也就是讲好集美的故事、中华民族的故事，对内对外都能传播好“民心相通”的声音。

如今时代变迁，但陈嘉庚高尚伟大的人格不变、嘉庚精神不变。务必让嘉庚精神“活”在今天，将嘉庚精神对全球中华民族的感召力，转化成为一种具体的行动力与推动力。希望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有志人士与团体，加入到我们“造桥者”的行列，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献身建设，贡献力量。

最后，让我们共同祝愿，嘉庚精神，日月同辉！谢谢！

2024年9月28日

吉兰丹董联会交流晚宴

本届董总中委会的工作主题是“拓展”。

拓展意味开拓与发展，发展是在肯定及传承过去的成就上继续提升及改善华教工作，董总的工作是继往开来；而开拓则是为配合新时代的新挑战，让董总在教育创新工作范畴继续做进一步的优化。

同时，我们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化被动为主动。在维护华教权利上，我们寸土不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理性地与各方展开商谈。如果对方态度无理，我们绝不会退缩，而是据理力争。这是一种既坚守原则又积极进取的态度。

经过十年的纠纷，以及近十年的整合，董总已经凝聚了一支坚强的团队。接下来，我们不仅要继续传承过去的努力，更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开辟新的领域，迈向全新的发展阶段。发展，是对过去的肯定与传承；开拓，则是我们勇于迈向未知的未来。

事实上，华教并非只是指向华人的教育，而是弘扬中华文化的大业，我们欢迎更多友族参与学习中华文化，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非华裔生源在各所华小的上升现象，这是我国无可避免的时代发展趋势。甚至，在一些偏僻郊区如没有非华裔生的就读，很多微型华小都会面临停办的风险。

董总不仅要维护华教，更要建立一个专业化、现代化、多元化的新形象。我们要与时俱进，特别是在教育改革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华教队伍的年龄结构也应趋向年轻化，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激发他们对华教的热情与共鸣。

多元化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向。华教问题不应局限于华文圈子内讨论，还要在马来圈、英文圈引发关注和探讨。为此，我们与政府及其他民族的教育团体、专家学者展开互动，促进跨族群的交流与理解。

为迎合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以及国内外对智能教育的积极推动，董总决定成立两个新委员会——资讯科技发展与管理委员会和文宣事务委员会。前者负责推动董总在资讯、行政、课程上的数码化发展，而后者则专注于加强董总的宣传，特别是针对英文圈和马来圈的宣导工作。

长期以来，华教和董总的许多工作在马来和英文圈中缺乏足够的传播，导致了一定的隔阂，我们感谢华文媒体对华教运动的报道，但在其他语言圈子中，仍有改进的空间。文宣事务委员会的成立，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让更多不同族群的人士了解华教的价值和对国家的贡献。

（一）继续提升统考水准及课程素质 力争统考的承认

董总新届中委会也会聚焦在各方面的教育改革，包括人文素养、数理、人工智能教育，还有优化独中课程及统考的水准。

如今统考受世界很多所大学承认，是当年华教工作者所做的许多努力，这些是“华教资产”，但也不能“吃老本”。

我们一定要继续推动统考的革新，使它在学术上更符合世界学术要求。我们要有独立的学术鉴定机制，由董总之外的专家学者及教育机构共同参与。

虽然此类挑战很大，但我们一定要落实。一定要专业化，这包括董总内部的组织架构、评鉴机制和师资培训等。

其实，承认统考课题已经演变成一个政治课题，只有通过政治手法才能解决，董总仍会继续监督，要求各政党尽快落实大选承诺。

董总每年代表大会提案、每次面见教育部长，董总都有提及承认统考的课题。

（二）不为反对而反对 理性探讨提升华小国文水准的方案

董总是用“理性和教育原理”为原则底线，向教育部提出“不同意统一各源流小学国文教学课纲举措”为坚定立场，并非“为了反对而反对”。

董总代表在最新一次会议上，已明确提出“不同源流学校需有不同国文教材”的坚定立场，即华校教导学生采用的是学生更易理解和掌握马来文的“第二语言教学法”，这正是因材施教。

对我们来说，这个看法是从在各校教学得来的实践总结，是华小现阶段最有效提高国文水准的良策，我们的目标和教育部没有差别，都是要提高华小的国文水准，但毕竟华小生还需要顾及上华文课的时间。

趁着教育部对此课题处于探讨阶段，未有真正定案前，董总等华教界必须提出可行、接地气及有效教学论证的可行方案。

既然过去两次的内阁会议已有决定，即维持现有的多源流学校国文教学课纲，我们不理解为何教育部在阔别9年后，又重提统一课纲的课题，不排除或存在“探口风”的可能性，以试探董总及华教界在此事的立场有否转变。

事实上，2015年最后一次的内阁会议，已对统一马来文课纲一事明确表态。前一次内阁会议则在2009年，两次国阵执政时期的内阁会议上，都作出了不统一各源流小学马来文课程标准的课本的议决。

2024年9月9日

育伯乐教育盛会 《融合智慧，共筑未来》

 育伯乐教育盛会

《融合智慧，共筑未来》

2024年6月15日

各位尊敬的主讲人、座谈嘉宾，

各位尊敬的各界精英代表、专业人士，

各位媒体代表、先生、女士们，大家早上好。

首先，热烈欢迎各位出席由育伯乐讲堂（EduRISE）举办的《融合智慧，共筑未来》商教育盛会。我十分荣幸获邀成为今天论坛活动的大会开幕人，并与在座各位分享心得与感想，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为各界提供新思路。

举办方在讲题的内容策划方面十分具有诚意和创意，并顺应时代发展脉搏，分别请来由香港程介明教授主讲的《中华文化与未来社会》，以及由黄先炳博士主讲的《融合智慧 共筑未来》。

其中两场座谈，分别是汇聚了：陈诗蓉讲师、李达华博士、许斗达博士共同分享穿越教育、生态与美学的《生命教育之美》主题。还有，齐集了：刘哲涵博士、尤芳达教授联手探讨的《AI带来的教育与科技变迁》主题。

（一）探索高科技机遇

随着人工智能（AI）科技的迅速发展、全球化步伐的加速，以及跨界融合模式的频密度增高，我们活在一个最美好的时代，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就在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之间，数字化、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崭新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面貌和工作方式，为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我们有机会通过融合各种相对旧时代来说难以想象的资源和智慧，创造出更具创新和高效价值的解决方案，实现跨越式互通和不断创造新产物的潜能。

苹果创办人——乔布斯（Steve Jobs）把年轻时候对东方精神的热爱，尤其是禅宗的信奉，融入到苹果产品的简洁化设计当中，这本身就是古老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之间对话、融合的最好体现，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产品设计的认知，也颠覆了整个科技行业的发展走向。

（二）扎根中华文化

扎根中华文化意味着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价值观念中，这包括：道德伦理、家庭观念、孝道、礼仪文化等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历史传统，对于塑造一个人的品格和修养具有重要的影响。

东方文化在高科技时代具有不可或缺的平衡效应。东方文化的平衡效应表现在将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取长补短，实现平衡发展。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注重内在修养和精神追求，而科技的发展则带来了便利和效率，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东方文化的平衡效应有助于人们在高科技时代中保持心灵的安宁与平衡。

人文素养是人类发展的终极依归。科技是达成人类和谐发展的工具。人文素养是指一个人对人类文化、历史、艺术等方面的了解和修养，也包括对道德伦理的认识和实践。人文素养对于人类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不仅让人们更加懂得尊重和欣赏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也让人们更有可能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人文素养更显重要，因为它可以引导人们正确使用科技，让科技为人类谋福祉，而不是祸害人类。

（三）克服未知挑战

机遇的另一面向，是挑战。

21世纪的人才素质特征包括：团队精神、接受失败、超越得失、应对未知，以及终身学习。

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资源的有限性、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等，都给我们提出了异常严峻的挑战。面对种种未知和挫折感，我们必须正视这些挑战，勇敢面对，而不是回避或逃避。只有在挑战面前保持坚定的信心和勇气，我们才能够不断前行和突破自我，实现更大的成就。

（四）制定策略和优化执行力

接下来的问题是，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

我认为，首要之策是学会善用和融合多种可行元素。身处这个多元化、复杂化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个体或组织能够独立完成所有的任务和挑战。我们需要成立精英团队，需要携手合作的精神。尤其是从跨界合作的层面上提升我们的审美高度、个人修养和知识涵量，以便与合作伙伴分享资源和智慧心得，联手应对各种挑战，实现互利共赢。

其次，我们应该保持对于自身不熟悉、掌握不足的特定事物具有一定好奇心、学习热诚及开放尊重的心态，以及灵活变通的思维模式。只有结合新旧智慧并不断学习、不断创新，我们才能够确保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被淘汰。

当然，在执行任何策略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坚持不懈地追求卓越，从细节中下手优化执行工作。只有不断追求卓越，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我们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从真正意义上实现自身的价值。

通过融合新知和旧闻的机遇探索之路、从克服未知中吸取教训，以及灵活制定策略和强化执行力，我们才能沉稳应对未来的挑战。

调整解决方案，乔布斯一生中成功革新了六大行业，即：个人计算机（电脑）、动画电影、音乐、手机、平板电脑，以及数字出版。

各位，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飞跃式转型」时代，我们都要朝着多面向、多技能的跨界技术领域前进，要去勇于探索和精进自己。同时，各行各业都需要以融合智慧、教育和科技的强大力量，并以不抗拒终生学习的精神，共同开创美好明天。

最后，谨此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同时希望在座各位教育界、科技界、艺术界等人士趁此机会促进跨界交流、互相分享想法和实战经验所得。

让我们携手并肩，跨界交流，共同追求卓越！谢谢大家！

多元语言文化社会与母语教育 马来西亚与东南亚的经验分享及未来趋势（论文集序言）

多元语言文化社会与母语教育

马来西亚与东南亚的经验分享及未来趋势

（论文集序言）

放眼全球各地的民族国家发展史，马来西亚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背景的新兴国家，其独特的多语种社会面貌为我国的母语教育发展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和经验积累，以及应对各种新时代问题的可能方案。

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背景源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位于东南亚地区，邻近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中心点。加上马六甲海峡让其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国际航道，搭建出供各语种人士自由交流和跨族群沟通的文化枢纽。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使得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充满了语言、宗教和民族差异却又能和谐共处的文明社会。

在马来西亚，马来语被确认为国家官方语言，但其他族群的语言如华语、英语和淡米尔语等也得到广泛使用。有趣的是，马来西亚的三大语系民族都能在语言、文化和情感纽带上与世界三大经济体紧密联系着，即通晓华语的华裔可接通中国市场、印裔同胞可沟通印度共和国，而马来土著族群可衔接印尼群岛。

受到移民历史、政策导向和多元民族社会发展的综合因素影响，这种多语言情景对母语教育产生了一系列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多语言社会使得母语教育面临着语言选择的挑战。家长和学校因应家庭背景和时代潮流的现实考量，需要权衡不同语言之间的优劣，选择最适合孩子的语言媒介进行教育。从教育角度，对一般学生来说，使用母语做为教学语言是对学生的学习效果是最好的方式。另一方面，多语言环境也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多种语言的机会，促进了他们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同时，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背景作为一面借镜，还为区域和谐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参考思路。长期以来，不同民族和语言群体之间的和谐共处是马来西亚社会的主要挑战。眼下的网络世界时代，则更突显出“多元开放、民主自由”概念普及化的必要性、向现存保守势力发出的挑战和磨合，以及国人是否准备好接受新兴思想洗礼的精神面貌和心态状况。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社会变革的加速，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母语教育也面临着在新时代中冒现的棘手问题。全球化带来的跨国移民和多元文化交流使得语言和文化的边界变得模糊。这种变化对母语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探讨如何更好地培养多元语境下学生在保留母语学习动力和权利，力求掌握好多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以适应多元化的社会需求。

本论文集将从多名马来西亚学者的多元文化背景角度出发，探讨多语言社会中的母语教育经验和新出现的问题。通过对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地区、国际间的案例研究和理论分析，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促进母语教育的发展，以及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

谨此希望本论文集能够为研究者、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的思考内容和启示，为多语言社会脉络中的母语教育发展做出贡献。

马来西亚的转型之路 改善执行力，善用资源，从危机中转型

 马来西亚的转型之路

改善执行力，善用资源，从危机中转型

纵观东南亚20世纪中叶过后的近代发展史脉络，马来西亚属于经济起步较早的国家，但发展至今停滞不前，一直突破不了产业转型的瓶颈。

深思我国长期以来无法成功转型的原因，实则是结合多方面复杂生态造成的，其中包括：政策与经济结构性问题、单元执政思维、经贸模式过度注重生产而忽视设计环节、国家治理不善等关键因素。

首先，我们必须直视金融环境的限制和不足，特别是融资渠道比邻国相对单调和有限、创新投资类活动不足，以及金融机构对新兴投资风险采取较为保守态度等观念问题。加上众筹、小型银行、微型贷款这些新概念欠缺优渥的发展土壤。这些因素可能会进一步阻碍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创新的推动。

与此，政府的政策制定在转型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目前可能面对着政策制定缺乏长期规划和执行力度不足、公务员的素质因缺乏市场实战经验而无从接轨、单元种族性思维等问题，这可能导致政策的效果不佳，无法有效地推进任何预期中的转型成效。

同时，人才是推动整个创新和转型趋势的核心要素。然而，马来西亚可能受种族及宗教因素负面形象及产业链国际化影响而面临人才短缺和人才流失的问题。这与教育体系的偏重理论及学历、人才培养机制的不完善以及缺乏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政策等因素有关。缺乏永续而高素质的人才库会影响到马来西亚在创新和设计方面的发展成效。

鉴于此，我国政府必须制定精准对策，即针对特定具有发展潜能的行业，如电子业（半导体、芯片），矿物业（锡铁矿等），智能农业（无人机、农业大数据）以及新能源（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地热能）等。

综上所述，马来西亚一直无法成功转型很大程度是受到金融环境的诸多限制、政策制定的严重不足以及人才计划失去吸引力的问题所致。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改善金融环境，制定更加灵活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并加强人才培养和留住人才的措施。政府方面可以在决策层面制定良好方针并加强执行效率，从而为马来西亚创造更有利于转型的环境，推动经济的多元化和创新的发展。

（一）如何改善官员执行力

马来西亚在转型的路上缺乏执行力可能与多个因素有关，其中包括官员的素质和背景。官员的素质能力和执行力效率，对于执行政策和推动转型举足轻重。如果官员缺乏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实战经验，可能会直接影响他们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表现。尤其在转型过程中，需要有具备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官员来引领和推动变革。

官员的选拔机制也可能对执行力产生长期影响。如果选拔官员的标准主要是基于政治及种族因素而非专业素质，可能导致官员队伍在处理实际问题时缺乏足够的专业能力，格局视野和从商经验。因此，设法建立一个具备公正、透明和有竞争力的选拔机制，能够吸引和选拔出更多有胜任能力的精英官员，有助于提高整体执行力。在整个过程中，也要从教育领域下手，提高各大专院校与企业的接轨度。

其次，官员的培训和发展也是关键因素。如果官员缺乏持续的专业培训和发展机会，可能无法紧随跟上新时代快速变化的转型需求。面对这个问题，建立完善的培训和发展计划，提供官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有助于提升他们面对难题时的处理能力和效率。当然，为了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优秀人才，必须为办事能力值得嘉许的官员制定完善的生涯规划、薪酬退休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来西亚的官员队伍中也有一些优秀的人才，他们在推动转型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确保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行力是一个持续的挑战，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

（二）如何善用独特优势

马来西亚在转型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当中涵盖：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多元文化和语言优势，以及政府支持和政策优惠。

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橡胶和棕榈油等。这些资源为马来西亚在能源、农业和制造业等领域未来的工业升级及增值效益提供了基本盘优势，有助于推动整体经济的多元化和结构性转型。

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素，马来西亚也是一个融合多元文化和多语言的和谐包容型国家，拥有马来、华人、印度人、原住民等多个族群。这种多元文化和语言背景为马来西亚在国际贸易、旅游和跨文化交流等方面提供了优势，如可通过马来族群接轨国际清真市场、华人群体接通中华文化以及印度群体接触印度文明，更是有助于推动人与人交流为本的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

事实上，马来西亚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各个层面的经济转型，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吸引投资和促进创新。例如，当局设立了多个产业发展机构和投资促进机构，提供税收优惠和其他激励措施，以及推动科技创新和研发等。这些政府支持和政策优惠为马来西亚经济结构的转型优化提供了动力。

（三）如何从危机中转型

尽管我国在转型的进程中面临不少挑战，且阻力不小，但仍然有机会实现翻盘，成功转型。

前提是我们必须加大投资新兴产业，致力于提升教育和人才培养，并且推动可持续发展。马来西亚可以进一步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投资，例如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和创新科技等。这些产业具有较高的增长潜力和创新性，有助于推动经济多元化和提升马来西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另外，马来西亚可以加强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培养更多具备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的新型人才。这需要加强与产业界的合作，提供实践机会和职业培训，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并提升人才的竞争力。在此，也要呼吁企业界应积极善用政府提供的平台，如为提高马来西亚人力资本与员工工作能力和素质而推出的人力资源发展基金（HRDF）以及为确保马来西亚劳动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

此外，马来西亚可以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转型的重点领域之一。通过推动绿色技术、环境保护和可再生能源等，马来西亚可以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发挥更重要的角色，并获得相关产业的竞争优势。我们乐见，政府指示国内涉及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领域的行业、企业领导人、企业家和公民社会倡导者，受促与相关部门合作，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政府也多次重申优先考虑以ESG为重点的发展计划。

（四）正视人才流失的现象与因素

马来西亚确实面临人才流失和质量不足的问题，薪资因素是其一。马来西亚人才市场存在严峻挑战，包括人才过度流失、技能不匹配和培训不足等。这些问题导致了整体人才的供应不足，尤其是在高技能、高科技、高增值领域。

深思马来西亚长年处于较低薪资水平的现象，可能与多个因素有关，即劳动力供需失衡、低技能劳动力占比高、经济发展缓慢以及低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

首先是马来西亚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即需求超过供应。这导致了一些行业和职位的竞争激烈，雇主在薪资方面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来吸引和留住人才。

其次是马来西亚劳动力市场中，低技能劳动力的占比较高。这些工作通常薪资较低，因为竞争激烈且替代性较高。高技能岗位相对较少，导致高技能劳动力的供应不足，从而影响了薪资水平。

随后是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相对较慢，加上近年受到疫情肆虐以及政局动荡的双重打击，在一些关键产业和工业领域尤其深受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对薪资水平有直接影响，如果经济增长不够强劲，薪资水平也难以大幅提升。马来西亚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这也限制了企业提高薪资的能力。低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同样的工作量下，所创造的价值较低，从而难以支撑较高的薪资水平。

单元种族政策的负面影响，令不少非土著专业人士滞留在国外。近期包括不少土著专业人士也因国家的保守宗教因素而决定移民国外。

要解决上述难题，必须从外劳优化结构下手，即设法从靠传统资源、原材料、劳动力撑起的制造业转型至以素质取胜的服务业，再从服务业提升至以人才和技术含金量为王道的高科技产业。同时，落实不分种族，以专业能力为依归的人才政策，才能根本解决我国人才外流困境。

（五）如何有效提高薪资水平

为了提高马来西亚的薪资水平，需要对外展示和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提升教育质量和技能培训、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和优化、制定足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良好政局和友善政策，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等。

这些措施有助于改善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促进高技能岗位的增长，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推动薪资水平的提高。

虽然马来西亚的薪资水平相对较低，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一些行业和公司开始提高薪资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政府也在努力通过政策措施来推动薪资增长和提高人才的价值。

因此，马来西亚的人才问题不仅仅是薪资问题，还涉及到国家政策，人才供应和培训经营生态等方面的因素。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方合作，包括政府、企业和教育机构等，共同努力提高人才水平和薪资待遇。

隆雪中华大会堂100周年庆系列活动 百人圆桌论坛：重建马来西亚

隆雪中华大会堂100周年庆系列活动

百人圆桌论坛：重建马来西亚

2023年12月2日

社会运动历程：民主意识从萌芽到开花

        在我国人民众志成城的时代感召下，马来西亚数年前终于实现了独立以来的第一次政党轮替。我国从摆脱英殖民控制到完全独立建国，经过了一甲子时光，已在民主转型的斗争进程中实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所望尘莫及的民族共融和经济发展高度。

        如追溯马来西亚的国家社运路线图，我们不能忘了当中无论号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皆举足轻重的三大运动分水岭，即：① 处于民主意识萌芽时期的华团民主人权运动（1986年）、② 政改风起云涌的烈火莫熄运动（1998年）以及 ③ 齐心推动公平选举制度与治理机制改革的净选盟大集会（2007年）。

为国家建言献策的缘起：华团文献，一脉相承

论及我国华团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得益于众多有识之士、智囊团体和各路精英的共谋献策，我们也紧贴着时代的发展和精进，提出了各项值得政府参考，甚至直接引用的宝贵意见和行动方案。

从80年代的《马来西亚全国华团领导机构国家文化备忘录》、《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到迎接千禧年前面世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

        在华总名堂下主催的《马来西亚20年行动方略》因理念分歧转为隆雪华堂主导下由各族公民组织组成的行动方略联盟。如今隆雪华堂在庆祝成立百年之际，启动华社内部省思国家与族群的前路，拟定“重建马来西亚”建议书，并计划过后邀请其他具代表性的跨族群公民组织加入草拟一份凝聚全民共识的建国新论述，，意欲达到 “带动风潮，引导理念；拟定共识，行动方案” 之效果。

省思国家现况：政治转型，与时俱进

        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选变天，改变了国民对政治生态的认知观念。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肆虐，颠覆了全人类的生活常态。

        身处这个讯息万变的年代，我们必须拿出勇于改革的魄力与毅力。新常态需新论述，唯有紧贴时代脉搏，才不会轻易受到时代洪流的淘汰。

        眼下国际地缘政治、国家政权和社会民生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必须从新时代挑战中确定新趋势和寻求新机遇，并探讨新思维与新论述，以提供国家转型的新动力。

华社变动：正视与回应

随着社会从物资相对匮乏到普遍充裕的年代，我国中产化的社会发展趋势愈见明显。加上跨族群思维在国内社会互动一直流于形式，并没有完全融入到各族国民的日常生活。这些潜在危机都是华社必须予以主动的回应，而不必计较谁应先走第一步。

        另外，华教也有必要随着时代变迁而重新检视其核心论述及实际内涵。我们必须注重华文教育以传承中华文化为中心任务，并从民族情感号召、族群权益捍卫，提升至成为推展全国各族母语教育兼专业化的实际工作。

国家挑战：种族、宗教、贪污

        目前，我国面对的社会核心挑战已趋向宗教种族极端化，主要应对思路是必须妥善处理国民的内部矛盾及回应保守宗教势力的论述。

        经济民生建设方面，在新政府集中资源的全力推展下，全国迎来后疫情的经济重建计划。事实上，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应该朝向实现全民共享，财富共创的公平政策规划的目标挺进。

        另一项值得留意的课题是有关各民族的忧虑。不难发现，马来民族依然缺乏安全感，因此必须设法安抚马来民族的焦虑，让他们有信心确保马来主权不受威胁。

        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重振华社对国家、政府的信心。集中建设国民认同，尤其要正视包括东西马关系，在地理、文化与语境理念层面上的磨合。

        跨种族互动不可少了各宗教文化之间的相容、共存及同理心。我们必须提倡、促进和贯彻各宗教对于共同普世价值的共识。

        面对如此盘根错节的国家和社会结构，我们从民到官，从社会到政府都要上下一心，共同积极落实各应对方案， “接受分歧，容纳异己；和而不同，追求共识。”

事分轻重：形塑共识

        从民众社会最底层培养起基本、健全的公民素养，塑造出独立思考和崇尚知识的社会风气，以沉着应对国际政治及国内政治暗流汹涌的变局。

        从下一代做起，培养年轻人的危机处理、处事和与社会沟通的能力，化解时代不公义带来的社会负能量，并拒绝社会陷入内卷的恶行循环，寻求世代间的共识。

拟定目标：构建与执行

        谈到华团能力范围内可办到的事项，主要必须认清一个重点，即从理念宣导的层面提升至华团积极参与落实行动的社会工作。华团也要协助塑造新国民认同，培养出国民共识。要设法构建多元开放的大马论述。此举将有利于从民间释放生产力、提升国家竞争力，造福各族国民，并与世界接轨。

        无论如何，最终的目标将会是包容各民族的文化传承、促进我国各民族间的共存共荣，凝聚官 / 商 / 民的力量。

        最后，我们还要谨慎乐观看待由政府提出《昌明大马》（MADANI）的新国家论述，华团应支持此项以“支援贫困”为名的经济理念，即主要针对B40族群发出各项生活津贴，进行“精准建塑”扶贫生态圈。如此一来将能淡化国内种族性论述，不分族群地从真正意义上扶助弱势人士。

为未来搭建桥梁：重新思考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

Building Bridges for the Future: Rethinking Malaysia’s Higher Education

为未来搭建桥梁：重新思考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

I thank Datuk Tan Yew Sing, the relentless bridge builder, for inviting me to launch his book “Trail of Lights, Journey of Tan Yew Sing” as well as to say a few words at this “Way forward for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forum.

首先，我衷心感谢拿督陈友信这位长期致力于牵线塔桥的成功企业家盛邀我出席《陈友信之路（文集）：凡走过，必留下》的英语版新书 (《Trail of Lights, Journey of Tan Yew Sing》) 发布会，并在这个《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前进之路》的座谈会前说几句话。

The book is a compilation of chapters telling Yew Sing’s remarkable life story and celebrating his many achievements.

这本由多个章节组成的文集讲述了友信的非凡人生故事，同时记载和见证了他至今创下的多项成就。

Yew Sing’s relatively youthful look belies the fact that he has been in the thick of things for a long time, at least since return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in 1982. His multifaceted life works have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many of us, myself included.

友信相对年轻的外表掩饰了他自1982年从英国利兹大学回来后就马不停蹄的处身与社会活动和教育使命。他一生中在各领域的贡献，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I began as a student of Kwang Hua Private High School in 1990. The school had only around 300 students then. Soon I found out that it had less than a hundred students in the decades before 1986, when Yew Sing, Mr Teng Choon Kwang and several alumni crafted a five-year plan to revive the school by raising funds to hire more and better teachers and renovating the school.

1990年，我就读于巴生光华独立中学。当时学校只有大约300名学生。我随后才发现光华独中在1986年前的数十年，学生人数其实不到一百人。1986年，是友信、丁春光先生和几位校友筹划了五年计划，通过筹集资金以聘请更优秀的师资，并翻修学校重振校风后，学生人数才激增。

I first met Yew Sing in 1993 when I was 16 years old. I was on the school’s Dragon Dance troop and he, as a school board member, led the team to perform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to raise funds for the school. The Kwang Hua school board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organisations that he took part in, yet to this day he remains a Deputy Chairman.

1993年，我第一次有缘认识友信，那年我十六岁。当时，我是学校舞龙队的成员，他身为校方董事之一，带领了团队在农历新年期间演出，为学校筹集资金。光华独中董事会是他最早参与的社会工作组织之一，至今他仍担任（董事会）副主席的职位。

Throughout the early 1990s while still schooling in Klang, I came to the Kuala Lumpur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KLSCAH) to listen to talks and forums, which formed an important part of my earliest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s. The vibrant intellectual milieu at the Chinese Assembly Hall was very much a legacy of Yew Sing and his contemporaries who formed the Youth Section in 1985, of which he was its second chief.

90年初，我在巴生上学，期间常出席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Kuala Lumpur S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的讲座和论坛会，这些活动是我最初了解政治的重要萌芽期。中华大会堂充满活力的议政论证氛围很大程度上是友信与他的同代人在1985年成立雪华堂青年团后创下的精神遗产。友信当时为雪华堂青年团的第二任团长。

According to Dr Phoon Wing Keong, while Yew Sing was not a member of any political party, he was one of the key figures in advocating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concept of “dual-coalition system” (as opposed to a Barisan Nasional single party rule). The “dual-coalition system” idea dominated headlines in the 1986 general election and reverberated in the subsequent decade. His four-decade of work with KLSCAH and its related Huatuan organisations have helped a community which previously lived with a “migrant mindset” to take an active part in national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shaped many critical minds to ask difficult questions on how to build a better Malaysia for all.    

据潘友强博士，尽管友信不是任何政党的成员，他是积极倡导民主、人权和“两线制”（抵制国阵贯彻的一党专制）等概念的关键人物。“两线制” 的思想火花早在1986 年大选中就占据了各媒体的头条新闻，在随后的十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为隆雪华堂及相关华团组织长达四十年的投入和服务，推动了当时以“移民心态”封闭自居的华社走入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的话语权，并在民间塑造了许多批判性思考空间，带领华社建立一项新的共同命题，探讨如何创造更好的马来西亚。

In 1996, I attended a three-day youth camp that Yew Sing chaired, and for the first time heard him speak at length of his views on national problems. As many had attested in this new book “Trail of Lights”, he has been, then and now, energetic yet calm and strategic. The youth camp, held at Selesa Hills in Bukit Tinggi, was coincidentally his first venture into business upon returning from the UK.

1996年，我参加了由友信主持，为期三天的青年营，第一次听到他详细阐述对国家课题的看法。正如许多事迹在这本名为《光之轨迹》的新书中得到反映和证实，从过去到现在，友信都一直满怀活力，但又具备客观冷静和富有策略眼光的个人特质。巧合的是，该青年营场地 - 坐落于武吉丁宜的丁怡山庄（Selesa Hills）度假村 - 也是友信从英国回马后首次涉足商界的第一盘生意。

In 1997, I went to a college in Klang to study the American degree programme. While I did not study at INTI, I knew full well that INTI popularised the American credit transfer programme, and together with other institutions invented the 3+0 arrangement. In many ways, the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benefited from Yew Sing’s “edupreneurship”.

1997年，我在巴生的一所大学修读美国学位课程。虽然我没有在英迪深造，我非常清楚英迪首创先河推广了美国的学分转移计划，与其他机构联手创办了3+0的进修课程。在许多方面，马来西亚的私立高等教育受益于由友信带动的“教育创业精神”。

The early 1980s saw the rise of neoliberal economic ideas which included the promotion of the “user pays” idea for education. The UK under Margeret Thatcher and Australia under Bob Hawke decided to impose full fees on foreign students, and Malaysian students were badly hit by the move.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f Malaysians were lucky enough to study in the UK and Australia with much lower fees because both countries at the time believed that education was a public good based on Keynesian economic thinking.

1980 年初，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 经济思想兴起，其中包含了提倡“用户自费”的教育概念。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下的英国以及鲍勃·霍克领导下的澳大利亚决定对外国学生征收全额费用，马来西亚学生受到沉重的打击。更上一代的马来西亚人相对的很幸运，能够以相对低廉的学费前往英国和澳大利亚留学，这是因为基于凯恩斯主义 (Keynesian) 经济思想的影响，当时这两个国家秉持着教育应是公共福利的概念。

In 1985, the Malaysian economy suffered a 9-percent negative GDP growth rate. INTI and Dr Paul Chan’s HELP College were both established in the same year, and with around 30 students, respectively. INTI operated at a shop lot while HELP at a government complex’s car park. Both colleges started as social enterprises aiming to help deserving but less privileged students during the economic downturn. From such humble beginnings, they went on to pioneer Malaysia’s private education sector not only to cater for Malaysian students but also those from overseas. It is through this book that I found out Dr Chia Song Koon of QL Group is also among the founders of INTI.     

1985年，马来西亚经济遭受了9%的GDP负增长率。当时英迪与由陈德鸿博士的精英学院 (HELP College) 同一年成立，分别拥有约 30 名学生开始营业。当年，英迪在一个商店教课，而精英在一个政府大楼的停车场教课。这两所大学最初都以社会企业的理念起步，旨在为有入学资格但家庭处境不好的学生在经济低迷时期提供支持。即使起步谦卑，他们多年来继续开拓马来西亚私立教育领域，不仅为马来西亚学生，也为海外学生提供服务。这本文集也让我发现全利资源集团 (QL Group) 的创办人兼董事经理谢松坤博士也是英迪的创始人之一。

In my current capacity as Deputy Minister of Investment, Trade and Industry, my work further overlaps with one of Yew Sing’s life’s work, i.e. the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MCCC). With his decades of insights on China through business and travels, he has many good ideas about how to strengthen bilateral ties and trade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我当前担任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与友信的另一项使命——马中总商会有着很深的连结和互动。凭借数十年来商务和私人旅行对中国积累的深入了解，他对如何加强马中双边关系和贸易来往提出了多项好的建议。

Yew Sing’s daughter E Hun i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Research for Social Advancement (REFSA), a think tank of which I chair; her husband and Yew Sing’s son-in-law Frederik Paulus was a REFSA economist and, with his continental European experience which is vastly different from the Anglo-Saxon perspectives that Malaysians are familiar with, influenced me substantially on how I see the way forward for the Malaysian economy.

友信的女儿——陈宇航目前在我身为主席的义腾研究所（REFSA）担任执行董事；宇航的丈夫，也是友信的女婿 ——弗雷德里克·保罗斯（Frederik Paulus）曾担任REFSA 的经济顾问。他以欧洲背景，独到见解和阅历，与马来西亚相对熟悉的，以英美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Anglo-Saxon) 思路截然不同，深深影响了我看待与分析马来西亚经济的未来前景。

Dr Aki Chong explained that Yew Sing saw the legacies of Mr Tan Kah Kee as a way to build bridges and to connect with other Chinese dıaspora societies. The more I read about Tan Kah Kee, the more I am amazed that Yew Sing chose to spend time on highlighting Tan Kah Kee’s legacies: he was among a very select few Southeast Asian leaders who had a major impact on China, ran the largest domestic Malayan 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 a century ago, hired more than 6,000 people directly and at least 15,000 people through the supply chain, and exported 3 million pairs of shoes to China in 1929 alone.

庄诒晶博士解说友信认为陈嘉庚先生的精神遗产是各华侨社会建立桥梁和联系的一种途径。我对陈嘉庚了解得越多，就为友信选择花那么多时间重点着墨陈嘉庚精神的努力感到敬佩：陈嘉庚是极少数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东南亚领导人之一。他在一个世纪前经营马来亚规模最大的国内制造企业，直接雇佣6,000多名员工，通过供应链雇佣至少15,000名员工，仅在1929年就向中国出口了整300万双鞋子。

Yew Sing established very deep personal friendships with major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of the past, and through their closeness, he advised them on strategies. He has also personally introduced me to Tan Sri Ngah Ching Wen, Tan Sri Lim Gait Tong and Mr Tan Kai Hee by Yew Sing. I could see how much they trusted his analysis and judgements. He was also close to Mr Lim Fong Seng, another visionary giant.

友信与历届的华社领袖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通过与他们的深交提供各种策略性的建议。透过他的介绍，我有缘认识丹斯里颜清文、丹斯里林玉唐以及陈凯希先生。我看得出这些华人领袖非常看重友信独到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友信也和另一位有远见的华社巨人林晃升先生交情非浅。

Being a true Malaysian, he pushes the Huatuan organisations to engage with Muslim organisations through Gerakan Bertindak Malaysia. He also builds close camaraderie with IKRAM’s Zaid Kamaruddin and many others.

身为一个真正的马来西亚人，他通过马来西亚行动方略联盟（Gabungan Bertindak Malaysia）积极推动华团组织与各穆斯林组织密切互动。当中，他也与马来西亚伊斯兰友好协会（IKRAM）的再益（Zaid Kamaruddin）惺惺相惜，进一步与其他友族代表建立密切的友情。

While studying in the UK, Yew Sing established lifelong friendships with activists such as Singapore’s Tan Wah Piow. His group of UK graduates who remain concerned citizens styled themselves as “the Monsoon group”, of which I had the privilege to be invited to speak to privately just before the general elections of 2013, 2018, and 2022, respectively.

在英国留学期间，友信也和来自新加坡的陈华彪等社会人士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他也与同期在英国毕业，充满热枕的一些马来西亚公民成立了名为“季风”的团体 (“the Monsoon group”)，我有幸在 2013 年、2018 年和 2022 年全国大选前受邀与他们私下交流。

Through INTI, Yew Sing the Chinese school leaver with a UK education was connected to the English educated academic community such as Dr Lee Fah Onn and Dr Lian Teck Jin, as well as major Malay thinkers of the past such as Tun Arshad Ayub, Tan Sri Majid Ismail and Dato’ Dr M Zawawi Ismail.

通过英迪，友信以本地华裔毕业生，受英国教育制度熏陶的独特身份，不仅有机会联系与受英语教育的学术届人士如李华安博士和连德仁博士，成为志同道合的合伙人；也有机会跟过去杰出的巫裔思想家如敦阿尔萨阿育 (Tun Arshad Ayub)、丹斯里玛吉伊斯迈 (Tan Sri Majid Ismail) 以及查瓦维伊斯迈教授 (Dato’ Dr. M Zawawi Ismail) 建立深入的联系。

Over the years, he has built many bridges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educated, between ethnic Chinese and Malay intellectuals and thinkers, and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多年来，无论是在受华语和英语教育者之间、华裔和巫裔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之间、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友信都能凭己之力架起了无数个桥梁。

If we were to search for a word to describe Yew Sing’s role in Malaysia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I would say the man Yew Sing is the “bridge builder”. And in building bridges, higher educat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our country. In the coming decades, the purpose of higher education is in transition and we should find ways for it to stay relevant and keep up with social changes.

如真要找一个词来定位友信过去四十年在马来西亚扮演的角色，我会形容他为一名“桥梁建设者”。而在架设桥梁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在我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数十年，高等教育的目的将会继续的转变，而我们应该继续使其保持它与社会发展的连接，与社会共同进化。

First, bridging the public and private education in Malaysia. In the 1970s, it was assumed that only 5 percent of an age cohort would eventually graduate. The world has changed and through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in Malaysia, there has been a democratisation of tertiary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首先，我们必须架起马来西亚公立和私立教育的这道桥梁。在 1970 年代，人们认为每个年龄段中只有 5%比例的同龄人最终能够大学毕业。至今，世界已变化至通过马来西亚的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高等教育已实现了民主化。

While there is a dualism between publicly funded universities and private profit making institutions, both mainly focus on generating many students with first degrees. This is no longer sufficient. The nation need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a lot more and speedy development of courses in new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data scientists, design engineers, etc.

尽管公立大学和私立营利性机构之间存在二元性的差异，两者都主要致力于培养出一等学位学历的优秀学生。然而，这项努力远远不够。我国需要更优质的研发（R＆D）技术，需要更全面、更快速地开发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推出数据科学家、设计工程师等新兴技术的课程。

The public and private tertiary education sectors need to go beyond producing graduates. Higher education – whether public or private – needs to do more research. As a nation, we must find ways to fund more research by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and the funding can be from public purse or corporations, especially those from the new and emerging industries.

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需要的不仅仅是培养毕业生，更需要推动大量的研究工作。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设法资助公共和私人机构积极展开更多研究，这些资金可以来自政府公款或企业贡献，特别是来自新兴产业 (emerging industrie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should be reduced to encourage more collaborations, and that research capabilities and facilities are just as important as teaching for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我们应减少公立和私立机构之间的界限，并在鼓励深入合作的同时，强调研发能力与研发设施的重要性。

Second, the idea that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be “user pays” is also increasingly outdated. As demography shrinks and societies age, the number of people going to universities will reduce in the years to come, yet with so many transitions happening at once, a more highly skilled and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are needed by all societies. The world is dealing with green transition, a stronger and more resilient supply chain, and the need to navigate geopolitics.

其次，高等教育贯彻的“用户自费”观念已越来越落伍。随着人口萎缩和社会老龄化，未来进入大学的人数将越来越少。但在这多重翻天覆地的转变时代，社会各层面需要更多具备高技能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来支持。整个世界也正在面对绿色转型、更强大、更有弹性的供应链以及应对地缘政治的能力。

For the economy to continue to grow and for the society to thrive, young people will have to be persuaded to pursue more education, thus some forms of incentives, whether from the public purse or from corporations that want to hire them, be made available. In other words,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around the world will b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forty yea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user pays” neoliberal economic ideas.

为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持续进步，年轻人需接受更深入，透彻的教育，提供某种激励措施是必然的，包括来自公共资金或者有意雇用这些年轻人的公司企业。换句话说，全球高等教育资金的未来走向将与过去四十年“用户自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截然不同。

More “work-based learning” would help persuade more corporations to shoulder a higher proportion of costs to fund young people to acquire skills and education.

更多强调“以工作为基础“的学习模式将有助于说服企业承担经费来资助年轻人加强职场技能和教育。

Dr Peter Ng of UCSI made an excellent point that there needs to be a new leg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the existing profit-seeking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to graduate into some forms of endowments so that they could choose not to be purely profit-seeking. As endowments, the institutions could then diversify its sources of income beyond sole dependence on tuition fees to include charitable donations and other funding possibilities. 

UCSI集团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员拿督黄传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即国家需要探讨制定一项全新的法律和监管框架，让现有追求营利的私立大学和机构可以选择不同的捐助模式，继而转型成不纯粹以营利为目的的操作模式。这种捐赠模式 (endowment) 可以包括慈善捐赠等，让教育机构的收入模式多样化，不仅仅依赖收取学费。

Third, higher education is one of Malaysia’s sources of soft power. Malaysian universities –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 have trained and continue to train tens of thousands if not more foreign students. The Prime Minister of Somalia, HE Hamza Abdi Barre, and many of the country’s key decision makers, were graduates of Malaysian universities. Many students from the Global South look up to Malaysian institutions. There was a time in the 1990s that Malaysia was confident of herself and ambitious in showcasing her soft power.

第三，高等教育是马来西亚软实力的源泉之一。无论是公立或私立大学，我们至今成功并继续培训出数以万计的外国学生。包括索马里现任总理哈姆扎·阿卜迪·巴雷 (H.E. Hamza Abdi Barre) 在内多个国家的关键决策者都曾是从马来西亚大学毕业的学生。许多来自南半球国家的学生都仰慕马来西亚的院校。早在1990年代，马来西亚对其教学实力充满信心，并雄心勃勃地对外展示她的教育软实力。

In today’s more complicated world, especially in higher education, more bridges need to be built, including by people like Yew Sing and others. This can help us to rebuild Malaysia’s soft power in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re are no other better channels than through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身处当今愈加复杂多变的世界浪潮中，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十分需要建立更多的桥梁渠道，当中就涵盖由友信等有识之士努力搭建起来的桥梁。这些努力可以帮助重振马来西亚在南半球的软实力；而要达到这个远大的目标，可能没有比高等教育更具效率的渠道了。

Speech by Liew Chin Tong, Deputy Minister of MITI, at the launch of Datuk Tan Yew Sing’s biography “Trail of Lights, Journey of Tan Yew Sing”

上述为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刘镇东在拿督陈友信的《Trail of Lights, Journey of Tan Yew Sing》英语版新书发布会的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