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23年6月6日
采访形式：黄文贵博士现场拜访及杨婷博士、李俊杰、孙婉莹、曾雨馨三位同学使用“腾讯会议” 软件线上采访。
采访地点：英迪大学学院
记录人：曾雨馨
采访者：陈主席，您好！我们这次采访是希望了解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过程中，华团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陈友信：讲到华团对华教的贡献，该讲的有董总、教总、独大还有各个校友会。董总就是这所有华校的董事，他们成立了13州的董事会，然后再来选出全国的董总中央委员会。它的代表性很高，我们说它是民间的教育部。教总是各校教师成立的总会。我们还有设立一个机构，称为独大教育机构。独大教育机构是在69年开始的。当初建立是为了成立一个华人的大学，但是后来没有成功。
采访者：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很希望能够成立华文高等教育学院的。
陈友信：是的。我们名字叫独大，但是没有大学。所以很多中国朋友也会觉得奇怪，独大就是独立大学嘛，怎么没有大学？我们叫独大教育机构。华文教育在南洋这一带，最轰轰烈烈的第一个成功的例子是南洋大学。他的成功是在于各阶层的人民都参与筹款，包括一些市井小民。像理发店会义剪，小贩会义卖。这是全民动员起来的结果，所以当权政府也很顾虑的。南大成功设立后，李光耀用各种理由又使得他无疾而终。结果今天的南大已经转型为南洋理工大学，已经很难看到以前华校留下来的一丝痕迹了[[1]]。
采访者：那我们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陈友信：马来西亚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62年不少华文中学改制[[2]]，改制过后政府是希望华文独中[[3]]会自动解体。因为剩下的独中，很多没有钱，而且很多有名的华文中学都接受改制了。政府在改制之后还多加了一条。以前政府是会用华文办华文考试，后来政府就宣布不再办华文官方中学考试，所以读完独中后学生就没有地方深造了，釜底抽薪，然后就会自动灭亡了。所以很多华教人士就希望创办华文独立大学，就是民间办的私立大学。可是后来五一三种族冲突的事件[[4]]过后，大家也不敢再提。后来再提的时候，法庭判决独大是违反宪法的。[[5]]败诉之后，独大筹款剩下的钱也不能退，就拿来帮助华校生深造。在疫情之前我到中国跑了一趟，就觉得职业教育很重要。所以目前独大每年有大概500个奖学金，从中国的35所大专院校提供全免奖学金，有些住宿费也免。我们还成立了一个马来西亚陈嘉庚[[6]]基金，而且在国侨联下的侨基会也设立了一个中国陈嘉庚教育公益基金。我们每年会拨生活津贴给一些贫困学生。
采访者：好的，我们国家现在其实是很重视职业教育的，请教一下，您来过中国之后，您觉得中马在职业教育上是否可以有更多的合作呢？
陈友信：职业教育对一个国家是很重要的。只是因为很多家长不了解，所以会有一些偏见。两国之间有很多可以相互补助的地方。德国大概有70%多的学生是分流进职业教育的系统。日本大概是60％。中国现在希望达到50%，马来西亚希望在2025年达到55%。这里有很大的空间，两国可以互相补助。
采访者：刚才我们提到独中学生在上升通道上存在困难。我们其实之前有了解到，您在1986年创办了英迪教育集团[[7]]，还推动了一个和欧美名校合作的“双联办学模式[[8]]”。那您觉得这样的模式能够在我们独中普及吗？
陈友信：86年办英迪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因为我对教育一直有兴趣，我的家族是搞房地产。我开始是参与房地产业的发展。但当时经济不景气，我就有时间了嘛，所以就跟朋友讨论，很多朋友是学术人士，虽然我不是科班出身的，可是我对教育事业是很有兴趣。
采访者：您很专业。
陈友信：当时开办英迪，我和一些学者朋友去了解了美国的学分转移制度，我们觉得可行，结合我自己的学习经历，我中学的同学有43位。能够进到马来西亚政府大学的只有两位。其他一小部分同学都进入拉曼大学或者出国。我自己去英国读土木工程。我的感受是，我的43位同学之中，至少30多位去到英国读工程本科是可以毕业的。也就是我们国家是在浪费人才。因为种族的因素，他们进不到本地大学。经济又不好，不能出国。而我的家庭属于小康之家才能够出国去深造。后来我做房地产，有一段时间房地产市场不好，我也不想冒险。当朋友们告诉我美国学分转移制，我就觉得反正还有空间和时间，为什么不做教育呢？所以我就找了一群朋友，就这样筹措开办学院。开始的时候可能你们不相信，就只有我这个院长加上两个职员，一个秘书跟一个服务员。三个人就支撑了一间学院的日常运作。
采访者：很厉害。
陈友信：我们的老师都是兼职的。他们都是大学的讲师。他们认同我的概念，他们就过来我这边兼职。招生是非常辛苦，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地方招生，有报纸登广告，邀请家长八点到酒店来听讲座。结果一个人影都没有，到了九点还没有任何人来。酒店的老板看我们挺可怜的，说：“算了，不收你们租金了，你们走吧......”
采访者：这个过程也是充满艰辛的。
陈友信：在经过磨练和挑战后，什么都不大容易再打击我了，因为对我来讲，那最辛苦的早就过了。现在英迪有1万多的学生。
采访者：我们英迪学院还是建设得非常成功。
陈友信：刚才你提到双联模式有没有可能在独中普及。当然有可能了。我这次去中国访问，学习了行知教育集团的教育理念。这就让我想到，其实中学也可以双联。为什么马来西亚的中学不可以和中国的学校双联呢？比如说我的母校，我们的高等数学水平比较差。我们可以找一间中国的数学很好的中学，可能它英文比较弱，双方进行双联合作。我最自豪的教育观念及操作模式，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双联课程。还有一个就是“加”的概念。
采访者：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陈友信：“加”这个概念应该是我第一个用。当时我们马来读两年外国读一年的双联，为了方便讲我就用了这个“加”字，“加”之前的数目是在马来西亚就读，后面的数目就是在提供文凭的国家的学校就读。“2+1”就是两年在马来西亚读，一年在英国读，最后能拿到英国的文凭。后来中国也很有创意。在中学推行“3+x”的概念。三科是必修科，x是选修。
采访者：就是我们的高考。
陈友信：对。后来教育上又有更多的“加”了。根据课程和学习地方的不同，它可以有很多变化。比方说三年的学制，其实它可以变成“1+1+1”。第一年在中国读中国大学的课程。第二年在中国读马来西亚的课程内容。第三年在马来西亚读马来西亚的课程。所以现在这个“加”的概念是千变万化。
采访者：您创办的英迪是教育与商业结合得非常成功的范例。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华校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您认为教育和商业能不能有更好的融合，能够帮助华校解决经费问题？
陈友信：其实可以回想当年陈嘉庚的理念，也就是“以商养文”。商业要做得成功，赚的钱要用来回馈教育活动。他当时说的是文，其实重点是教育。整个马来西亚是继承了陈嘉庚的精神，就是以商养教。我们每年在华教资金上的缺口大概是4000万，政府出了一部分的钱，其他的钱就靠华社各个方面的赞助。华人在这方面挺慷慨的，陈嘉庚是一个非常好的引领者。先父只读过小学一年级，他还在世的时候，捐钱给华教是没有说第二句话的。他的办公室里还有陈嘉庚的语录：“财富如肥料，施舍才有益。”肥料收起来它是会发出臭味的，但当你把它撒入到田园去，它就能够帮助植物生长。
采访者：看来我们华人都是很重视把财富回馈教育的。
陈友信：我的家乡有四间独立中学。每年我们捐的钱也非常多。朋友在一起我们也开玩笑说，假如没有人找你捐钱给华校，那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人家认为你从事不当的行业，人家不要你的钱。第二，人家以为你事业失败了，不好意思来找你。所以假如你整年没有捐钱给华校，你就要检讨一下，在情况允许下，你要快点去捐。捐钱好像变成了第二所得税。其实捐钱也是一种习惯，第一次捐的时候是很心痛的，很不舍得。捐多几次，你就习惯了。很多宗教的教义也规定要捐钱做慈善工作，规定一年个人收入的百分之多少要捐出去一样。
采访者：所以捐助华教已经变成了我们华人的一种类似信仰的东西了。
陈友信：对的。
采访者：除了我们华商之外，您之前也提到过，我们华人团体中的校友会也是对华教有很大的贡献的，对吗？
陈友信：是的，像留华同学会、留台校友会这一类有好多校友性质的团体。这些都是有直接参与推动华文教育的团体。马来西亚的华团，不分籍贯、性别、宗教信仰、政治意识，我们的共识就是教育。所以有人说马来西亚华社有没有一个共识。我说有啊，我们没有共同的宗教，我们共同的信仰就是华教，从来没有一个华人敢公开出来反对华教。华团就是华教的后盾，真正的华教的后盾是华人。中国有强调不忘初心，我们的初心就是要弘扬中华文化。虽然开始它是以捍卫华人受母语教育权力的角度出现，那是因为当权者对华教的压制。不过华教它不是唯有华人的权利而已，它是母语教育很重要的一块。联合国也强调母语教育，不过强调的母语教育是多元语境下的母语教育。母语教育不是表示你不要学其他语言，你必须要融入当地的环境。
采访者：也就是说我们要融入马来西亚这样的环境当中。
陈友信：是的。之前我在华总[[9]]任职的时候发起了一个行动方略[[10]]。后来因为理念上的不同，就独立操作了。华人社会对于全国动员的共识，最早的是70年代的文化备忘录[[11]]。包括80年代拟定“华团宣言”[[12]]也都是从华人的角度来看国家的问题。比如说华人的困境，华文教育要不要承认中国的文凭等等，当然都是符合华人的权利，捍卫华人权利的。到后来，在90年代就有推出“大选诉求”[[13]]，我们把内容转到从马来西亚人的思维来考虑国家的挑战。至于在21世纪初则推出“行动方略”。我们有三十多个学者参与书写论文和拟定行动方略。这三十多个学者里面三分之一是懂得华文的华人学者，三分之一是不懂华文的华人学者，还有三分之一不是华人的学者。我们这三十多位在一起拟定了行动方略。所以我们开始集中地处理一些超越族群的问题，但超越族群不表示不关注各族群的问题。行动方略到今天，在马来西亚社会，还是扮演一个用来交流互动的角色。可以来对话而不是对抗，找出共识，大家来考虑怎么样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和谐繁荣的国家。
采访者：其实也是您对于华团未来的一种期待，希望它能够站在融合各民族的这种角度去倡导保障华人的利益，当然也保护所有马来西亚国民的利益。
陈友信：对，包括华教的问题。我们欢迎各民族来加入华文教育。华教不只是华人教育，而是弘扬中华文化的华文教育。华教共同体就包括了独中、华文小学、国民型中学，包括我们政府学校的华文班，各大学的华文学会、师范学院的华文组。这些都是华教运动的一份子。当然，主次有别。华教运动的主要的力量就来自独立中学。因为独立中学我们有话语权，我们有办学的主导权。所以独中是华教的主要的领导。可是它不能够排斥其他广大的华教同盟的盟友。
采访者：您认为独中是华教主要的领导，那您认为华小在我们华教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陈友信：华小是小学，和独中不可一概而论。假如说让我们来办小学，华社不可能有这个财力和精力来负起国家的责任。教育本来就是国家的责任。一千多所华小的学生大概仅有18％进入华文独立中学。因为有些大城市，学位也不够。有25%左右进了国民型中学。国民型中学就是原本的华文中学接受了政府的改制，被纳入政府学校系统。只有一门中文，其他都是跟着政府以国语授课的课程纲要。另外的华裔学生都进了政府学校，全部用马来文教学。不过只要有十五名学生要求读母语，政府有责任开母语班。当然这个母语班也有很多的问题。它不给你放在正规的课时里，有些甚至放在周末上课。而且有些学校严重缺乏中文老师。这也成为我们华社长期需要克服的一项瓶颈，就是华文老师的不足。
采访者：也就是我们的师资是很匮乏的。那您认为我们中国能够给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一些什么帮助呢？
陈友信：马来西亚华教现在最大的挑战是师资，希望中国师范学院可以协助我国的师资培训。
采访者：希望两国可以展开更多合作。
陈友信：因为社会走向功利过后。尊师重道的概念越来越淡薄，想做老师的孩子越来越少。其实马来西亚政府学校的老师待遇是非常好，可是我们很多家庭都没有鼓励孩子去当华文老师，这是我们华文教育的巨大挑战。我们的政府对于师资培训控制很严，但是我们没有放弃争取的机会。中国可以像刚才讲的以双联方式进行老师的交换交流。这些都是我们华教希望得到中方的支持，中国有很多大学可以提供短期的在职培训、长期的师资学历培训等，这些是能直接地帮到我们华文教育的发展。这一点我也要趁机感激中国政府、教育部还有各大学的支持。当然我们最近也有在推一个活动，叫做：“我要当老师”。如果你要参加华文的考试，你要读华文课。我们在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中也推动一个运动，就是要他们报读华文，报考华文。然后一部分学生才能够做华文老师，把中华文化传承下去。
采访者：其实您始终强调我们华教是要植根于中华文化的。
陈友信：以马来西亚的情况，没有中华文化，华人就是一片浮萍，你就没有一个能够令自己的民族在多元社会里自尊自豪、昂首挺胸地生活下去的依靠。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你必须要和各民族交流，你必须要有国际视野，你才能够更强大。多元是因为我们有文化的根基。扎根是让你走向多元，却不会忘记自己来自哪里。
[[4]]
“五一三事件”为马来人与华人的种族冲突事件。1969年，马来西亚举行第三届大选，反对势力（以华人为代表）获得50.9%的得票率，第一次超越联盟政府。反对党在5月11日进入吉隆坡庆祝胜利并且游行。这时，一些巫统（马来人政党）的激进党员为之所触怒，举行反示威。5月13日，两派人马在街头短兵相接，最终演变成为流血大暴动。
[[5]] 华教人士创办独立大学有限公司以推动独立大学的设立。独立大学有限公司多次申请设立独立大学皆遭政府拒绝。9月16日，独立大学有限公司正式入禀吉隆坡高挺，就独大的创办遭拒绝事件，起诉政府。独大诉讼案在吉隆坡开审，经过九天聆审结果，法官保留判词。11月7日，高庭法官宣判独大败诉。
[[9]]
即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简称华总）。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是由马来西亚13州的大会堂所组成的一个机构。在马来西亚，总共有五千多个华人民间团体，而这些团体大部份是该会各属会的会员，也是该会的间接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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