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达祖丁教授是始于行动方略(Gabungan
Bertindak Malaysia)的活动。这位公共知识分子早年启蒙于伊斯兰主义，而后投向伊斯兰改革思潮，现在公开以进步穆斯林自居。他的不少著作译文刊登在华文报章，其不少支持多源流教育的多元开明论述，令华文源流读者耳目一新，以至成了华社熟悉并欣赏的少数巫裔学者。当他决定要汇集其教育专集并希望董总为其出版中文译著，董总毫不犹豫接下这任务。他也是第25届董教总独中工委会教育委员会的学术顾问。
在他的定义中：进步穆斯林视践行信仰为个人与真主的直接关系，是生活上的伦理指南。他主张穆斯林必须在生活中落实其教义的核心价值：宽恕向善、博爱助人，而不是汲汲于宗教建制，仪式，衣着等外在表征。
教育概论
书中的“教育概论”中，他阐明其教育理念和其宗教信仰是相互佐证的，在多元社会中应注重于传授同理心的普世价值观。对于国民团结蓝图的拟定，他认为急需成立一个委员会来“重写马来西亚的历史叙事和宗教角色”，而其成员必须服膺于种族和谐与国民团结，具有开放思想和开放心智。
他直言多元文化主义与国家团结毫不冲突，而差异对于实现有意义的生活是绝对必要的。他质疑强硬派穆斯林的宗教叙事“只有伊斯兰是对的”，而认为“人们应将宗教描述为通往神或救赎的众多途径”，他甚至建议我国应派遣伊斯兰宗教师到“[伊斯兰]价值体系属于少数的外国”接受培训，学习自己的宗教如何回应联合国制定的17个永续发展目标（SDG）。将国立学校的马来人教师派至华校教书或让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JAKIM）和基督教堂行政人员相互交换工作及交流。他自认更为激进的建议是让各族中四的学生到不同宗教/种族家庭交换领养三个月，政府提供奖励金。如此一来，“各族之间的邻里和亲属感情超越了现在的限制性社会和宗教规范”。“人们必须亲身经历某些事物，他们才会改变”。
达祖丁在其文“究竟是谁在扼杀马来文”大胆反省提出主因是马来政权及马来学者并没认真落实振兴马来文运动，没有制造广泛应用马来文的情境，
甚至以不方便沟通及国际格局需要降低马来文的应用性及其成为“知识语言”的可能性。
对于“官方语文”的定义，他认同这对于国民融合及通用语言是必要的，但不认同内阁部门不能以多种语言发表官方声明。他也诘问为何国家教育顾问理事会只有一位非马来人，应有40%成员代表其他集团，才能在教育改革中涵盖各族的诉求，并注重于培养“根据永续性建构重新构想全然不同生活方式的学生”。
改造学校教育
在改造学校教育的建议，作者直接指出国家当务之急是解决种族与宗教极端主义。他具体地提出小学，中学及大学教育中务必变更（如历史科）或增加一些学科（如文化融合、全球视野、批判性思维、民主社会等）及相应师资培训。他也强调教育改革者要有足够勇气去抗衡“傲慢的学术和行政官僚主义”。
此书作者对教育改革不仅着眼于政策层面，他也提出一些实际困境的解决方案，如书包沉重的三个解决行动：每天只上三个科目，设计适用的收纳书桌及减少科目总数。其实独中教改纲领也以“减少课堂科目”为目标，只是要落实此改变还得克服不少传统观念。
达祖丁教授没避开讨论争论性的“独中统考”课程，而直言“马来人对独中统考文凭和母语学校体系和哲学有错误认知”。他认为独中并没有种族偏好和宗教动机（没有独中以诵读圣经，孔教或佛教静坐为学校日常活动）而这两项偏差正是目前国立教育系统的主要问题。他认为华校在尊重宗教敏感性更加平衡，此乃良好国家建设之实证。他也认同独中历史科涵盖更为全球化的历史视角及本地化的思路。至于“马来文”科目，他认为独中学生只要能掌握听、说、写基本技能就足够，而不必要求过高，更不应以掌握“马来文”程度的高低来评估国民的爱国程度。
反思大学
达祖丁教授身在大学任教，他对我国大学有更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大学教育应聚焦于重建马来西亚。目前大学体系内领导及学者大多数是马来人单一族群。他们处于“非常舒适”的同温层，缺乏进行严肃的宗教和各族关系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他建议各国立大学应设立普世宗教中心
(Ecumenical Center) “未来由公帑资助的大学应该停止将清真寺作为总体的和占主导地位的标志，而应更为亲和并向所有学生开放。”至于国立大学的学术改革，他则主张“设计一个新的学术框架，以善用学者的才智和活力，将社会发展到一个我们都能面对全球化，技术发展，种族和宗教冲突及新的经济结构之挑战的水平。”
对于大学毕业生，他提出必备的四个重要价值观：
1.
能欣赏有别于自己的其他文化和信仰
2.
质疑“权威”的能力
3.
具有为了改变社会事物而奋斗的精神
4.
了解自我，认同“这个国家建立在文化和信仰差异的基础上”
这著作也触及不少争论性课程，如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竞争与互补性（第25篇）、学术自由与禁书的冲突（第26篇），玛拉只限马来人就读（第27篇）。
众观此书，作者自我定位为公共知识分子，也作出了符合这身份的各开拓且争论性的论述，身体力行地扣问不少既存的学术迷思！
伊斯兰教育
身为穆斯林学者，达祖丁教授在伊斯兰教育也勇闯不少禁区，对伊斯兰教育提出彻底反思。从我国教育界长期来受强大保守马来人穆斯林的牢控，到遴选校长人选的资质，甚至论及如何以全球化的文明构思培养穆斯林。他认为不少宗教仪式和价值观对我国多元社会是有负面影响。穆斯林学生务必区分属于真正信仰及文化诠释产物的差异，并和其负面价值保持距离。他甚至讨论了“宗教课在国立学校之编列与废除”，强调国立大学应“教导所有宗教，而不是只教导伊斯兰”。他认为某些伊斯兰问题实际上是马来西亚的问题（第32篇），必须让非穆斯林参予决策确保能以平衡的观点拟定友好解决方案，他也建议应重组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JAKIM）以协助促进国家建设（第33篇）。“只有为伊斯兰提供更加自由的教育和包容性的穆斯林公民，伊斯兰才能盛放成重要的国家建设元素。”
他也力求重新检讨周五布道的内容，要使伊斯兰教成为一般教育穆斯林的正面力量。研究了雪兰莪宗教事务局近两年来的布道，他发觉周五布道很少提及对贪污的批评（110条中仅有1条评论贪污，也仅涉及皮毛之论），更从未处理绿色环保，人权等话题，甚至极少谈及对他人的博爱及宽容，仁慈和同理心。
校园建筑
达祖丁教授的专业在于建筑设计学，他着笔于这领域是意料中事，只是没想到他对校园建筑的布局也有慎密全局构思，令我这在私立大学卅多年的工作者也有所启迪。
他在大学建筑布局（第38篇）谈及学生宿舍、宗教设施、学生休闲场所、学生会中心，图书馆等，甚至保安系统也有所创见。
他认为国内大学最显著的建筑物是“清真寺，校长行政大楼及校园大门”，而在美国、苏格兰则是图书馆和学生会，这差别应令人省思我国大学教育是否应注重知识启蒙及民主化校园生活。
达祖丁教授强调“大学应为学生而设计，不是专门为校长或部门而设计”。而其心目中的新型大学是应有利于国家建设（第42篇）。
他认同“社区的大学，大学的社区”概念是他理想中的新型大学；每个学院应可全权制定本身的研究重点，晋升标准及创收工作。校长仅是“大学秘书”，管理协调各学院的要求。他相信大学应组织包含校内外各专家学者的专家委员会，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并提供新思维解决社会问题。
结语
达祖丁教授是以其经历及信念对我国教育的构想进行多领域多角度的思考，这本专集在我国面临政经文教转型关键时期，是合时之作。华社能从其论述理解一位为国家建设寻找出路的友族教育学者的思路，虽然他目前在马来知识界尚无法取得共鸣，但其多元开放的教育理念始终会冲击我国旧有保守思维。希望这本专集能一石激起千层浪，产生更多理性交流剖析，呼应国家改革的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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