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教育献铮言谋良策

认识达祖丁教授是始于行动方略(Gabungan Bertindak Malaysia)的活动。这位公共知识分子早年启蒙于伊斯兰主义，而后投向伊斯兰改革思潮，现在公开以进步穆斯林自居。他的不少著作译文刊登在华文报章，其不少支持多源流教育的多元开明论述，令华文源流读者耳目一新，以至成了华社熟悉并欣赏的少数巫裔学者。当他决定要汇集其教育专集并希望董总为其出版中文译著，董总毫不犹豫接下这任务。他也是第25届董教总独中工委会教育委员会的学术顾问。

在他的定义中：进步穆斯林视践行信仰为个人与真主的直接关系，是生活上的伦理指南。他主张穆斯林必须在生活中落实其教义的核心价值：宽恕向善、博爱助人，而不是汲汲于宗教建制，仪式，衣着等外在表征。

教育概论

   书中的“教育概论”中，他阐明其教育理念和其宗教信仰是相互佐证的，在多元社会中应注重于传授同理心的普世价值观。对于国民团结蓝图的拟定，他认为急需成立一个委员会来“重写马来西亚的历史叙事和宗教角色”，而其成员必须服膺于种族和谐与国民团结，具有开放思想和开放心智。

   他直言多元文化主义与国家团结毫不冲突，而差异对于实现有意义的生活是绝对必要的。他质疑强硬派穆斯林的宗教叙事“只有伊斯兰是对的”，而认为“人们应将宗教描述为通往神或救赎的众多途径”，他甚至建议我国应派遣伊斯兰宗教师到“[伊斯兰]价值体系属于少数的外国”接受培训，学习自己的宗教如何回应联合国制定的17个永续发展目标（SDG）。将国立学校的马来人教师派至华校教书或让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JAKIM）和基督教堂行政人员相互交换工作及交流。他自认更为激进的建议是让各族中四的学生到不同宗教/种族家庭交换领养三个月，政府提供奖励金。如此一来，“各族之间的邻里和亲属感情超越了现在的限制性社会和宗教规范”。“人们必须亲身经历某些事物，他们才会改变”。

   达祖丁在其文“究竟是谁在扼杀马来文”大胆反省提出主因是马来政权及马来学者并没认真落实振兴马来文运动，没有制造广泛应用马来文的情境， 甚至以不方便沟通及国际格局需要降低马来文的应用性及其成为“知识语言”的可能性。

   对于“官方语文”的定义，他认同这对于国民融合及通用语言是必要的，但不认同内阁部门不能以多种语言发表官方声明。他也诘问为何国家教育顾问理事会只有一位非马来人，应有40%成员代表其他集团，才能在教育改革中涵盖各族的诉求，并注重于培养“根据永续性建构重新构想全然不同生活方式的学生”。

改造学校教育

   在改造学校教育的建议，作者直接指出国家当务之急是解决种族与宗教极端主义。他具体地提出小学，中学及大学教育中务必变更（如历史科）或增加一些学科（如文化融合、全球视野、批判性思维、民主社会等）及相应师资培训。他也强调教育改革者要有足够勇气去抗衡“傲慢的学术和行政官僚主义”。

   此书作者对教育改革不仅着眼于政策层面，他也提出一些实际困境的解决方案，如书包沉重的三个解决行动：每天只上三个科目，设计适用的收纳书桌及减少科目总数。其实独中教改纲领也以“减少课堂科目”为目标，只是要落实此改变还得克服不少传统观念。

   达祖丁教授没避开讨论争论性的“独中统考”课程，而直言“马来人对独中统考文凭和母语学校体系和哲学有错误认知”。他认为独中并没有种族偏好和宗教动机（没有独中以诵读圣经，孔教或佛教静坐为学校日常活动）而这两项偏差正是目前国立教育系统的主要问题。他认为华校在尊重宗教敏感性更加平衡，此乃良好国家建设之实证。他也认同独中历史科涵盖更为全球化的历史视角及本地化的思路。至于“马来文”科目，他认为独中学生只要能掌握听、说、写基本技能就足够，而不必要求过高，更不应以掌握“马来文”程度的高低来评估国民的爱国程度。

反思大学

   达祖丁教授身在大学任教，他对我国大学有更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大学教育应聚焦于重建马来西亚。目前大学体系内领导及学者大多数是马来人单一族群。他们处于“非常舒适”的同温层，缺乏进行严肃的宗教和各族关系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他建议各国立大学应设立普世宗教中心 (Ecumenical Center) “未来由公帑资助的大学应该停止将清真寺作为总体的和占主导地位的标志，而应更为亲和并向所有学生开放。”至于国立大学的学术改革，他则主张“设计一个新的学术框架，以善用学者的才智和活力，将社会发展到一个我们都能面对全球化，技术发展，种族和宗教冲突及新的经济结构之挑战的水平。”

对于大学毕业生，他提出必备的四个重要价值观：

1. 能欣赏有别于自己的其他文化和信仰

2. 质疑“权威”的能力

3. 具有为了改变社会事物而奋斗的精神

4. 了解自我，认同“这个国家建立在文化和信仰差异的基础上”

这著作也触及不少争论性课程，如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竞争与互补性（第25篇）、学术自由与禁书的冲突（第26篇），玛拉只限马来人就读（第27篇）。

   众观此书，作者自我定位为公共知识分子，也作出了符合这身份的各开拓且争论性的论述，身体力行地扣问不少既存的学术迷思！

伊斯兰教育

   身为穆斯林学者，达祖丁教授在伊斯兰教育也勇闯不少禁区，对伊斯兰教育提出彻底反思。从我国教育界长期来受强大保守马来人穆斯林的牢控，到遴选校长人选的资质，甚至论及如何以全球化的文明构思培养穆斯林。他认为不少宗教仪式和价值观对我国多元社会是有负面影响。穆斯林学生务必区分属于真正信仰及文化诠释产物的差异，并和其负面价值保持距离。他甚至讨论了“宗教课在国立学校之编列与废除”，强调国立大学应“教导所有宗教，而不是只教导伊斯兰”。他认为某些伊斯兰问题实际上是马来西亚的问题（第32篇），必须让非穆斯林参予决策确保能以平衡的观点拟定友好解决方案，他也建议应重组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JAKIM）以协助促进国家建设（第33篇）。“只有为伊斯兰提供更加自由的教育和包容性的穆斯林公民，伊斯兰才能盛放成重要的国家建设元素。”

   他也力求重新检讨周五布道的内容，要使伊斯兰教成为一般教育穆斯林的正面力量。研究了雪兰莪宗教事务局近两年来的布道，他发觉周五布道很少提及对贪污的批评（110条中仅有1条评论贪污，也仅涉及皮毛之论），更从未处理绿色环保，人权等话题，甚至极少谈及对他人的博爱及宽容，仁慈和同理心。

校园建筑

   达祖丁教授的专业在于建筑设计学，他着笔于这领域是意料中事，只是没想到他对校园建筑的布局也有慎密全局构思，令我这在私立大学卅多年的工作者也有所启迪。

   他在大学建筑布局（第38篇）谈及学生宿舍、宗教设施、学生休闲场所、学生会中心，图书馆等，甚至保安系统也有所创见。

   他认为国内大学最显著的建筑物是“清真寺，校长行政大楼及校园大门”，而在美国、苏格兰则是图书馆和学生会，这差别应令人省思我国大学教育是否应注重知识启蒙及民主化校园生活。

   达祖丁教授强调“大学应为学生而设计，不是专门为校长或部门而设计”。而其心目中的新型大学是应有利于国家建设（第42篇）。

他认同“社区的大学，大学的社区”概念是他理想中的新型大学；每个学院应可全权制定本身的研究重点，晋升标准及创收工作。校长仅是“大学秘书”，管理协调各学院的要求。他相信大学应组织包含校内外各专家学者的专家委员会，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并提供新思维解决社会问题。

结语

   达祖丁教授是以其经历及信念对我国教育的构想进行多领域多角度的思考，这本专集在我国面临政经文教转型关键时期，是合时之作。华社能从其论述理解一位为国家建设寻找出路的友族教育学者的思路，虽然他目前在马来知识界尚无法取得共鸣，但其多元开放的教育理念始终会冲击我国旧有保守思维。希望这本专集能一石激起千层浪，产生更多理性交流剖析，呼应国家改革的大潮。

疫灾后的退场机制及经济复苏

自五月初有鉴于我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多日处于双位数的稳定情况，首相宣布实施有条件行动管制令，放宽大部分的行业领域。虽开始有九个州政府有所保留，但在解封适应一周后，整体复工情况已超过一半。首相接着在五月十日宣布延展有条件行动管制令，这也是符合民意，认为先照顾健康生命才设法执行复苏经济的活动。

退场机制的考量

    在目前这非常时刻，个人或企业都以求生存为主要考虑。随着疫情好转之际，整个市场就得讨论退场机制。退场机制切忌急功近利，必须分阶段分目标进行，复工的阶段性也需从区域行业，社交群甚至国内外因素着手。

    政府已基于疫情确诊严重性区分为绿、黄、橙、红四个区域。卫生部採取“攻红守绿”策略，已有效减少疫情红区了。至于根据个别行业的特点来决定有条件批准复工的行业，也是正确方式。需近身服务的行业如美容理发，牙医等在有条件行管令下还是禁止复业是可以被认同的。如今即使政府在有条件行动管制令下允许餐厅营业，但基于种种顾虑包括落实标准作业程序的困难及生命冒险的担忧，许多餐厅还是宁愿外卖而不正式回复照常经营。

    疫灾后所谓的新常态其实是新社会心态的产生，除社交习惯的改变（握手问好，个人卫生及洗手，社交群集活动等），更重要是专家科学家的公信力增强，而民众对政治人物的信任或依赖性减弱。疫情期间看着有关部门政策多次U转（当然也有不少次是俯顺民意的善意改变），反而公民组织民间福利团体展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民总动员，超越了种族宗教的排他思维的限缚。

    对于疫后退场及行业复工，国民最担心是如何防备下一波疫灾的重返。除了落实退场机制的阶段性，同样重要是民众与企业都得严守社交隔离及标准作业程序（SOP）。在此非常时期政府采取中央集中规划资源调配的必要性是应被理解，当然那不表示我国的议会民主及法治机制应受影响，公众的监督施政及对防疫的参与度更是抗疫成败的关键因素。

经济复苏的策略思考

    此次全球疫灾对任何国家的肆虐后， 其经济严重的受损是意料中事，在落实防疫保命及照顾民生措施后，国家务必对疫后的复苏经济有正确策略及布局。除政府的有效有为治理外，民间企业的配合是必要的。此时正是公私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的大好时机。以我国的现况来看，应以“高科技，低接触，促进内需，吸引外资”为复苏甚至振兴我国经济的四大策略焦点。

推动高科技经济

    高科技对优化国家经济结构，提升国家生产力的巨大影响已是众所周知。然而，从八九十年代我国率先提出多媒体走廊计划，及过后多次宣称要推动高科技项目，结果效果有限。如今我国在网络电商，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都尚处起步萌芽阶段。基于本国小国寡民，市场小人才少，故借外力求合作是必要的。

  谈及高科技经济，在此有必要厘清 “+数字化”及“数字化+”的区别。前者是传统或原有企业以数字化科技提升其企业生产力及竞争力， 在原有企业的行政，产品研发，行销系统，顾客服务，供应链等经营环节求取更高效率。 后者则是鼓励企业开拓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新行业或进入此类新领域，让自己的企业经营范畴随着新常态的呈现而产生创新转型思路。其实后者的开拓创新思维对于尝试创业（无论内部或外部）的青年企业家更是重要。

    至于要有效应用高科技及高附加价值经济活动，我们应向中国借力，不论是企业实战经验，高科技应用的商业思路，人才交流合作等。当然高科技经济有成就的邻国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也是我国企业合作取经的对象。

低接触经济的崛起

目前全球的医疗专家都有个共识，即使一年半载发明了CV19病毒的疫苗或治疗药物，人类也必须学习和此类型病毒共存。新常态的浮现，将会促成“低接触”行为的受落。

    “低接触”概念的产生，高科技包括数字化将会扮演重要角色，但它也催生或加速其他新兴企业经营模式及社交活动方式，包括饮食外卖、外送服务、电商贸易，各线上活动包括线上学习、线上会议及讲座，甚至增大力度推动数字货币有关行业的产生。

    疫灾时期所常谈的“社交隔离”措施，将会直接促进低接触经济的发展。基于新冠肺炎病毒暂时尚未有疫苗或治疗药物的成功研发，加上医学界认为此类冠形病毒的变型可能性不小，人们对近距离社交特别是群聚还会有长期顾虑。这种新形成的社会心理不是一朝一夕能轻易转变，市场必会浮现各种减少人与人近身接触的产品及商机。

促进内需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人们留在家中禁止不必要的出外行动是正确的做法，然而其副作用当然是市场停滞经济活动速减，许多公司特别是自雇人士及小微企业影响最直接。在后疫情振兴经济的焦点务必是尽全力促进内需及扶持本土企业。

经过疫情封闭时期，放宽行动限制后，民众或会报复性消费，也可能转变为谨慎消费，尽量存钱准备面对未知的未来挑战。国家应鼓励民间回复应有的消费，况且我国市场本就规模小，更应鼓吹“买本地产品”运动，再配上将本地产品促销市场定于包括出口至国外市场，特别是邻近东盟诸国，远亲不如近邻，效果会更显着。

    政府也应重新策划“入口取代” (Import Substitution) 政策，提供优惠条件支援从事“入口取代”商业活动的企业，减少本国外汇的流失。

    我国必需以“东盟经济共同体”市场为考量定位，才有可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我国。对于我国本地产品的所谓满足内需的促销目标，也应扩展至整个东盟市场。

吸引外资

吸纳外资有两大前提条件，一则应在合作中确保本地企业的利益，包括其有关供应链及上下游企业都应让本地企业实际参于。二则应集中于科技量高的产业，并应用国内天然优势，有助于建设国内智能社会领域，包括5G、人工智能、互联网等。

其实吸引外资到马不应仅为了财力的进驻，政府应鼓励与 外国财团企业合作建立研究中心及科创商业中心，经营领域包括技术转移、企业招商及开拓市场等。若合作两国能设立协商机制，将使此类计划进展更顺利。

    在目前中美博弈方兴未艾，双方将相互设限彼此企业采购及供应背景下，我国应掌握时机特设各行政机制，提供各优惠条件，招商引资。这措施对象包括因美中纠纷计划从中国迁出的美企、日企等，中国的外贸企业及因受限于美国关税等阻力的中资。在目前复苏经济的关键时期，我国有关部门急需针对不同外资对象设立专案小组处理不同性质的招商引资工作，以便在各国力求吸引外资的竞争中突颖而出。

    我国与中国有长期友好的民间来往及经贸关系，并占有地缘位置、文化相同及经济互补性高的三大优势，相信若政府在吸引外资之际，对中资提供特惠条件，将立杆见影。至于有些评论认为本国经济不应过分依赖中国，在此非常时期是短视之见。特别在目前要吸引外资投入高科技企业，中资必然是重中之重。

    我国极需建设智慧型新基建设施，而中国正是发展这领域的全球领头羊。中资在“走出去”的大潮中对于高科技投资情有独钟，对于建设跨境互联互通的技术基础有实战经验，这将有助于实现马中两国从产业工业发展至社会服务大联通。

总结

    在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一段时期后，企业及个人都受前所未有的冲击，难免有茫然不安甚至消沉低落的情绪，然而我们应对全球医疗科学界有信心，总会找出应对各类病毒的方案，而生活也绝不会一直艰难下去。

我们务必以积极心态静待转机，又得为未来新常态环境未雨绸缪，做必要布局规划，无论个人或企业。

“乐观的人从危机中看到机会，悲观的人在机会里只关注危机”

序：重温华教简史，前瞻华教未来

陈友信 

董总署理主席 

认识柯嘉逊，记得是 1979 年在英国曼彻斯特（Manchester）大学的学生活动。他当时在学生运动中是个挺有性格的才子。其悦耳磁性的嗓音，加上他在舞台上弹着吉他唱着爱尔兰民歌，谦和又深富亲和力的台风令人耳目一新。 

至于下一轮令我印象深刻则是他在八十年代初与著名学者 Chandra Muzaffar 在 Aliran 期刊 上就母语教育课题交手笔战，听说他是个纯英文教育出身，却又对母语教育理念华教运动 深入浅出论述一番，确实令我这热爱中华文化者惊喜。 

他返国后结识了林晃昇，沈慕羽等华教前辈，对他进一步决定于 1985 年投身于华教运 动，肯定起着关键性推动力。他先在董总辅导处服务，在争取各美英等国大学承认统考为 入校资格开疆辟土，经多届统考生在各大学的卓越学术表现，以至如今统考文凭俨然成了 全球最受承认的中文版大学预科文凭。过后在 15 华团初创华社资料研究中心时，他和陈 庆年联手接下管理重担。他不幸于 1987 年 10 月茅草行动受囹圄之灾，离开监狱后在民权 起义风潮中加入行动党做了一届的国会议员（1990 - 1995），在政坛施展身手。 

在新纪元学院创办后，他又受重托当起第三任院长。他于 2000 年新纪元学院上任后，对 树立并落实其创校理念“校园自主·学术自由·学生自治”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在 2008 年柯院长不幸涉及“新纪元风波”。当时华教元老建议并在新纪元董事会和院方双方认可 下，成立了“四人调解小组”，笔者为成员之一。经过一个多月研讨及与双方交流，有两 件事项与院方无法达到共识：一、是否准许学院系主任及行政主任自动列席理事会会议； 二、柯院长 2009 年的续约问题，结果“调解小组”无功而返。其实对“院长续约”问题 “调解小组”成员们也意见分歧，赞同与反对续约者各一位，而我与另一位则认为基于柯 院长并无犯纪律错误，但因一方面已与学院董事会有纠纷，却又需时完成巩固 3+0 课 程，结束其工作及顺利移交，因而向董事会建议让他延长聘约一年的折中解决方案（院长 是三年一聘）。其实沈慕羽也发出公开函呼吁让柯院长多留一年，和气收场达双赢。最终 因嘉逊被影射“理财不清”，而遭受不被续约的结局，导致柯院长于 2009 年入禀法庭力 求洗清罪名，到 2016 年才达至所谓的「庭外和解」。然而对方公开宣称仅“表示遗憾而 非道歉”，倒令局外人无从理解这「庭外和解」的原则。

在八十年代初我国华教运动的主要论述都是以中文书写，缺乏完整记录的英文版“华教论 述”，以向英文社会介绍传奇性的我国华教斗争历程。嘉逊兄（他多次告诉我不必称他博 士，直呼其名更为亲切）在 1985 年出版此书正填补了社会的需求，尤其是受英文教育者、友族人士、国内外学者等。此书行文严谨，思路清晰，至今出了五版，称为洛阳纸贵 也不为过。 

当然要称为史书（作者谦称是简史），就得决定有所写有所不写，更应包含历史进程，知 性论述，除适段的检讨总结，更有展望未来的著笔。以嘉逊投身华教运动之久，又兼有高 深学养，我们对他有此期望也不为过。 

如今在重印新版他能抽空再写了九十年代后的华教史两篇，确也展示其用心之深。可能因 其于「新纪元事件」后受伤害太重，亲尝了华教运动民粹份子的无理取闹与污蔑，再加上 自己后期已没亲身参与华教运动，而对一些课题仅是数笔带过，如对新纪元风波的评论， 阿拉伯字书法（Khat）事，关中案件等最近发生的华教课题。 

嘉逊在华教运动既亲身体会华社民众对母语教育的执着信念，当然也因此运动曾走上民粹 化恶质化的歧途而身受其害。华教十年内斗，消耗了华社民众对华教的热情，损害了华教运动接班人的培育，同室操戈，令亲者疼仇者快。嘉逊对此历程反思其因果关系，挖掘剖析华教运动潜在的弱点，进而勾划出因应新时代新挑战的华教共识及建塑华教共同体，从 华教理念及教育素质，到拟定华教运动的同盟伙伴（改制华中，国中华文班/华文学会， 师院校的华文师资班，大专院校的中文系等）的职责任务及定位，再加上与其他坚持母语 教育的友族团体的互动支援关系。这些都是柯院长熟悉又热衷的课题，肯定可以为重振华 教运动的风采增加动力。 

处于转型关口的华教运动，既要传承优良的运动传统及理念，又得前瞻未来，为培育学子 应付未来的挑战。在我国新格局下，华教工作者都需具备化被动为主动，突围而出的干 劲。华文教育要在国家认同的共识下提升国文水准，要在与国际接轨的趋势中追求更广泛 更系统化国际认证，要在文明交流族群互动中推动国民交融及社区活动，当然更要在科技大潮中确保独中毕业生能兼顾科技能力及人文素质。 

总之，要从国际教育改革大趋势中取经充电，从动态角度洞察华校教改的焦点，并坚持教 育改革精准思维，与时俱进。 

当然话说回来，我是通过这序文表达了我对嘉逊的另一层期望，以他的学者学养及社会使 命感，肯定不会因在华教路途摔了一跤而沉默下去。他至今依然活跃于民主人权工作，但华教运动依然需要你，Dr. K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