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自身找寻领导

行动方略联盟主席陈友信

于2016年第5次常年大会演讲

过去三年，我们的国家面对了两项全国性危机：第一，政治人物诚信及公信力的败坏。第二，种族及宗教性排外及失和的升级。

政治人物的诚信及公信力的败坏

根据《时代杂志》的报导，马来西亚在全球五大涉及国际贪污的国家里名列第二。

早在2010年就被揭发的一马公司丑闻，于第13届全国大选后成为了大马公共生活的主要议题。

去年，全国人民震惊于一马公司把26亿马币汇入首相私人户口的指控。最新的调查显示所涉及的总额可能高达42亿马币。刚被委任的总检察司虽然宣称纳吉无罪，然而目前至少有美国、澳洲、英国、香港、卢森堡、新加坡、瑞士及泰国的相关单位正以洗黑钱及贪污的罪名直接或间接的调查这案件。

这原应是在野党赢回选民的黄金时机。可惜反对党在第13届大选之后就分崩离析。如果说西马在野党的分裂可以追溯至对伊刑法的分歧，行动党及公正党在新近砂拉越州选的对抗则显然不是原则问题所致。这种分裂毫无疑问的让选民心灰意冷并导致低投票率。

即使是反对党与马哈迪及巫统异议份子联手推翻纳吉的合作也无法激起热情，反而招来了冷嘲热讽，并被一部分人民认为是没有任何具体改革议程以及抄捷径的夺权计谋。

即使是由反对党领导的三个州政府，也开始显现了腐败与退步的迹象，虽然他们其中一些可能还是比国阵前朝州政府来得廉洁及有效率。一些领导人已变得高傲及无法容忍批判，包括来自于后座议员及公民社会的批评。裙带关系、回佣金及性贿赂的指责已开始浮现。恢复地方选举的诺言也以法律或政治阻力为藉口而被遗弃。从森林到海洋，环境被大举破坏，以换取盈利及设施发展。水灾的发生已有两年了，然而还是有灾民没有获得固定居所的安排。

如果说领导是以身作则的话，我们的政治人物恐怕只带给公众焦虑、甚至绝望。

族群及宗教性排外及失和

然而，为什么普通大马人自己无法收拾这残局？

这是因为我们在同一时间有第二项危机  -族群及宗教性排外及失和在第十三届大选过后不断增加。该大选成绩，在马来前锋报刊登了以“华人还要什么？”为标题的头条后，迅速被炒作为华人海啸。

同样的，要求问责及民主的凈选盟第4次大集会，也被贴上华人挑战马来人政治权力的标签，而煽动种族情绪的反集会也随后在吉隆坡市中心举行以威吓华人商家。

不仅如此，政客及族群英雄也不断挑起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及筑起族群高墙。

即便是刘蝶广场偷窃手提电话的事件也被描绘成族群欺凌事件触发了一场小型的族群冲突，为此一栋崭新的购物广场从此出现，纯粹只为了提供某单一社群生意及津贴福利。

宗教被用于筑起社群间的高墙。我们看见越来越多的“十字架恐惧症” – 一间位于八达灵再也的教堂被迫把教会外的十字架拿掉，而浮罗交怡的一间建筑物的屋顶也因类似十字架而必须拆除修理。清真手推车及清真升降机也进一步把穆斯林及非穆斯林隔离，并加重少数社群的疏离感。

比这些个人、生意或政府机构行为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企图破坏及颠覆1963年由马来亚、沙巴及砂拉越以平等身份共同组成的马来西亚联邦的世俗特征。

联邦宪法阐明刑事法归联邦权限，并限制属于州权限的伊斯兰法下的罪行 – 只涉及有关宗教的教诲。对世俗主义的坚持，是体现在1965年伊斯兰法庭（刑事权限）里的“3-5-6”限制中，即把伊斯兰法庭的刑罚权限制在3年监禁、罚款5000马币及6次鞭刑的框架里。

为了推动固定刑法(Hudud)及因果刑法(Qisas)的罪行与惩罚，它们被宣传为无害于非穆斯林，因为成为罪犯的非穆斯林将被排除在外。然而，这种承诺，即使不是出于不诚实，也是极具误导性的，因为涉及穆斯林嫌犯及非穆斯林受害人的案件仍然需要在伊刑法下受审，而非穆斯林在伊刑法下不享有提供证词的充分资格。

哈迪最近提呈的的私人法案，欲把“3-5-6”的限制去除并以伊斯兰法所允许的刑罚代替（除了死刑之外），虽然目前并不涉及非穆斯林，然而这仍然挑战了马来西亚联邦的世俗性。如果我们珍惜我们的国民团结及领土完整，那么我们必须忠实地捍卫1963年的马来西亚合约。在没有全面回顾与检讨马来亚、沙巴及砂拉越作为平等伙伴的宪政体制之前，没有任何的修改应该被允许进行。

部长阿查丽娜及副部长罗斯娜千方百计把原本位于最后的议程的哈迪私人法案提前讨论，是联邦政府立场危险的转移。这是极为危险及短视的投机做法。

勇敢面对问题

与其以绝望感、无力感及愤世嫉俗的态度面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我建议我们应该勇敢的面对问题。

此时此刻，是我们作为马来西亚公民，在两个课题上应该尽量达致共识的时候了。这两个课题是伊斯兰化及扶弱政策。

穆斯林社会要更虔诚的信仰其宗教的理想有没有可能与诚恳的拥抱宗教及文化多元性相容？如何可以在非土著不感到被疏离的情况下有效扶持土著？

如果没有在这两个重要议题上达成共识，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转型将会面对极大困难，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胜者为王的“零和”政治制度，这使到每个社群都担心改变现状将让他们面对巨大的失去。

这两个问题的确都很难处理。我们两边的政党都因此选择逃避这些课题，还时不时在这些课题引现冲突的时候乘机捞取政治资本。

缺乏领导魄力面对这两个棘手的课题，是我们两边政治精英最大的败笔。这败笔比贪污、滥权的后果更大。

与其哀叹他们的失败，或者考虑移民或把钱从这国家撤出，我们应该从自身找寻领导。我们，公民组织及商界，应该在政治人物令到人民失望的时候挺身而出。

我们应该有更多对话、讨论及辩论以便促进了解及凝聚共识，以走向一个遵循同理心、相互对待及团结互助价值观的共同未来。

同理心，使我们更能体验各自的快乐及痛苦，成就及挫折。

相互对待，使我们能贯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团结互助，使我们记住，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让我举三个例子，体现公民社会及商界如何能在新闻版面充斥着族群冲突的消息时把族群的隔阂打破。

在森美兰，我们的团员森美兰中华大会堂及伊斯兰革新组织（IKRAM）的森美兰属会时常联办对话及文化活动以促进各族的友好关系。

在吉打双溪大年，由伊斯兰革新组织所管理的宗教学校及新民独中联办了数项文化活动以让师生们交流及互相了解。

最后，我身为马中商会的会员之一，也持续性地鼓励及协助不谙中文的商家开拓中国商机，而不只是把这些商机保留给华商。

公民社会及商界可以在政治人物领导无方之际挺身而出。

我们可以从以“平等雇佣机会政策”取代新经济政策开始。

这就是行动方略联盟的口号，“多元共生，和谐共进”的意义。

这是我连续担任两届行动方略联盟主席的最后一次演讲，我在次感谢我现任及过去的理事会成员、行动方略联盟所有的组织成员、我们在公民社会及企业界的朋友，感谢你们在我担任行动方略联盟主席这四年里对我的信任及支持。

领导行动方略联盟是一个很大的荣耀。我为我们致力服务国家而欣慰。我确定新的领导层将在未来两年做更多的事，而我也将继续支持新的领导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