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中国是全球和平的重要支撑 ——纪念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实地观礼感想

这次是我第三次在北京现场观礼阅兵，包括过往参与过国庆阅兵的盛典。每一次现场体验都不同于在媒体上所看到的报道，而这一次给我的感受格外深刻。

这次阅兵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不仅因为是纪念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更因为它所传达出的信息——中国通过多年的自主研发和军工技术积累，展示国家维护和平的能力与决心。

现场所展示的武器装备，无论是打击型还是防御型，都一再强调“以防守为主、以武制武、避免战争”，和平是终极目标。这种理念的表达，不仅体现在阅兵的编排中，也贯穿在我整个观礼过程中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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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时的情感冲击

当全场齐声高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那一刻，我内心感慨万千。

我立刻联想到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曾遭遇的侵略、瓜分、屈辱与压迫。从鸦片战争、列强入侵，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无数中国人民在苦难中挣扎，在战火中牺牲。而今天的中国，能够如此堂堂正正地展示自身力量、扬眉吐气地站上世界舞台，这种转变背后是无数前人的牺牲与奋斗。

我由衷地感到激动及民族自豪感——中国不再是被动承受，而是有能力、有资格、有底气维护自身主权、捍卫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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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观礼超出预期的震撼与共鸣

在来北京之前，我了解到这次阅兵会展示不少新式武器，也知道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纪念活动。我也期待能通过这个机会，再次深入了解当前的中国国情。

果不其然，这几天的安排甚至超出我的预期。我们除了参加阅兵观礼，还参观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我也参加了在北京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的座谈会，并与南侨机工后人、陈嘉庚基金会成员、侨界代表等进行深入交流。

当晚的音乐剧《正义必胜》更是令人热泪盈眶。它真实再现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顽强抵抗、浴血奋战的场景，让人深切体会到和平来之不易。这种精神震撼力，是任何形式的文字或影像都无法完全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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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打动我的几个瞬间

阅兵过程中，有几个画面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1. 车牌“1945”的检阅车空座位

这辆车象征着纪念抗战胜利的历史，也象征着对无数英烈的缅怀。没有人乘坐，只有一个空位和立麦，这是主办方以最庄严的方式向先烈致敬。这种安排令人感到既温馨又肃穆。

2. 抗战老兵的身影

当天我们这些观礼者凌晨就要步行三公里入场，但那些年事已高的老兵是乘坐大巴后才缓缓进场，可在场者还是以热烈掌声欢迎他们。退场时，天气炎热，但大家都自发肃立、静静等候老兵们离场。阳光炽烈，汗流浃背，却没有人抱怨，大家都以最尊敬的目光送别这些英雄们离场。

3. 和平鸽与细节安排

十四只和平鸽象征十四年艰苦抗战，更象征和平的珍贵。现场的秩序管理也非常出色，尽管观礼人群众多，却始终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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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武器展示下的战略震慑意义

虽然我本身不是军事方面的专家，但这次阅兵展示的多款新型武器仍让我印象深刻，尤其是东风系列导弹。据介绍，像洲际导弹—东风-61这种战略武器射程可达两万公里，意味着覆盖全球任何角落。

这种能力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炫耀武力，而是为了有效震慑战争、遏制好战分子蠢蠢欲动。这也是“以武止战”的实际体现。正如大会司仪所强调的，中国不是要打仗，而是要有不被欺负的底气与能力。

其他诸如激光炮、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智能无人战斗车，以及防空反导装备也让我看到，中国的军工科技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甚至在某些领域赶超西方国家，这已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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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和平与民族复兴的新思考

作为一位第四代海外华人，我由衷地感受到，中国今天的强大带给我们海外华人更多的民族自信心。

通过这场阅兵盛典，我对“和平”的理解更加深刻。和平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更不是敌人给予的恩赐，而是需要强大的力量来守护、需要全民的意志来坚持、需要后代的记忆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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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年轻人对历史的了解可能并不深入，而这正是我们必须教育与提醒下一代的关键所在。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和平生活，是多少前人流血牺牲换来的。在马来西亚，我们也有许多先辈参与了抗日斗争、付出生命的代价。我当年在领导全国福建联合会青年团的华团工作时，就首次和同道推动纪念日治时期殉难同胞的活动，欣慰看到这公祭活动今天依然延续着。

抗战精神并不是过去式，而是一个务必持续存在的信仰，它提醒我们：不能忘记战争的残酷、不可忘记前人的牺牲、更不该忘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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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格局转型下的华人角色与思考

当前世界正在转型，一些曾经主导全球秩序的国家，面对中国崛起表现出强烈不安，甚至不愿放弃其“世界警察”或单边霸主的角色。

我们海外华人有责任发出不同的声音，推展和平多边合作，支持推动全球治理公平、世界秩序民主化。当年在万隆会议期间所提出的“五项原则”在今天仍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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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中国的邀请与主办方的用心

我非常感谢中国官方此次的邀请，让我有机会现场见证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盛典。

我也深刻感受到主办方对活动的细致安排与用心：无论是礼遇安排、志愿者服务，还是每一个仪式细节，都体现出对海外华人华侨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历史的尊重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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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为和平站位、为历史发声、为未来担当

这次北京之行，不只是一次观礼，更是一次精神洗礼。让我更坚定地相信：

• 和平需要实力支撑，历史需要记忆延续；

• 海外华人更应理性发声、担当使命；

•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全人类和平发展的一部分力量。

我将把这次所见所感所悟，分享给马来西亚的亲友、商界伙伴、年轻一代、各华人社群。我相信，讲好这段经历，传达这份精神，会在更多人心中种下热爱和平、珍惜历史、拥抱未来。

法治精神的启蒙与传承 —— 为《法治联邦》序

我有幸与林武灿先生相识于七十年中期，当时我们都留学英国---那时我在伦敦的利兹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学，随后又转赴伦敦修读企业管理，而武灿则完成了经济学士学位，继而赴林肯法院实现了成为律师的梦想。

彼时，虽然学业繁重，但我们从未忘记肩负海外学子的责任。通过学生运动，我们关心祖国马来西亚的时事，积极谋求海外学子的福利，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丰富多彩的文化与体育活动，共同渡过一段值得怀念的日子.....

武灿回国后投身政坛，历经政治风雨的磨练，而我则专注于民办教育事业，透过民间团体积极推动社会活动。回顾这段彼此走上不同道路的岁月，只能感叹岁月的不留人，但情谊依然存在。

武灿与我还有一项共同的嗜好---不仅热爱阅读，更喜欢将所思所想付诸笔端。如今得知他即将出版第三部著作《法治联邦》（THE RULE OF LAW IN THE FEDERATION），我由衷为他感到欣慰，也荣幸受邀为书撰写序言，借此表达几句肺腑之言，以资鼓励。

本书涵盖多个重要章节，内容丰富且极具深度，包括法治的概念与历史、法治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法治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法治的经济基础、联邦中央政府与州政府的复杂关系、宪法修改的历程，以及联邦政府如何镇压左翼政党的敏感议题。

我深信，这些涉及法律与法治的核心知识，意义非凡。它们不仅是现代公民的必备的启蒙知识，也是培育国民具备法律素养和法治精神的奠基石。期望这些知识元素有助于推动我国迈向更普及的法治意识社会，这对保障人民福祉和促使社会持续进步是不可或缺的，更是现代民主国家所必备的土壤。

本书的核心精神始终围绕法治这一永恒主题。马来西亚作为一个以宪法为立国根基的君主立宪国家，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既相互配合又互相制衡，确保国家进步与社会和谐。然而，最为关键的，仍是我们人民须不断提升法律意识与自觉，方能共同克服阻碍落实公平及伸张正义的重重障碍。归根结底，群众的力量，就是国家的力量。

令我特别欣慰的是，武灿在书中深入探讨了法律与经济的内在联系，打破了传统学科之间互不相关的偏见。这无疑得益于他曾先后学习经济与法律两大领域，才能将两者融汇贯通，呈现出深刻且系统的洞见，实属不易。

此外，目前担任着槟城两间华小（慕义总校与分校) 董事重任的武灿作为华校出身的学者，不仅精通英语，还能运用其深厚的中文文学功底，将起源于西方的法律理念、制度和法治精神，用生动流畅的中文诠释出来。此书不仅能启发有志于法律深造的学生，也为普罗大众传递了珍贵且实用的法治知识。

书中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强调了法治对社会的积极推动作用，同时历史性且细致地剖析了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第三章特别设置了“法治与母语教育”“法治与文化保护”的专论，深入阐述司法独立与公正对华文教育发展的重大意义。在一个真正落实法治精神的国家里，母语教育必将在全民的团结与努力下克服重重难关，迈向更为完善的高峰。

林德宜博士 新著《China Rising: USA and West Responding》 推荐序

在当今这个变幻莫测、极度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理解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以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此所作出的种种回应，是任何一个关心世界发展与区域和平的人都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林德宜博士的新作《China Rising: USA and West Responding》，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以独立、理性与深具洞察力的视角，对近年来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互动作出深刻剖析，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反思的另类观点。

由于对世界动向的关心及兴趣，我长期以来密切观察中美关系的发展互动脉络，并深知中国的崛起已然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现象之一。西方世界在面对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乃至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步时，往往夹杂着复杂的心态——既有警惕与疑虑，也有竞争与排斥；更有甚者，将中国视为所谓“体制性对手”乃至“生存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这种论调，在近年来西方主流媒体与政策辩论中频频出现，对全球舆论与政策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林博士的文章汇集，正是在这股舆论潮流中，为公众开启一扇通往理性、客观与多元理解的大门。他不从立场出发，而从事实与分析入手，拆解西方话语背后的政治逻辑与意识形态偏见，提供更全面与平衡的思考基础。在他笔下的“崛起中的中国”，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议题，而是一个复杂、多面、值得深究的国际现象。

对于马来西亚而言，我们位处中美两强之间，不仅是地缘的十字路口，更是多边外交与战略智慧的试炼场。我们奉行中立自主、开放包容的外交政策，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努力在多极世界中寻找共赢之道。林博士的研究成果，或可为我国在制定外交策略与经济政策时，提供了具有价值的参考视角。

作为马来西亚国民，我们更应具备一种务实、理性的国际观。既不盲从任何一方，也不陷入意识形态的陷阱。面对全球格局的快速演变，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看世界，以前瞻的思维看中国，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推动区域稳定、经济合作与文明交流。正如本书所揭示的，国际关系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一个充满互动与演变的动态过程。

我由衷推荐这本著作，不仅因为它内容翔实、论点清晰，更因为它触及了当下全球舆论中最需要被重新审视的部分——我们如何“看待中国”，以及我们应如何“与中国共处”。对马来西亚读者而言，这不仅是一本国际观察的指南，更是我们作为小国在大国竞争中，寻求平衡、保持清醒、把握机会的重要参考。

陈友信

2025年9月

新著后记：《路过留痕，迈向未来》

岁月真的是不留人，恍然之间，我竟已临古稀之年。

回望过往这四十年来沉浸在华团及社工的点滴，倒也以四本文集，汇集了自己社会参与的经历与体悟，亦让自己能不时回忆过往路程中曾经共事的身影与风景。

此文集能结集成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谨此衷心感谢各位出力者，其中包括但不局限于：出版者尚书院文化出版创始人尚月婷女士，为书写序的两位多年好友—张永庆先生、陈亚才先生，进行审核的潘永强博士，以及这十年当中为我整理有关文集上载部落格《在继承中求兴革》的助理朱国滨与李佳黛。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与支持，这部文集难以顺利呈现。

特别感谢每一位默默付出的编辑、校对与设计团队，其专业精神和细致态度令书籍的质量得以保证。此外，感谢所有读者和关注者的鼓励与反馈，正是有了你们的支持，创作者的思想结晶才得以持续被传承与发扬。

第四本文集之所以命名为《路过留痕》，不仅是对过去十年（2015年至2024年）亲身经历社会活动的足迹记录，也是缅怀许多早逝的同道中人。无论是在隆雪华堂面临逆境时挺身而出的颜清文、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华教斗士陆庭谕、为华教事业全国奔波的莫泰熙、与我亦师亦友的传奇人物陈凯希、终身奋斗永不言倦的吴建成、默默耕耘的华教幕后英雄李亚遨，还有雪华青多才多艺的林福南等——这十年内相继离我们而去的这些同道们，每一个都是我终生难忘的好伙伴，大马的好儿女。哪一个不曾是英姿焕发、激情澎湃的我国才俊？

逝者如归人，生者尚需完成未竟的征途，不负同道共理念。

我在2024年中旬接下董总主席一职，是经过整年再三省思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定。这不只是回应林老总、沈老等当年对我的提拔与期待，更是我深信唯有将中华文化的根扎得更深，同时配上开放多元的思维，方能让我们华裔国民在这片国土上昂首挺胸、无愧前人。若将华教困囿于华人圈子，势必自限自缚。我们更应明白，华教的真正内涵是「华文教育」，是中华文化的传承，更是全民的财富。我衷心希望，未来能吸引更多欣赏中华文化的各族子女，共同受益于其深邃底蕴；同时，也得以在理解和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巩固我国的多元基因，而中华文化则可成为稳固华人族群自信的根基。

然而，这一切若只停留在反思与缅怀，终究未免止步于当下。我始终相信，一个社会工作者不能只是回顾过去，更必须勇于迈向未来。

记得数年前，我曾亲身前往阿联酋参观了迪拜的「未来博物馆」（Museum of the Future）。那次经验深深震撼了我——不仅是馆内展示的科技与人文的跨界融合，更重要的是它所传达的精神：未来不是用来等待的，而是要被创造的。

我不禁反思：我们是否也常常沉溺于过往的荣耀，而错失了未来发展的契机？是否过度受缚于以往经历及现实的困境而限制了开拓的可能？那次参访让我更加坚信：有生之年务必勇于织梦、敢于突破、乐于学习，方能不负此生。

我深知，属于我个人在社会服务上的篇章已迈入“夕阳红”的年纪阶段，但希望当年的热诚及理念不减。我愿意将自己余下的岁月，视作延续社会责任与个人愿景的最后一段路程。尽管体力不再如昔，但相信目前思路与信念依然清晰：我们不能把未来交给「必然」的命运，而应把它交给愿意为理想奋斗的后来人。

现阶段的我，必会尽所能，鼓励和扶掖更多青年走进教育提升、社会公义、民主人权与创新改革交汇的社会舞台，去拥抱一个更加开放、跨界、多元的新时代。

若此生还能再出一本文集，愿能继续记录自己在新时代背景下投身华教与社会工作的思维与实践，以及佐证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青年如何在我国社会转型中发光发热的种种事迹——期望那将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总结，更是一段世代交替与改革精神延续的缩影。

愿此文集不仅成为过去思考的记录，更能自我激励未来探索的脚步，继续在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谨以此记，为自己留一痕，更望能为未来埋下伏笔。

 2025全球杰出儒商论坛暨全球华商品牌盛典

“儒商精神与时代担当：在文化自信与全球化中的实践路径”

致辞

陈友信（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主席）

2025年5月28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儒商企业家与同道们：

大家好！

我非常荣幸在《2025全球杰出儒商论坛暨全球华商品牌盛典》这个极具份量的国际舞台上，与各位共谈“儒商”的精神内核与新时代的实践价值。

在百年变局与世纪交汇之下，全球商业正面临结构性重塑。

我们作为华人企业家，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与创新者，更应探讨儒商的现代意义，是否依然有意义？我们肩负的使命，又该如何回应这个伟大时代的召唤？

今天，我将围绕两个核心维度来展开讨论：

其一，儒商的文化基因；

其二，儒商在如今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借由当代政策机遇，落地实践，贡献智慧，同时拓展商机

（一）儒商的文化基因：仁义礼智信的商业实践

儒商，并非只是“讲道德”的商人，更是将仁爱、责任、秩序、教育与现实利益融合为一体的价值实践者。

1. 仁爱与道德领导： 在儒家，“仁”不仅是修身之本，更是企业治理的根。一个真正的儒商，会在企业中构建一个有人文温度的制度秩序，对员工、客户、社会怀抱善意及同理心。道德不是装饰，而是竞争力。

2. 义与责任： 儒家讲“义利之辨”。今天的企业家，不能只是利润的猎人，而是要成为企业论理及社会正能量的守望者。在环境保护、社会公益、员工成长等层面，儒商应主动担当，引领行业走向负责任的可持续未来。

3. 秩序与团队精神（礼）： “无规矩不成方圆”。儒商强调礼仪秩序，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即是制度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团队是企业的脊梁，集体主义不是压抑个性，而是激发合作与共赢的最大化智慧。

4. 教育与人才（智）： 孔子讲“有教无类”，孟子重“性善养成”。一个儒商企业，必然是一个终身学习型组织，领导者不忘修身，企业不忘育人。儒商的远见，在于塑造有人文情怀、有正直品格、有竞争力的人才梯队。

5. 务实的功利主义（信）： “诚毅、互信、公信”。儒家从不排斥“利”，但主张“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真正的儒商懂得将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统一，以盈利为基础，以道义为方向，形成一种“功利而有底线”的理性模式。

（二）马来西亚：当代儒商落地梦想的战略支点

各位，理想要落地，必须立足于一个稳定、开放、包容、愿与您共同成长的土壤。而马来西亚，正成为这样一个战略坐标。

在首相安华领导下，马来西亚不再只是“欢迎中企”，而是系统性地为中企开路、搭桥、护航。我们从五大产业政策实锤来看，未来的儒商精神，不仅有中华文化支撑，也有现实落点：-

1. 数字经济：从技术到文化输出的全链条打开

数字身份、AI算力、跨境平台已成国家战略。马政府明言：“中企是国家数字架构合伙人。” 对儒商而言，这不仅是科技出海的通道，更是数字儒商施展全球影响力的舞台。

2. 清真产业：跨文化伦理的共振

谁能想象，曾经“忌惮中资”的清真产业，如今主动设立“中马联合认证机制”？这是对儒商“义利兼顾”“和而不同”精神的认可。文化理解力，已成为我们最具优势的“软资本”。举例，回儒对话，就是两大文明跨界和谐对话的最佳和谐写照。

3. 绿色转型：仁者爱人，先行在绿

首相署专责协调绿色投资，中企首次被列入国家“绿色合伙人”目录。

儒商重“天人合一”“止于至善”，这正好与绿色制造、碳中和形成了价值共鸣。

4. 教育科技：文化自信的现代化输出

随着马来西亚K-12学校（将幼稚园、小学和中学教育合在一起的统称）、大学项目全面放开，双语被纳入国家语言战略。厦大、北师大、优培教育……正是新一代儒商文化外交使者。这是“智”的体现，兼容好学精神。

5. 智能制造：高端合作，非替代角色

中企在医疗设备、智能芯片、工业4.0中已成马方的”优选合伙人”。符合资格的中资项目不仅获得新兴工业地位（Pioneer Status , PS），还享5年税豁免。这不只是市场进入，而是制度性的“绿色通道”。

三、新时代儒商的全球角色与文化使命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也是可促成“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实现“民心相通”的软文化根基所在。

在这一轮世界格局重组的大棋局中，我们的角色，不只是“走出去”，更要“走进去”——进入企业规则，进入当地文化，进入社会价值链。

马来西亚与中国，不只是合作伙伴，更是文化价值共鸣者。儒商要成为连接这两个世界的桥梁、纽带、灯塔：

“做文化信仰的践行者，将“仁义礼智信”转化为东方式管理模式；

做全球秩序的建设者，将“中庸、包容、和谐”注入国际市场；

做社会责任的引领者，用企业的力量影响政策、教育、生态。”

结语：儒商担当：为技术力量注入文明自信（从“强大”走向“伟大”）

时代在变，但文化的根与正当经营的魂不能变。

世界很大，华商很强，儒商的担当不能弱。

我们不能只是拥有“技术的力量”，更要拥有“文明的自信”。未来，不仅属于竞争者，更属于那些有文化、有格局、有信仰的商人——儒商！

谨此预祝大会顺利进行，谢谢大家！

 “弘扬林晃升精神，推进华文教育”

陈友信

2025年2月22日

尊敬的各位华教人士、教师、同学们，

大家好！我很荣幸能够在今天林晃升林老先生的公祭论坛上与大家分享有关在新时代如何“弘扬林晃升精神，推进华文教育”的主题。

林晃升先生作为本地华文教育的杰出代表与领袖楷模，他的思想和精神资产在我们今天的华文教育实践中依然具有十分关键的指导意义，是我们国家新一代人文精神素养的典范与根基所在。

（一）林晃升精神的现代意义

宏观层面来说，关于林晃升精神的现代意义，必须追朔到华教运动的“一体两面”性质，即：

① 教育机构发展与文化传承体系，以及；

② 捍卫华教权益的群众运动。

林晃升的贡献在于有效组织及动员群众，并能以身作则，为群众指引正确方向。

在教育专业方面，林晃升凭着其礼贤下士的精神魅力，成功汇聚来自各领域的有志之士、专家人士，以及教育界各岗位从业员如校长、老师们在教育专业上众志成城，又能各司其职地良好推动统考课程。

林晃升的精神贵在其对团结华教各方面人才精英的说服力及凝聚力，从而推动华教得以永续经营至今。

各位，国际社会面貌自从踏入21世纪以来，迎来翻天覆地的变迁。我们见证着现代中国崛起、中文兴起，以及中华文化在全球认可度的全面提升。

譬如，中国歌手刀郎新歌《罗刹海市》播放量80亿次，破了世界纪录；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哪吒2）上映后总票房突破人民币100亿人民币（约61亿令吉），为中国影史上首部票房破百亿的电影。这些无一不是中国软文化输出，凭着文化自信与魅力征服全球人类的最好例证。

同时，我们也见证着世界各地大学纷纷主动开办教导汉语、华文、中华文化及其传统美德的各类课程。

反观美国在各领域的领先优势逐渐缩小，而不惜把中国塑造成“主要威胁”，来转移其国内人民对其政府执政无能的民怨注意力，并试图抹黑中国，从各方面对中国形成围堵和打压。

（二）传承中华文化

林晃升推动华教的精神在于传承中华文化，而华校则是其重要载体，在推动华教运动进程中，如只是从沟通工具角度推动华文在民间的实用性，而不注重推动中华文化内涵，不能使得受华教熏陶的华校子弟们得益于中华文化，则只是虚有其表。

统考自1975起创办至今已有50年历史，每年都举行初中统考与高中统考活动。尽管创立初期备受各方争议，但事实证明，统考制度经过各方验证，学术水准备受各界承认，当中包括各族学术专家的学术认可。

眼下，关于承统考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在于保守单元思维人士的偏见，其论述并非从教育角度出发，而是政治及民族情绪因素居多，如对国族的身份确立、对国语地位的挑战，以及对国家教育体系分化的争议。

林晃升的最大功劳就是即使在受到政府的威廹下，还能坚持承办统考，并以考试带动课程，重新让全国独中归队和步伐一致，在董总旗帜下继续推展华教运动。

（三）以“两线制”推动政治制衡

林晃升的政治理念是通过推动“两线制”，促使我国逐步迈向民主制衡的政治生态，以拓展华教的发展空间。

林晃升于80年代中期以董总领导岗位，通过15华团领导机构属下的全国民权委员会倡导“两线制”，务求打破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同时追求政治制衡，及杜绝权威政治的霸权形式。

这播下的民主幼苗，对过后的烈火莫息（Reformasi）及净选盟运动（Bersih）肯定起了启蒙效果。这也促进人民的政治意识觉醒，并推进了政权轮替。

目前，马来西亚的政局情况是多党丛立，多党之间又有政治制衡与纵横运作。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两线制”衍生的政治制衡，确保提供更多公共民主空间，为未来民主政治发展提供更多平台

董总坚持“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立场，不论哪个政党执政，捍卫母语教育，提倡多元与争取平等乃是华教运动不变的原则。董总也在不遗余力地捍卫和发展母语教育，坚持争取各族群的公平与平等地位。配合国家政改与教改进程，我国华教也在朝向正确方向迈进，并希望尽速协助执政者，完成政府承认统考的“最后一厘路”。

（四）华教运动的公民组织定位

广义上，董总既是群众性公民组织，又是教育专业机构。在马来西亚的社团生态中，董总应坚守教育专业化道路，也得紧跟社会变革的时代脉搏，才能够团结更多各民族公民组织，携手实现民族和谐的局面。

通过联系各民族公民组织，对外引进各族有识之士的协助，对华教运动长期斗争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我们作为公民社会的成员，不能置身于社会运动改革的大潮之外。

华教课题包括统考正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只有当国家真正达到民族平等、多元思维领航之际，华教才能受到一视同仁的平等待遇。

（五）让林晃升精神活在现代

在缅怀林晃升与他那一代华教人士之余，我们也必须让他的精神活在现代，学习他的待人处事方式

面对新时代的各种挑战，人们应从林老总的”择善而从、敢于担当，集思广益、行事果断，扶掖新人、包容异议、礼贤下士”的精神素养中吸取养分。

《择善而从，敢于担当》

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林老总有着面对强权还能守住良知且丝毫不退缩的斗争精神，值得华教后辈们学习。

当年，时任首相马哈迪以“可能制造出另一个教育体系而破坏团结”的借口要求董总取消统考，并在言语之间威胁时任董总主席的林老总，如继续进行统考将面对一切后果（包括牢狱之灾）。林老总义无反顾，收到口头恐吓过后只是回家稍作整理准备即继续斗争之路。

因此，后人尊称其为“统考之父”的名号，确是实至名归的。

发展至今，面对新时代新挑战，董总在继续争取统考承认之余，从不停歇地提升独中教育素质及优化统考模式。

我们必须学习林老总对抗单元极端主义者始终寸土不让的坚持。

《集思广益、行事果断》

林老总在领导董总期间，决策过程落实民主流程集思广益，但其做事果断，不拖泥带水，且立场鲜明，让追随者对力争的目标清晰，毫不含糊。他也从不墨守成规，我认识的他总是积极追求思变与革新。

在七十年代华教面临存亡之际，胡万铎等一批批华教人士发起推动华校复兴运动。当时林老总刚上任董总主席，立即投身将这运动扩展至全国，令华教运动声势大起。

在横遭“茅草行动”的无理扣留后，经过囹圄的磨练及冷静思考后，林老总更进一步展现他的坚决果断行事作风。出狱后则辞去董总主席，毅然决然为突破华教困境及落实政治制衡理念而投入反对党的怀抱，置个人得失于度外。

如此的高风亮节，做事坦荡荡，没有人不因此而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与感召力。

《扶掖新人》

扶掖新人是林晃升精神的重要体现。

我本人有幸在八十年代中期认识林老总，跟他多次交谈得益不少。

林老总在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断崖有路》写序，提到他和我有点像忘年之交，让当年初次参与华团活动的我受宠若惊，也彰显了林老总提携新人的开阔视野与豁达胸襟。

想当年，林老总得知我要创办英迪学院，并没有因此对我有所顾虑，反而认为我可分享在私立学院发展的经验心得，协助华教发展。这种重视和信任新人的态度，对当时的我起到很大的鼓励。

林老总精神告诉我们华教必须回归教育本质，要时刻关注和培养年轻一代的成长，给予他们支持和指导。我们也要为华教运动新人提供丰富的学习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成长，从而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华教人才。

《包容异议》

林老总对不同看法意见甚至批评他个人看法，向来以理性方式来看待和讨论。这种尊重不同声音的开明做法有助促进了解，团结更多人，减少不必要的华教内耗。

从政治“三结合”到“两线制”理念的态度转变，体现出林老总抱持兼听则明的谦谦风度，听取新的不同意见，并根据现实情况而变通，只要该改变有助于华教发展及社会革新。

至于目前有些评论认为“两线制”已是过时的政治论述，我不以为然。目前国内政局结构的组成依然是主要的两个对立阵线，虽然个别阵线的成员党有所变换。

在华文教育的推展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面对站在不同角度发出的观点和意见。林老总提倡的包容精神告诉我们，尊重并倾听不同的声音，可以促进思想的碰撞与交流，收获兼听则明之效。

《礼贤下士》

印象中的林老总对待同道总是态度温和，立场坚定，深具亲和力接地气又能坚守立场底线。

林老总执着于推动华教的发展，却同时也接受新思潮的提出与冲击，特别在认同年轻一代强调华教运动应以民主人权角度进行争取工作后，更重视华教运动为各族母语教育运动的一环。

由于林老总具备精神感召与尊重人才的人格特征，吸引了大批老中青同道，与他共事多年，无悔的追随他左右。这个团队阵容人才鼎盛，包括了有论述能力的、有理论基础的、有策略思维的，当然也有行动力强的基层领袖。

林老总十分重视年青人的看法。犹记得当董教总正考虑是否需要在雪邦的土地与丰隆集团合建新纪元学院新校园之际，林老总曾亲自前来梳邦英迪校园找我讨论。当时他健康不佳，手脚不灵活，当我看到他不辞辛苦上二楼来到我的办事处，我心里真是感触万千。有这样为华教事业忘我努力的领袖，其对华教事业的执着，是令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六）华教进步：一代人做一代事

华教发展进步有序，全因奉行一代人做一代事的开创作法，又能在前进的路上勿忘先贤初衷，形成一脉相传的“运动连贯性”。

林晃升活在华教面临存亡之际，挺身而出为华教争取生存及发展空间，是当时的主导人物！

今天，国家的政治环境与时代背景已有所改变，譬如刚才所说的华文地位受重视、马来西亚国情与政局的改变… 华教必须设法在延续过去的抗争精神下又能开拓出新的革新领域，例如因应华小非华裔学生比例剧增的挑战、与其他友善友族团体的交流互动等。

基于各政党路线持续在变动中，我们作为民间组织必须以开放心态保持组织之间友好、开明和可持续的互动交流。同时，又能坚持捍卫华教原则立场与底线，确保华教永不变质。

各位同仁，弘扬林晃升精神，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必须在华教发展中继续传承的使命，且有义务让它体现于具体的组织策划行动中，付诸实行。

我们要将这一股正能量内化并融入到日常的待人处事、组织行动与学习态度中，共同为推进华文教育贡献我们的共同力量。

林晃升与他那一代华教先贤前辈斯人已逝，但其留下来的精神及理念是我们华教的珍贵遗产。

今天在为华教斗士前人公祭的典礼上，我们誓将延续先贤的遗愿，确保华教永续经营，代代相承、循环不息！

谢谢大家！

访谈：锐意革新，韧则行远——专访董总主席陈友信

在漫长华教发展路上，每一位肩负使命的领导者都书写着独特的篇章。2024年7月，陈友信当选董总新任主席。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要如何带领董总继续深耕华教事业，为华文教育开创新局面？又如何看待教育改革、文化传承与权利保障重要课题？

长期耕耘华教领域的他，深谙教育的本质与变革之重要。无论面对时代变迁的机遇，抑或迎接多元社会的挑战，他关注华教发展的实际问题，也著眼于华教的未来格局。在本期专访中，他将分享对华教发展现状的深刻见解和未来规划。以下是访谈精华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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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信：华教运动需掌握当前时机，主动寻找盟友，开拓视野。

对当今时局的因应之道

问：我国经历三次政党轮替后，国家政治转型至今方兴未艾，华文教育在社会运动上有哪些机遇或挑战？ 

答：华教运动发展至今，一直以来遭遇各种挑战，主要来自单元思维的挑战。教育政策受到政治影响，政党轮替后肯定有所影响，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华教运动（包括董总成立）就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为华社权益斗争。

华教运动有两个层次，首先是教育专业，为了孩子的学习，包括文化。另一方面是社会运动的层次，因为华文教育一开始受到无理压制，历届董总领袖都很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平衡。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华教运动永续发展。

董总就像所有华团，包括当年十五华团，立下清楚的原则，那就是“关心政治，超越政党”。董总是非政府组织，宣扬教育平等、民主人权、族群权利及社会和谐的理念，不为任何政治人物或政党背书。后来也尝试各种政治参与，从来没有违反关心政治的原则。

我认为华教机构需要掌握当前时机，尤其正值中国崛起、华文受到重视，各地中华文化蓬勃发展。我国经历政党轮替后，基本上已没有政治上的一言堂，即便公正党是联合政府内的主导力量，还是有一定的内部制衡。这也表现在华教运动上，当年提倡的理念就是制衡，而不是一言堂或威权政治。政党轮替之后，华教机构应当扮演新角色。今年董总新届中委会以“拓展”为主题，“展”是在原有基础上发展，继续提升优化。但也不能满足于此，有些新事物是前人创办董总时没有设想到而如今出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开“拓”新的领域，以应付新的挑战。

我对董总新届领导层有这样的期盼，希望与他们共勉之，就是：在国家新常态和国际趋势下，如何更好地推广华文教育和社会运动。这不只让华人，还包括各族华校生得益，也让国家得益。唯有如此，才能突破过去被动地回应挑战的困境。只要对华教发展有好处，如今应该主动寻找盟友、开拓视野，尝试新事务。 

问：为了实现以上愿景，当前华教运动的目标与原则、策略与行动方案有何调整？又该如何延续与开创？

答：华教发展经历很多不同过程，一开始是在压迫底下的狭缝中发展，不少人比喻为一座华教堡垒。开始时外面一直攻击的敌人太多，我们把堡垒的城墙筑得又高又强，然后死锁城门守着，其实是被动求存的局面。

当权者每每提出各种不利华教的政策，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文教育亦已付之东流，所以我们的防守心态很强。这并没有错，假如没有当年前辈的坚持奋斗，我国华教很可能已不存在了。当年讲的是求存，讲的是独中复兴运动。当林老总领导董总时，才化被动为主动，统考就是主动策划的华教发展重要里程碑。

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虽然不能拆除城堡，城堡大门何时开关是由我们主导。遇到朋友，我们要开门迎接他们进来；我们也要开门走出去，和他们结合力量，互相了解。我们遇到不理解华教运动的朋友，我们需要走出去跟他们交流互动，让他们知道华教运动不是极端民粹主义运动。因此，建构城堡没有错，只是今天城门在适当的时候需要打开，由董总领导和群众意愿来决定城门的开关。

比如说，当年华教最辛苦的时候，改制中学候接受国家津贴，使我们心里非常疼惜。如今改制中学是提供华校教师的最主要来源，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朋友、盟友拉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提出“华教共同体”。这就是开拓了。即使十多年前，这还是非常敏感的课题，现在改制华文中学的华教工作者已跟我们一起合作。

要如何优化统考？五十年来，董总考试局和课程局都一直在改进统考，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快，我们有必要检讨目前的评量方法和师资培训。以往我们是靠热忱，现在家长则要求教师必须具备教育专业文凭资格。

例如华小非华裔学生增加，这在二三十年前没有人想到。随着非华裔生增加，我们必须考虑设立祈祷室、准备清真食物等。虽然华小是母语教育学校，但华文并不是非华裔生的母语，这些课题和论述都需要重新讨论。

在国家转型的关键时刻，华教运动也需要转型和调整，使华教运动跟整个社会运动的改变同步。华教运动能够提高国家人力资源的竞争力，十多二十年前，我们曾经呼吁马来西亚要成为本区域的卓越教育中心，可是当权者忘记了，统考目前已成为我国卓越的教育产品。而统考不只是本区域，可以说是全球用华文作为大学预科班受欧美承认和受欢迎程度，应该是最高的。假如政府没有承认统考，我觉得这是国家的损失，不仅是独中生永远的痛。越早承认统考，对国家越有好处。

问：按照你的经验观察，华教运动要如何站稳公民组织立场，在华团、跨族群和社会运动三大场域上，有所作为庄敬自强？

答：早在参与华教运动前，我是参与华团。本可选择跨族群团体，为什么选择华团？因为华团是马来西亚华社的一股重要力量，有很多资源。假如有理想的人不进入华团推动改革，可能就让其他较保守的人去应用。因此，我觉得把华团资源释放出来，可以与年轻人共享，另一方面跟其他族群交流，这对国家的长期和谐是很重要的。

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加入巴生光华中学董事会。光华学校的特点就是我们光华一家人，没有区分独中或国民型中学。那时候我进入华教运动，也是因为一些较有社会意识的朋友曾经谈起，相较于政党、宗教或文化团体，马来西亚华教深入民间，是真正能动员整个华社的运动。华教运动是很重要的群众运动，但假如华教运动是民粹导向，对其他族群保持警惕、害怕或不接触的话，这对国家发展不会是正面的。

七年前进来董总，我的确推动过好些跨族群活动，包括成立“多元族群与文化发展委员会”。在这之前，国内已有几个跨族群团体，如行动方略、淡米尔基金、IKRAM、IPPN（全国教育改革行动委员会）等。IPPN是由十七个团体组成的跨族群平台，其原则是所有团体成员都支持母语教育和多源流学校。

董总早期只谈华文教育，后来林老总、沈慕羽和陆庭谕等人开始提出华教是母语教育的一部分，也是民主人权斗争的一部分，希望跟各族群沟通、互动、合作。我希望新届董总领导能意识到有些事情董教总可以自己做，好些争取工作是要联合各族的。比如政府中学历史教科书议题，其中有些是不合理、错误，甚至太过宗教化和马来民族化。要怎样处理？我们组织各族群一起成立研究小组，完成研究报告后交到教育部。因为若只在同温层，只看到华社问题，我们也有本身的思想盲点，没有看到其他民族的观点。族群的互信需要从活动和运动中建立，而不是只在理论上支持多元和跨族群。当然，董总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华教运动，主次和资源还是有区分，不过绝对不能忽略长期的跨族群工作。

华教运动与公民社会

问：那么，对于董总内部的组织与文化，又应该如何兴革图强，以便与公民社会和新世代重新连结、沟通对话呢？

答：华教在七十年代初期经历求生存的复兴运动、统考的发展；八十年代提出华文教育是母语教育的论述；九十年代后期，甚至已融入民主人权的部分。后来大家也知道董总经过十年内部风波，的确有段时期，董总内部派系的重点是在争取各自影响力，族群的交流并非重点。风波结束后，新领导层上任后需要重新稳定内部，所以当时就花时间巩固内部，重整队伍。今届领导层是不是在内部稳定后，打算作出突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当时十年纠纷，至今还有一些后遗症。

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改革是我们的主旋律。我算是一位务实的改革者吧。中国历史上太多只图一时急速的改革，欲速则不达，最后无法走下去。当改革的定位和方向确定后，需要在有限的资源和时间内进行。此外，基层的倾向也很重要，若改革走得太快，回头一看，后面却没有人。你自己喊改革，这有什么意思？一定至少能够带着大部分核心人物一起推动改革，而且期间要有检讨。我觉得不能认定董总在“诉求”之后就完全没有参与社会运动。董总领导层向来绝不会反对社会改革运动，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参与度还不够直接，参与领域不够多。不过关于这一点，还是需要多加检讨，寻求共识，因为董总领导层和基层的思想状况还有认知的距离，如何拿捏就看领导层的智慧了。

今天董总内部，我们强调改革；在外部，我们强调开放多元，就得跟各民族多沟通，包括社会课题。不过，社会课题非常多，董总主要是个华文教育团体，当然也得从推动教育扩展到捍卫族群权利。在华教以外的社会课题，我觉得我们要关心参与，有些社会课题董总可以参与甚至站在前面，有些课题只需要表示支持。

董总经常被极端分子批评为沙文主义团体，所以本届领导层的工作是建设组织形象，让其他族群进一步认识董总。假如董总在各族形象非常正面，我们的做法可能又不一样，动作可能更有效。今天还有很多人虎视眈眈想破坏董总，我们就要考虑策略。与外界组织串联时，我们应该以有共识的课题与他们合作，而非强调差异。当我们强调共同点，就有利于加强各族群的互信。

举个例子，对我而言，董总可以对《2024年宗教司（直辖区）法案》表达立场，毕竟这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但不一定得站在最前面，因为这个课题应该由各宗教团体来领导。

问：董总过去的公共发言，向来较多关注传统华教议题，如华校学生人数、教育拨款、学校增建或搬迁、师资问题。无论要改变外界对董总的印象，或者争取更多非华教团体支持、友族认同，你是否认同董总应该在公共事务上多一点发言？

对，这个当然认同，我立志要推动社会改革进步，可是也是要审慎行事。过去的组织文告不是由我主导，当时有各种课题可能是领导层所不接受的或还没有共识，所以董总没有发言。今天，新领导层要依情况看待个别课题。我们不会完全脱离过去的做法，可是一定要在从前的基础往前突破，要能够多一点关心社会课题，这应该不在话下，不过，具体课题和行动需要具体讨论后才能决定。我比较有兴趣的是，我们要做什么，而不是一项课题出现后，我们只会反应。因为当有课题出现时，我们才来反应，那就是被动的，我们应该化被动为主动。国家教育政策有未来十年二十年规划，华教也应该有这样的规划。我们应该思考华教五年或十年后应该怎么样？ 

华教发展的最新挑战

问：谈到华教的十年计划。五〇年代最重要那个时代任务就是争取公民权，然后，六〇年代是要办独大到七〇年代华校复兴运动，然后九〇年代是华团参政、民权运动。两千年以后，直到现在，你觉得当下除了教育改革，华教运动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答：很不幸的，步入两千年以后，期间有十年是我国社会运动的黄金时代，却也是董总十年内部纠纷严峻的时期，我们损失了十年，今后只能急起直追。至于接下来有什么课题？我认为，目前社会很关心绿潮和单元种族的民粹主义，我相信董总也非常重视，这两个议题会牵动所有华教基层的关注。董总目前是IPPN的成员，假如有机会可通过串联，来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扮演分工的角色，这是相当好的。董总也在转型，我觉得改革是千秋大业，我们既要坚持，也要顾虑欲速不达。两者之间的平衡，有赖领导者的智慧。

问：你曾经多次提及，过去在华教运动和华团参与深受林晃昇、沈慕羽影响，除了每年公祭纪念外，你认为要如何实践这些先行者的精神？

答：公祭只是形式，形式固然重要，不过到底只是形式。我比欣赏林连玉公祭，每年公祭过后，还有系列活动如讲座和表演等等，因此更有内涵及社会意义。既然公祭聚集了这么多同道，有些甚至从外坡远道而来，我们应该趁难得的机会，继续筹划有意义的活动，设法反映出林老总时代的精神面貌。

《构建多元与永续发展：华教论述总纲领》，2022年2月出版。

问：你之前曾经推动华教新路向、撰写华教论述，如今当上主席后，还有哪些计划将衔接推动华教论述？面对时代和环境转变，应该如何调整华教论述，省视运动路线？ 

答：过去推动“华教新路向”三年当中，受到最大的批评是理论太多。事实上，我们也有很多实际工作，如师资培训、巡回讲座、嘉庚教育大讲堂等；也有一些人说我们做太多跨族群工作。对我来说，最后完成的《华教论述总纲领》其实就是结晶，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不过，当时董总领导人可能觉得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这方面并没有真正纳入很多资源，还有一点就是也有人认为论述提到的课题太多，眼花撩乱。不过，我借此机会说明，华教论述的最大突破是第一次从理论来看整体华教运动，提出“华教共同体”的概念，而不只是谈独中教改。

过去华教运动基本上集中在谈独中，这没有错，那时候是存亡斗争，现在情况却不一样了。《华教论述总纲领》的特点，就是把关注扩大到整个华教运动，因此难免提了很多课题。华教论述花了一年作出总结，我当然希望能够有用。我们明年计划要办一场全国华教工作者大会，集中谈几项华教运动的主要落实方案，希望与全国华教工作者集思广益。如今团结政府重视华教组织的看法，从与正副教育部长对话中可以了解，他们希望听到华社意见。当然，教育部能够落实多少，有待时间证明，不过至少迈出第一步，既然有关方面肯跟我们交流华教课题。华教工作者应该掌握这个时代契机，把意见往上传达。可是先要确保，我们表达的意见是有华社共识的。

2024年11月1日访谈

刊登于华教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