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全球杰出儒商论坛暨全球华商品牌盛典

“儒商精神与时代担当：在文化自信与全球化中的实践路径”

致辞

陈友信（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主席）

2025年5月28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儒商企业家与同道们：

大家好！

我非常荣幸在《2025全球杰出儒商论坛暨全球华商品牌盛典》这个极具份量的国际舞台上，与各位共谈“儒商”的精神内核与新时代的实践价值。

在百年变局与世纪交汇之下，全球商业正面临结构性重塑。

我们作为华人企业家，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与创新者，更应探讨儒商的现代意义，是否依然有意义？我们肩负的使命，又该如何回应这个伟大时代的召唤？

今天，我将围绕两个核心维度来展开讨论：

其一，儒商的文化基因；

其二，儒商在如今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借由当代政策机遇，落地实践，贡献智慧，同时拓展商机

（一）儒商的文化基因：仁义礼智信的商业实践

儒商，并非只是“讲道德”的商人，更是将仁爱、责任、秩序、教育与现实利益融合为一体的价值实践者。

1. 仁爱与道德领导： 在儒家，“仁”不仅是修身之本，更是企业治理的根。一个真正的儒商，会在企业中构建一个有人文温度的制度秩序，对员工、客户、社会怀抱善意及同理心。道德不是装饰，而是竞争力。

2. 义与责任： 儒家讲“义利之辨”。今天的企业家，不能只是利润的猎人，而是要成为企业论理及社会正能量的守望者。在环境保护、社会公益、员工成长等层面，儒商应主动担当，引领行业走向负责任的可持续未来。

3. 秩序与团队精神（礼）： “无规矩不成方圆”。儒商强调礼仪秩序，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即是制度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团队是企业的脊梁，集体主义不是压抑个性，而是激发合作与共赢的最大化智慧。

4. 教育与人才（智）： 孔子讲“有教无类”，孟子重“性善养成”。一个儒商企业，必然是一个终身学习型组织，领导者不忘修身，企业不忘育人。儒商的远见，在于塑造有人文情怀、有正直品格、有竞争力的人才梯队。

5. 务实的功利主义（信）： “诚毅、互信、公信”。儒家从不排斥“利”，但主张“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真正的儒商懂得将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统一，以盈利为基础，以道义为方向，形成一种“功利而有底线”的理性模式。

（二）马来西亚：当代儒商落地梦想的战略支点

各位，理想要落地，必须立足于一个稳定、开放、包容、愿与您共同成长的土壤。而马来西亚，正成为这样一个战略坐标。

在首相安华领导下，马来西亚不再只是“欢迎中企”，而是系统性地为中企开路、搭桥、护航。我们从五大产业政策实锤来看，未来的儒商精神，不仅有中华文化支撑，也有现实落点：-

1. 数字经济：从技术到文化输出的全链条打开

数字身份、AI算力、跨境平台已成国家战略。马政府明言：“中企是国家数字架构合伙人。” 对儒商而言，这不仅是科技出海的通道，更是数字儒商施展全球影响力的舞台。

2. 清真产业：跨文化伦理的共振

谁能想象，曾经“忌惮中资”的清真产业，如今主动设立“中马联合认证机制”？这是对儒商“义利兼顾”“和而不同”精神的认可。文化理解力，已成为我们最具优势的“软资本”。举例，回儒对话，就是两大文明跨界和谐对话的最佳和谐写照。

3. 绿色转型：仁者爱人，先行在绿

首相署专责协调绿色投资，中企首次被列入国家“绿色合伙人”目录。

儒商重“天人合一”“止于至善”，这正好与绿色制造、碳中和形成了价值共鸣。

4. 教育科技：文化自信的现代化输出

随着马来西亚K-12学校（将幼稚园、小学和中学教育合在一起的统称）、大学项目全面放开，双语被纳入国家语言战略。厦大、北师大、优培教育……正是新一代儒商文化外交使者。这是“智”的体现，兼容好学精神。

5. 智能制造：高端合作，非替代角色

中企在医疗设备、智能芯片、工业4.0中已成马方的”优选合伙人”。符合资格的中资项目不仅获得新兴工业地位（Pioneer Status , PS），还享5年税豁免。这不只是市场进入，而是制度性的“绿色通道”。

三、新时代儒商的全球角色与文化使命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也是可促成“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实现“民心相通”的软文化根基所在。

在这一轮世界格局重组的大棋局中，我们的角色，不只是“走出去”，更要“走进去”——进入企业规则，进入当地文化，进入社会价值链。

马来西亚与中国，不只是合作伙伴，更是文化价值共鸣者。儒商要成为连接这两个世界的桥梁、纽带、灯塔：

“做文化信仰的践行者，将“仁义礼智信”转化为东方式管理模式；

做全球秩序的建设者，将“中庸、包容、和谐”注入国际市场；

做社会责任的引领者，用企业的力量影响政策、教育、生态。”

结语：儒商担当：为技术力量注入文明自信（从“强大”走向“伟大”）

时代在变，但文化的根与正当经营的魂不能变。

世界很大，华商很强，儒商的担当不能弱。

我们不能只是拥有“技术的力量”，更要拥有“文明的自信”。未来，不仅属于竞争者，更属于那些有文化、有格局、有信仰的商人——儒商！

谨此预祝大会顺利进行，谢谢大家！

 “弘扬林晃升精神，推进华文教育”

陈友信

2025年2月22日

尊敬的各位华教人士、教师、同学们，

大家好！我很荣幸能够在今天林晃升林老先生的公祭论坛上与大家分享有关在新时代如何“弘扬林晃升精神，推进华文教育”的主题。

林晃升先生作为本地华文教育的杰出代表与领袖楷模，他的思想和精神资产在我们今天的华文教育实践中依然具有十分关键的指导意义，是我们国家新一代人文精神素养的典范与根基所在。

（一）林晃升精神的现代意义

宏观层面来说，关于林晃升精神的现代意义，必须追朔到华教运动的“一体两面”性质，即：

① 教育机构发展与文化传承体系，以及；

② 捍卫华教权益的群众运动。

林晃升的贡献在于有效组织及动员群众，并能以身作则，为群众指引正确方向。

在教育专业方面，林晃升凭着其礼贤下士的精神魅力，成功汇聚来自各领域的有志之士、专家人士，以及教育界各岗位从业员如校长、老师们在教育专业上众志成城，又能各司其职地良好推动统考课程。

林晃升的精神贵在其对团结华教各方面人才精英的说服力及凝聚力，从而推动华教得以永续经营至今。

各位，国际社会面貌自从踏入21世纪以来，迎来翻天覆地的变迁。我们见证着现代中国崛起、中文兴起，以及中华文化在全球认可度的全面提升。

譬如，中国歌手刀郎新歌《罗刹海市》播放量80亿次，破了世界纪录；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哪吒2）上映后总票房突破人民币100亿人民币（约61亿令吉），为中国影史上首部票房破百亿的电影。这些无一不是中国软文化输出，凭着文化自信与魅力征服全球人类的最好例证。

同时，我们也见证着世界各地大学纷纷主动开办教导汉语、华文、中华文化及其传统美德的各类课程。

反观美国在各领域的领先优势逐渐缩小，而不惜把中国塑造成“主要威胁”，来转移其国内人民对其政府执政无能的民怨注意力，并试图抹黑中国，从各方面对中国形成围堵和打压。

（二）传承中华文化

林晃升推动华教的精神在于传承中华文化，而华校则是其重要载体，在推动华教运动进程中，如只是从沟通工具角度推动华文在民间的实用性，而不注重推动中华文化内涵，不能使得受华教熏陶的华校子弟们得益于中华文化，则只是虚有其表。

统考自1975起创办至今已有50年历史，每年都举行初中统考与高中统考活动。尽管创立初期备受各方争议，但事实证明，统考制度经过各方验证，学术水准备受各界承认，当中包括各族学术专家的学术认可。

眼下，关于承统考在国内最大的障碍在于保守单元思维人士的偏见，其论述并非从教育角度出发，而是政治及民族情绪因素居多，如对国族的身份确立、对国语地位的挑战，以及对国家教育体系分化的争议。

林晃升的最大功劳就是即使在受到政府的威廹下，还能坚持承办统考，并以考试带动课程，重新让全国独中归队和步伐一致，在董总旗帜下继续推展华教运动。

（三）以“两线制”推动政治制衡

林晃升的政治理念是通过推动“两线制”，促使我国逐步迈向民主制衡的政治生态，以拓展华教的发展空间。

林晃升于80年代中期以董总领导岗位，通过15华团领导机构属下的全国民权委员会倡导“两线制”，务求打破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同时追求政治制衡，及杜绝权威政治的霸权形式。

这播下的民主幼苗，对过后的烈火莫息（Reformasi）及净选盟运动（Bersih）肯定起了启蒙效果。这也促进人民的政治意识觉醒，并推进了政权轮替。

目前，马来西亚的政局情况是多党丛立，多党之间又有政治制衡与纵横运作。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两线制”衍生的政治制衡，确保提供更多公共民主空间，为未来民主政治发展提供更多平台

董总坚持“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立场，不论哪个政党执政，捍卫母语教育，提倡多元与争取平等乃是华教运动不变的原则。董总也在不遗余力地捍卫和发展母语教育，坚持争取各族群的公平与平等地位。配合国家政改与教改进程，我国华教也在朝向正确方向迈进，并希望尽速协助执政者，完成政府承认统考的“最后一厘路”。

（四）华教运动的公民组织定位

广义上，董总既是群众性公民组织，又是教育专业机构。在马来西亚的社团生态中，董总应坚守教育专业化道路，也得紧跟社会变革的时代脉搏，才能够团结更多各民族公民组织，携手实现民族和谐的局面。

通过联系各民族公民组织，对外引进各族有识之士的协助，对华教运动长期斗争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我们作为公民社会的成员，不能置身于社会运动改革的大潮之外。

华教课题包括统考正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只有当国家真正达到民族平等、多元思维领航之际，华教才能受到一视同仁的平等待遇。

（五）让林晃升精神活在现代

在缅怀林晃升与他那一代华教人士之余，我们也必须让他的精神活在现代，学习他的待人处事方式

面对新时代的各种挑战，人们应从林老总的”择善而从、敢于担当，集思广益、行事果断，扶掖新人、包容异议、礼贤下士”的精神素养中吸取养分。

《择善而从，敢于担当》

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林老总有着面对强权还能守住良知且丝毫不退缩的斗争精神，值得华教后辈们学习。

当年，时任首相马哈迪以“可能制造出另一个教育体系而破坏团结”的借口要求董总取消统考，并在言语之间威胁时任董总主席的林老总，如继续进行统考将面对一切后果（包括牢狱之灾）。林老总义无反顾，收到口头恐吓过后只是回家稍作整理准备即继续斗争之路。

因此，后人尊称其为“统考之父”的名号，确是实至名归的。

发展至今，面对新时代新挑战，董总在继续争取统考承认之余，从不停歇地提升独中教育素质及优化统考模式。

我们必须学习林老总对抗单元极端主义者始终寸土不让的坚持。

《集思广益、行事果断》

林老总在领导董总期间，决策过程落实民主流程集思广益，但其做事果断，不拖泥带水，且立场鲜明，让追随者对力争的目标清晰，毫不含糊。他也从不墨守成规，我认识的他总是积极追求思变与革新。

在七十年代华教面临存亡之际，胡万铎等一批批华教人士发起推动华校复兴运动。当时林老总刚上任董总主席，立即投身将这运动扩展至全国，令华教运动声势大起。

在横遭“茅草行动”的无理扣留后，经过囹圄的磨练及冷静思考后，林老总更进一步展现他的坚决果断行事作风。出狱后则辞去董总主席，毅然决然为突破华教困境及落实政治制衡理念而投入反对党的怀抱，置个人得失于度外。

如此的高风亮节，做事坦荡荡，没有人不因此而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与感召力。

《扶掖新人》

扶掖新人是林晃升精神的重要体现。

我本人有幸在八十年代中期认识林老总，跟他多次交谈得益不少。

林老总在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断崖有路》写序，提到他和我有点像忘年之交，让当年初次参与华团活动的我受宠若惊，也彰显了林老总提携新人的开阔视野与豁达胸襟。

想当年，林老总得知我要创办英迪学院，并没有因此对我有所顾虑，反而认为我可分享在私立学院发展的经验心得，协助华教发展。这种重视和信任新人的态度，对当时的我起到很大的鼓励。

林老总精神告诉我们华教必须回归教育本质，要时刻关注和培养年轻一代的成长，给予他们支持和指导。我们也要为华教运动新人提供丰富的学习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成长，从而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华教人才。

《包容异议》

林老总对不同看法意见甚至批评他个人看法，向来以理性方式来看待和讨论。这种尊重不同声音的开明做法有助促进了解，团结更多人，减少不必要的华教内耗。

从政治“三结合”到“两线制”理念的态度转变，体现出林老总抱持兼听则明的谦谦风度，听取新的不同意见，并根据现实情况而变通，只要该改变有助于华教发展及社会革新。

至于目前有些评论认为“两线制”已是过时的政治论述，我不以为然。目前国内政局结构的组成依然是主要的两个对立阵线，虽然个别阵线的成员党有所变换。

在华文教育的推展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面对站在不同角度发出的观点和意见。林老总提倡的包容精神告诉我们，尊重并倾听不同的声音，可以促进思想的碰撞与交流，收获兼听则明之效。

《礼贤下士》

印象中的林老总对待同道总是态度温和，立场坚定，深具亲和力接地气又能坚守立场底线。

林老总执着于推动华教的发展，却同时也接受新思潮的提出与冲击，特别在认同年轻一代强调华教运动应以民主人权角度进行争取工作后，更重视华教运动为各族母语教育运动的一环。

由于林老总具备精神感召与尊重人才的人格特征，吸引了大批老中青同道，与他共事多年，无悔的追随他左右。这个团队阵容人才鼎盛，包括了有论述能力的、有理论基础的、有策略思维的，当然也有行动力强的基层领袖。

林老总十分重视年青人的看法。犹记得当董教总正考虑是否需要在雪邦的土地与丰隆集团合建新纪元学院新校园之际，林老总曾亲自前来梳邦英迪校园找我讨论。当时他健康不佳，手脚不灵活，当我看到他不辞辛苦上二楼来到我的办事处，我心里真是感触万千。有这样为华教事业忘我努力的领袖，其对华教事业的执着，是令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六）华教进步：一代人做一代事

华教发展进步有序，全因奉行一代人做一代事的开创作法，又能在前进的路上勿忘先贤初衷，形成一脉相传的“运动连贯性”。

林晃升活在华教面临存亡之际，挺身而出为华教争取生存及发展空间，是当时的主导人物！

今天，国家的政治环境与时代背景已有所改变，譬如刚才所说的华文地位受重视、马来西亚国情与政局的改变… 华教必须设法在延续过去的抗争精神下又能开拓出新的革新领域，例如因应华小非华裔学生比例剧增的挑战、与其他友善友族团体的交流互动等。

基于各政党路线持续在变动中，我们作为民间组织必须以开放心态保持组织之间友好、开明和可持续的互动交流。同时，又能坚持捍卫华教原则立场与底线，确保华教永不变质。

各位同仁，弘扬林晃升精神，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必须在华教发展中继续传承的使命，且有义务让它体现于具体的组织策划行动中，付诸实行。

我们要将这一股正能量内化并融入到日常的待人处事、组织行动与学习态度中，共同为推进华文教育贡献我们的共同力量。

林晃升与他那一代华教先贤前辈斯人已逝，但其留下来的精神及理念是我们华教的珍贵遗产。

今天在为华教斗士前人公祭的典礼上，我们誓将延续先贤的遗愿，确保华教永续经营，代代相承、循环不息！

谢谢大家！

访谈：锐意革新，韧则行远——专访董总主席陈友信

在漫长华教发展路上，每一位肩负使命的领导者都书写着独特的篇章。2024年7月，陈友信当选董总新任主席。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要如何带领董总继续深耕华教事业，为华文教育开创新局面？又如何看待教育改革、文化传承与权利保障重要课题？

长期耕耘华教领域的他，深谙教育的本质与变革之重要。无论面对时代变迁的机遇，抑或迎接多元社会的挑战，他关注华教发展的实际问题，也著眼于华教的未来格局。在本期专访中，他将分享对华教发展现状的深刻见解和未来规划。以下是访谈精华摘要：

——

陈友信：华教运动需掌握当前时机，主动寻找盟友，开拓视野。

对当今时局的因应之道

问：我国经历三次政党轮替后，国家政治转型至今方兴未艾，华文教育在社会运动上有哪些机遇或挑战？ 

答：华教运动发展至今，一直以来遭遇各种挑战，主要来自单元思维的挑战。教育政策受到政治影响，政党轮替后肯定有所影响，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华教运动（包括董总成立）就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为华社权益斗争。

华教运动有两个层次，首先是教育专业，为了孩子的学习，包括文化。另一方面是社会运动的层次，因为华文教育一开始受到无理压制，历届董总领袖都很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平衡。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华教运动永续发展。

董总就像所有华团，包括当年十五华团，立下清楚的原则，那就是“关心政治，超越政党”。董总是非政府组织，宣扬教育平等、民主人权、族群权利及社会和谐的理念，不为任何政治人物或政党背书。后来也尝试各种政治参与，从来没有违反关心政治的原则。

我认为华教机构需要掌握当前时机，尤其正值中国崛起、华文受到重视，各地中华文化蓬勃发展。我国经历政党轮替后，基本上已没有政治上的一言堂，即便公正党是联合政府内的主导力量，还是有一定的内部制衡。这也表现在华教运动上，当年提倡的理念就是制衡，而不是一言堂或威权政治。政党轮替之后，华教机构应当扮演新角色。今年董总新届中委会以“拓展”为主题，“展”是在原有基础上发展，继续提升优化。但也不能满足于此，有些新事物是前人创办董总时没有设想到而如今出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开“拓”新的领域，以应付新的挑战。

我对董总新届领导层有这样的期盼，希望与他们共勉之，就是：在国家新常态和国际趋势下，如何更好地推广华文教育和社会运动。这不只让华人，还包括各族华校生得益，也让国家得益。唯有如此，才能突破过去被动地回应挑战的困境。只要对华教发展有好处，如今应该主动寻找盟友、开拓视野，尝试新事务。 

问：为了实现以上愿景，当前华教运动的目标与原则、策略与行动方案有何调整？又该如何延续与开创？

答：华教发展经历很多不同过程，一开始是在压迫底下的狭缝中发展，不少人比喻为一座华教堡垒。开始时外面一直攻击的敌人太多，我们把堡垒的城墙筑得又高又强，然后死锁城门守着，其实是被动求存的局面。

当权者每每提出各种不利华教的政策，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文教育亦已付之东流，所以我们的防守心态很强。这并没有错，假如没有当年前辈的坚持奋斗，我国华教很可能已不存在了。当年讲的是求存，讲的是独中复兴运动。当林老总领导董总时，才化被动为主动，统考就是主动策划的华教发展重要里程碑。

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虽然不能拆除城堡，城堡大门何时开关是由我们主导。遇到朋友，我们要开门迎接他们进来；我们也要开门走出去，和他们结合力量，互相了解。我们遇到不理解华教运动的朋友，我们需要走出去跟他们交流互动，让他们知道华教运动不是极端民粹主义运动。因此，建构城堡没有错，只是今天城门在适当的时候需要打开，由董总领导和群众意愿来决定城门的开关。

比如说，当年华教最辛苦的时候，改制中学候接受国家津贴，使我们心里非常疼惜。如今改制中学是提供华校教师的最主要来源，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朋友、盟友拉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提出“华教共同体”。这就是开拓了。即使十多年前，这还是非常敏感的课题，现在改制华文中学的华教工作者已跟我们一起合作。

要如何优化统考？五十年来，董总考试局和课程局都一直在改进统考，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快，我们有必要检讨目前的评量方法和师资培训。以往我们是靠热忱，现在家长则要求教师必须具备教育专业文凭资格。

例如华小非华裔学生增加，这在二三十年前没有人想到。随着非华裔生增加，我们必须考虑设立祈祷室、准备清真食物等。虽然华小是母语教育学校，但华文并不是非华裔生的母语，这些课题和论述都需要重新讨论。

在国家转型的关键时刻，华教运动也需要转型和调整，使华教运动跟整个社会运动的改变同步。华教运动能够提高国家人力资源的竞争力，十多二十年前，我们曾经呼吁马来西亚要成为本区域的卓越教育中心，可是当权者忘记了，统考目前已成为我国卓越的教育产品。而统考不只是本区域，可以说是全球用华文作为大学预科班受欧美承认和受欢迎程度，应该是最高的。假如政府没有承认统考，我觉得这是国家的损失，不仅是独中生永远的痛。越早承认统考，对国家越有好处。

问：按照你的经验观察，华教运动要如何站稳公民组织立场，在华团、跨族群和社会运动三大场域上，有所作为庄敬自强？

答：早在参与华教运动前，我是参与华团。本可选择跨族群团体，为什么选择华团？因为华团是马来西亚华社的一股重要力量，有很多资源。假如有理想的人不进入华团推动改革，可能就让其他较保守的人去应用。因此，我觉得把华团资源释放出来，可以与年轻人共享，另一方面跟其他族群交流，这对国家的长期和谐是很重要的。

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加入巴生光华中学董事会。光华学校的特点就是我们光华一家人，没有区分独中或国民型中学。那时候我进入华教运动，也是因为一些较有社会意识的朋友曾经谈起，相较于政党、宗教或文化团体，马来西亚华教深入民间，是真正能动员整个华社的运动。华教运动是很重要的群众运动，但假如华教运动是民粹导向，对其他族群保持警惕、害怕或不接触的话，这对国家发展不会是正面的。

七年前进来董总，我的确推动过好些跨族群活动，包括成立“多元族群与文化发展委员会”。在这之前，国内已有几个跨族群团体，如行动方略、淡米尔基金、IKRAM、IPPN（全国教育改革行动委员会）等。IPPN是由十七个团体组成的跨族群平台，其原则是所有团体成员都支持母语教育和多源流学校。

董总早期只谈华文教育，后来林老总、沈慕羽和陆庭谕等人开始提出华教是母语教育的一部分，也是民主人权斗争的一部分，希望跟各族群沟通、互动、合作。我希望新届董总领导能意识到有些事情董教总可以自己做，好些争取工作是要联合各族的。比如政府中学历史教科书议题，其中有些是不合理、错误，甚至太过宗教化和马来民族化。要怎样处理？我们组织各族群一起成立研究小组，完成研究报告后交到教育部。因为若只在同温层，只看到华社问题，我们也有本身的思想盲点，没有看到其他民族的观点。族群的互信需要从活动和运动中建立，而不是只在理论上支持多元和跨族群。当然，董总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华教运动，主次和资源还是有区分，不过绝对不能忽略长期的跨族群工作。

华教运动与公民社会

问：那么，对于董总内部的组织与文化，又应该如何兴革图强，以便与公民社会和新世代重新连结、沟通对话呢？

答：华教在七十年代初期经历求生存的复兴运动、统考的发展；八十年代提出华文教育是母语教育的论述；九十年代后期，甚至已融入民主人权的部分。后来大家也知道董总经过十年内部风波，的确有段时期，董总内部派系的重点是在争取各自影响力，族群的交流并非重点。风波结束后，新领导层上任后需要重新稳定内部，所以当时就花时间巩固内部，重整队伍。今届领导层是不是在内部稳定后，打算作出突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当时十年纠纷，至今还有一些后遗症。

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改革是我们的主旋律。我算是一位务实的改革者吧。中国历史上太多只图一时急速的改革，欲速则不达，最后无法走下去。当改革的定位和方向确定后，需要在有限的资源和时间内进行。此外，基层的倾向也很重要，若改革走得太快，回头一看，后面却没有人。你自己喊改革，这有什么意思？一定至少能够带着大部分核心人物一起推动改革，而且期间要有检讨。我觉得不能认定董总在“诉求”之后就完全没有参与社会运动。董总领导层向来绝不会反对社会改革运动，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参与度还不够直接，参与领域不够多。不过关于这一点，还是需要多加检讨，寻求共识，因为董总领导层和基层的思想状况还有认知的距离，如何拿捏就看领导层的智慧了。

今天董总内部，我们强调改革；在外部，我们强调开放多元，就得跟各民族多沟通，包括社会课题。不过，社会课题非常多，董总主要是个华文教育团体，当然也得从推动教育扩展到捍卫族群权利。在华教以外的社会课题，我觉得我们要关心参与，有些社会课题董总可以参与甚至站在前面，有些课题只需要表示支持。

董总经常被极端分子批评为沙文主义团体，所以本届领导层的工作是建设组织形象，让其他族群进一步认识董总。假如董总在各族形象非常正面，我们的做法可能又不一样，动作可能更有效。今天还有很多人虎视眈眈想破坏董总，我们就要考虑策略。与外界组织串联时，我们应该以有共识的课题与他们合作，而非强调差异。当我们强调共同点，就有利于加强各族群的互信。

举个例子，对我而言，董总可以对《2024年宗教司（直辖区）法案》表达立场，毕竟这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但不一定得站在最前面，因为这个课题应该由各宗教团体来领导。

问：董总过去的公共发言，向来较多关注传统华教议题，如华校学生人数、教育拨款、学校增建或搬迁、师资问题。无论要改变外界对董总的印象，或者争取更多非华教团体支持、友族认同，你是否认同董总应该在公共事务上多一点发言？

对，这个当然认同，我立志要推动社会改革进步，可是也是要审慎行事。过去的组织文告不是由我主导，当时有各种课题可能是领导层所不接受的或还没有共识，所以董总没有发言。今天，新领导层要依情况看待个别课题。我们不会完全脱离过去的做法，可是一定要在从前的基础往前突破，要能够多一点关心社会课题，这应该不在话下，不过，具体课题和行动需要具体讨论后才能决定。我比较有兴趣的是，我们要做什么，而不是一项课题出现后，我们只会反应。因为当有课题出现时，我们才来反应，那就是被动的，我们应该化被动为主动。国家教育政策有未来十年二十年规划，华教也应该有这样的规划。我们应该思考华教五年或十年后应该怎么样？ 

华教发展的最新挑战

问：谈到华教的十年计划。五〇年代最重要那个时代任务就是争取公民权，然后，六〇年代是要办独大到七〇年代华校复兴运动，然后九〇年代是华团参政、民权运动。两千年以后，直到现在，你觉得当下除了教育改革，华教运动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答：很不幸的，步入两千年以后，期间有十年是我国社会运动的黄金时代，却也是董总十年内部纠纷严峻的时期，我们损失了十年，今后只能急起直追。至于接下来有什么课题？我认为，目前社会很关心绿潮和单元种族的民粹主义，我相信董总也非常重视，这两个议题会牵动所有华教基层的关注。董总目前是IPPN的成员，假如有机会可通过串联，来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扮演分工的角色，这是相当好的。董总也在转型，我觉得改革是千秋大业，我们既要坚持，也要顾虑欲速不达。两者之间的平衡，有赖领导者的智慧。

问：你曾经多次提及，过去在华教运动和华团参与深受林晃昇、沈慕羽影响，除了每年公祭纪念外，你认为要如何实践这些先行者的精神？

答：公祭只是形式，形式固然重要，不过到底只是形式。我比欣赏林连玉公祭，每年公祭过后，还有系列活动如讲座和表演等等，因此更有内涵及社会意义。既然公祭聚集了这么多同道，有些甚至从外坡远道而来，我们应该趁难得的机会，继续筹划有意义的活动，设法反映出林老总时代的精神面貌。

《构建多元与永续发展：华教论述总纲领》，2022年2月出版。

问：你之前曾经推动华教新路向、撰写华教论述，如今当上主席后，还有哪些计划将衔接推动华教论述？面对时代和环境转变，应该如何调整华教论述，省视运动路线？ 

答：过去推动“华教新路向”三年当中，受到最大的批评是理论太多。事实上，我们也有很多实际工作，如师资培训、巡回讲座、嘉庚教育大讲堂等；也有一些人说我们做太多跨族群工作。对我来说，最后完成的《华教论述总纲领》其实就是结晶，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不过，当时董总领导人可能觉得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这方面并没有真正纳入很多资源，还有一点就是也有人认为论述提到的课题太多，眼花撩乱。不过，我借此机会说明，华教论述的最大突破是第一次从理论来看整体华教运动，提出“华教共同体”的概念，而不只是谈独中教改。

过去华教运动基本上集中在谈独中，这没有错，那时候是存亡斗争，现在情况却不一样了。《华教论述总纲领》的特点，就是把关注扩大到整个华教运动，因此难免提了很多课题。华教论述花了一年作出总结，我当然希望能够有用。我们明年计划要办一场全国华教工作者大会，集中谈几项华教运动的主要落实方案，希望与全国华教工作者集思广益。如今团结政府重视华教组织的看法，从与正副教育部长对话中可以了解，他们希望听到华社意见。当然，教育部能够落实多少，有待时间证明，不过至少迈出第一步，既然有关方面肯跟我们交流华教课题。华教工作者应该掌握这个时代契机，把意见往上传达。可是先要确保，我们表达的意见是有华社共识的。

2024年11月1日访谈

刊登于华教导报

永不言倦的华教幕后英雄—悼李亚遨

 最初认识亚遨是从他论述华教史的报章文章，当时就深为其对华教的深入了解及剖析而折服。后来才知道他曾是当年马大华文学会的骨干领导，向来把华教事业当成自己终生志业。

他向来寡言，但办事认真，使命感极重。他对林连玉的钦佩，从其编制纪念林连玉的刊物已表露清晰，更不提他一投入林连玉基金就不辞辛劳服务終身！離其遽然逝世的几个月前，他曾告诉笔者，他辞下林连玉基金的要职是为了挪空时间，在自己有生之年着手專注梳理华教史。亚遨呀，你的遗志不易找人接手呀！

和亚遨兄近身互动，就可以感受其全身充满正能量，似乎为华教工作永不言累。当他手扶拐杖抖抖搂搂举步如铅地登上林连玉活动的讲台演讲时，大伙儿都为他心疼。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写照呀！

从活跃于马大华文学会，到受囹圄之灾，而在出獄後依然堅持初心，从没在社会運動中缺席，亞遨對社會囯家的理念貫徹始终。

如今亚遨虽已与世长辞，但他肯定盼望这个社会将变得更好更进步，华教发展更蓬勃，也始终将林连玉基金的未来放在心上。不久前，亚遨兄曾亲口表示，自己依然对林连玉基金接班人的問題忧虑，正是“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情懆！安息吧老友，华教大业自有后来人。

近年来，华教元老接二连三不告而别，真怀念和他们共事的日子。

纪念这些华教前辈的最佳方式就是继续做他们会做的事，走他们要走的路。

念华教园丁老莫

       称泰熙兄为老莫，是华教同道对他亲切的称呼，也反映了他平易近人的性格。

在吴健成校长的治丧期间，他连续忙碌几天，且似乎很少离开治丧现场，让人感受到他对健成的依依不舍之情。当时还置疫情高峰期，他身体或许因抗疫能力不强，又或许是疲倦过度，听说在健成出殡后，他就一病不起。我随后公事出国，他进了医院紧急病室，过后不幸挥别世间。我因身在国外无法分身送他最后一程出席其出殡，确是憾事。

老莫是华教战士，为华教大业奋斗一生。最初认识他是在八十年代中旬我活跃于雪华青期间，真正和他较多接触却是我直接进入董总工作后。多次互动中都可感到他对华教的奉献精神及不屈，且疾恶如仇的性格。

老莫是个立场坚定，但又能随着时代变迁而重新调整看法的汉子。他因对于60年代初，接受改制为国民型中学的学府不屑一顾，且公开表明这些都不再属于华教队伍。后来年青华教人士安排他去访问改制中学后，当他亲身了解到国民型中学的华校校园文化/环境，其学生在他主讲华教故事时，求知者渴的表现，他感动非常。承认自己的认识不足。他曾就此事在公开演讲中，眼眶带泪叙述他的感受，且公开承认他需重新认识现时代的改制中学现状及环境。对我们提出改制中学应是华教共同体的一员，他转而全面支持！

当董总到江苏省拜访南京行知中小学集团的发起人杨瑞清校长时，他以视频介绍其中小学创校的艰难时期。我喜出意外看到莫生也出现在该校初期的视频内。杨校长再三强调，当时创建艰难，幸得莫泰熙到访给予鼓励支持。老莫慧眼识人才，赢得了惺惺相惜的海外华教情！

老莫走遍全国各学校讲华教的故事，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感召众人，效果显著，感召了不少华教队伍的新人。

老莫走了，华教故事的演讲人定会涌现，我深信自有接棒人！

陈嘉庚与林连玉：士绅精神与以商养文

       首先，我必须说，在今年马中建交50周年之际看到“第一届国际儒商论坛”成功举办，心里非常激动，尤其推动儒家思想在企业与商业中的应用，相信这与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十几年来弘扬嘉庚精神的工作，有着共同的目标与使命。再一次祝贺儒商论坛成功举办！

我的演讲题目是“陈嘉庚林连玉：士绅精神与以商养文”。陈嘉庚与林连玉同样来自中国福建集美，一个是校主、一个是校友，虽然两人一生只是匆匆见过三次面，他们因教育相识、又因兴学而结缘，在我国华文教育发展史上更是无法绕过的两位先贤。

一、陈嘉庚与林连玉

陈嘉庚是倾尽财资、兴学办校的华商，且引领一系列华文教育改革，改变早期帮校各自为政的情况，为本地华文教育后续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而林连玉是一介书生，却在华文教育存亡之秋挺身而出，坚决捍卫多元文化，使本地华文教育得以继续薪火相传，而林连玉也是嘉庚精神在马来西亚本土最重要的实践者。

陈嘉庚与林连玉生活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遭遇和生活经历，但是两人都展现出大公大勇、爱国爱民、家国天下的精神面貌。在两人如此相似的精神面貌背后，必然有其一脉相承的核心，而这个核心便是儒家文化内涵——“士的精神”，而陈嘉庚与林连玉两者对发展教育的执着便是最佳的实证。

何为“士的精神”？从词汇释义，“士”是指士大夫，即接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或称“士绅”，因此，“士绅精神”便是指受过传统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社会领袖所展现出的人格及精神风貌。（备用：儒家精神内涵丰富，可以用《论语》中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意思是人要树立崇高理想、培养高尚品德、心怀仁慈友爱、陶冶高雅情操。）

二、陈嘉庚的“士绅精神”

陈嘉庚的“士绅精神”从哪里来？陈嘉庚作为一个商人，将其儒士风范带到了其商业中，以自身商业所得，悉数捐作办学经费，形成其“以商养文”、“以商养学”的理念。因此，陈嘉庚所展现的是一种绅商对民族、国家及社会的责任感。

陈嘉庚九岁入私塾，所读的书是三字经及四书等儒家经典，因此八年私塾教育便是他儒士精神的源头和启蒙。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提到，他“自廿岁时，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出乎生性之自然，绝非被动勉强者”，表现出他早在青少时期就已经立志为社会公益服务。另一句“对于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嫉恶好善，爱乡爱国诸点，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达其万一”，体现出他对于人格的崇高理想，同时也展现了他的谦卑。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志于道，据于德”的商人，陈嘉庚心怀家国天下，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立下“兴学报国”、“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体现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

陈嘉庚提出实业与教育的相互依赖，“教育之必需经济，经济之必赖实业”、“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他认为，“振兴工商业的主要目的在报国，但报国的关键有赖于发展教育”，因此，陈嘉庚在开始独立经商时就已经捐资助学，之后每年都例行捐资办校。随着其商业愈加繁盛，他对教育的投入也不断扩大，创办集美各校及厦门大学。即使后来胶价下跌，陈嘉庚企业开始亏损后，陈嘉庚依然坚定维持两校校费。

今天当我们说社会企业，谈企业目标不应该只是赚钱，而是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或为社会服务。在一百多年前，陈嘉庚就已经为我们展示一个社会企业的模范。他将理想和个人品格带到企业中并影响公司上下，举例来说，陈嘉庚公司职员李光前、陈六使出来自立门户，但依然支持陈嘉庚、出资支持兴学办教。

我曾经在其他场合中都说过一句话，陈嘉庚的一生是印证了“为富不一定不仁”。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为富不仁”如何影响了我们对商人的观点。然而，陈嘉庚身为一代侨商，他以自己的一生来论证了“为富不仁”不一定完全正确。

陈嘉庚自1912年回乡办学以来，带动了华侨捐办教育，民国时期就掀起华侨返乡办学的热潮，陈嘉庚开创了侨商在桑梓捐办学校的先河，培育了大批人才。陈嘉庚“以商养文”的公益模式，现在广泛地被南洋华商继承。如今陈嘉庚不仅仅是华侨旗帜，也是南洋华商各界人士学习的榜样，教育界人士学习他先进的办学理念，慈善界人士学习他创新的公益模式。如今的华商已经不局限于自己国家或故乡的公益事业，而是跨越乡土与民族，走向世界各地，为教育奉献。

陈嘉庚的慈善公益精神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陈嘉庚致力于慈善事业长达60年，在过程中逐渐形成嘉庚式的慈善思想，提出了见地深刻的公益思想，例如“公益不待富而后行”、“金钱如肥料，散播乃有用”、“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等，以实践他办教育公益、为社会服务的理想。

今天，我们站在伟人的肩膀上，在教育、社会改革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方面，应有更多的担当。陈嘉庚“以商养文”的公益模式、“不待富而行”的慈善思想，是非常值得当代企业家学习的。

三、林连玉的“士绅精神”

林连玉的“士绅精神”又如何呢？

有研究指出，林连玉曾多次在其家书中坦言其性格深受祖父林以仁影响，“家庭教育对我有影响的乃是我的祖父以仁公……以仁公高风亮节，正道廉洁，不仅乡人钦仰，连永春知州也表敬重。我私心崇拜他，认为做人必须那样才算成功”；并且其儒家知识也是由其祖父教授。

因此，要了解林连玉的“士绅精神”，首先必须要了解其祖父林以仁的儒士形象。厦门大学教授汪煌辉著《传》说林以仁“以整顿一乡一邑为己任”、“生平律己，严守礼笃，而见利轻类”；《美山林氏族谱》描述林以仁“孝友传家，忠信行善，律己严、守礼笃而见利轻，廉洁奉公，为世楷模”。

林连玉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视教育为强国强民、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的根本，这实证了儒家“士绅精神”重视教化、崇尚学问的传统。他始终言行一致、知行合一、以身作则，提现了他作为教育家、思想家更是实践者的一种特质，这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一种延伸。

在儒家“士绅精神”中的一个特质就是“兼济天下”，作为教育工作者、社会活动家的林连玉关心社会发展，为维护华人权益而奔走呼号，这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这种社会责任感，是源自对国家、对民族的深切关怀与忧患意识。可以说，林连玉的一生都在为改善社会、维护公平正义而奋斗。这种关心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正是儒家士大夫精神的核心。

四、总结

“志于道，据于德”，对地方社会展现深度关怀的儒家士的精神，是“嘉庚精神”与“林连玉精神”中一脉相承的核心。陈嘉庚与林连玉的精神，最大的体现莫过于两者极其重视教育、强调“教育兴邦”。

陈嘉庚在尽自己之天职，自身捐资办学，即使后来企业收盘，也毅然将自己仅有的钱财尽用于教育；同时，他在新加坡期间持续领导新马华社筹款建校，为新马华社留下了重视教育的精神火种。而林连玉继承了这种鞠躬尽瘁的教育精神，以一个教师的身份不畏强权、捍卫华校，坚守母语教育和多元文化共存，即使后来被褫夺公民权也不妥协，启发了马来西亚华社。

陈嘉庚落实其正当经营，以商业汇集的资源“治国平天下”，是名符其实的儒商；而林连玉以择善固之、威武不屈的精神，终生捍卫华教，展现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的儒士风范。儒家的精髓串连了这两位我国的华人典范，－先一后为华文教育奉献并持续发生着深远的影响。

2024年12月13日

第一届国际儒商论坛主旨演讲

回应：教育部考虑改革废除UPSR和PT3政策

我国教育部在2021年决定废除UPSR 及PT3，至今只是经过两年的短暂实施，竟有在朝政府领导公开宣称要检讨此教育措施，甚至改弦易辙，令人担忧。

朝夕令改的作风凸显我国教育部决策前准备不足与行政不力的缺点。这一点应立即予以改变，而非遇事退缩，避重就轻。

我们可以尝试分阶段分区域执行此教改，或设立实验基地，循序渐进式地进行。

同时，加大力度做老师的培训工作。在职教师必须在充分掌握多元评鉴方式，专注于教学的效益，促进学生对学术课程内容的求知欲，当然人格的调塑与道德提升也必须是优秀学校所推行优质教育的指标。这样才能务实的为学生储备应对未来挑战的社会生活的能量和能力。

多元评鉴机制包括校本评估、课堂评估、项目学习等，我们也要考虑以不同地区标准来进行学科集体备课相互评估。但过程中不可产生过度繁复沉重的文书工作程序，否则将影响老师时间花在专注学生的学习进度上。缺少亲近及互信的师生关系，很难为社会培养出具有精致人文面貌及文化自信的学生。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缩小班级学生人数等教改措施，来逐步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及精准照顾学生的身心发展。小班制，即每班不超过30位学生，是应当采取的最基本教育方式，老师可以充分了解和发掘每个学生的个性和潜能，亦能增加师生的互动频率，进而真正落实团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至于有关教育资源，我国的教育拨款比率可和许多发展国家相嫓美。只要应用得当应，进行小班制应是我国教改的目标。

无论如何，支持废除与保留UPSR、PMR的阵营虽见解各异，其实大家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为孩子的教育生命带来最好和最完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