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une 4, 2024

多元语言文化社会与母语教育 马来西亚与东南亚的经验分享及未来趋势(论文集序言)

多元语言文化社会与母语教育

马来西亚与东南亚的经验分享及未来趋势

(论文集序言)


放眼全球各地的民族国家发展史,马来西亚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背景的新兴国家,其独特的多语种社会面貌为我国的母语教育发展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和经验积累,以及应对各种新时代问题的可能方案。

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背景源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位于东南亚地区,邻近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中心点。加上马六甲海峡让其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国际航道,搭建出供各语种人士自由交流和跨族群沟通的文化枢纽。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使得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充满了语言、宗教和民族差异却又能和谐共处的文明社会。

在马来西亚,马来语被确认为国家官方语言,但其他族群的语言如华语、英语和淡米尔语等也得到广泛使用。有趣的是,马来西亚的三大语系民族都能在语言、文化和情感纽带上与世界三大经济体紧密联系着,即通晓华语的华裔可接通中国市场、印裔同胞可沟通印度共和国,而马来土著族群可衔接印尼群岛。

受到移民历史、政策导向和多元民族社会发展的综合因素影响,这种多语言情景对母语教育产生了一系列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多语言社会使得母语教育面临着语言选择的挑战。家长和学校因应家庭背景和时代潮流的现实考量,需要权衡不同语言之间的优劣,选择最适合孩子的语言媒介进行教育。从教育角度,对一般学生来说,使用母语做为教学语言是对学生的学习效果是最好的方式。另一方面,多语言环境也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多种语言的机会,促进了他们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同时,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背景作为一面借镜,还为区域和谐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参考思路。长期以来,不同民族和语言群体之间的和谐共处是马来西亚社会的主要挑战。眼下的网络世界时代,则更突显出“多元开放、民主自由”概念普及化的必要性、向现存保守势力发出的挑战和磨合,以及国人是否准备好接受新兴思想洗礼的精神面貌和心态状况。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社会变革的加速,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母语教育也面临着在新时代中冒现的棘手问题。全球化带来的跨国移民和多元文化交流使得语言和文化的边界变得模糊。这种变化对母语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探讨如何更好地培养多元语境下学生在保留母语学习动力和权利,力求掌握好多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以适应多元化的社会需求。

本论文集将从多名马来西亚学者的多元文化背景角度出发,探讨多语言社会中的母语教育经验和新出现的问题。通过对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地区、国际间的案例研究和理论分析,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促进母语教育的发展,以及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

谨此希望本论文集能够为研究者、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的思考内容和启示,为多语言社会脉络中的母语教育发展做出贡献。

马来西亚的转型之路 改善执行力,善用资源,从危机中转型

 马来西亚的转型之路

改善执行力,善用资源,从危机中转型


纵观东南亚20世纪中叶过后的近代发展史脉络,马来西亚属于经济起步较早的国家,但发展至今停滞不前,一直突破不了产业转型的瓶颈。

深思我国长期以来无法成功转型的原因,实则是结合多方面复杂生态造成的,其中包括:政策与经济结构性问题、单元执政思维、经贸模式过度注重生产而忽视设计环节、国家治理不善等关键因素。

首先,我们必须直视金融环境的限制和不足,特别是融资渠道比邻国相对单调和有限、创新投资类活动不足,以及金融机构对新兴投资风险采取较为保守态度等观念问题。加上众筹、小型银行、微型贷款这些新概念欠缺优渥的发展土壤。这些因素可能会进一步阻碍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创新的推动。

与此,政府的政策制定在转型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目前可能面对着政策制定缺乏长期规划和执行力度不足、公务员的素质因缺乏市场实战经验而无从接轨、单元种族性思维等问题,这可能导致政策的效果不佳,无法有效地推进任何预期中的转型成效。

同时,人才是推动整个创新和转型趋势的核心要素。然而,马来西亚可能受种族及宗教因素负面形象及产业链国际化影响而面临人才短缺和人才流失的问题。这与教育体系的偏重理论及学历、人才培养机制的不完善以及缺乏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政策等因素有关。缺乏永续而高素质的人才库会影响到马来西亚在创新和设计方面的发展成效。

鉴于此,我国政府必须制定精准对策,即针对特定具有发展潜能的行业,如电子业(半导体、芯片),矿物业(锡铁矿等),智能农业(无人机、农业大数据)以及新能源(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地热能)等。

综上所述,马来西亚一直无法成功转型很大程度是受到金融环境的诸多限制、政策制定的严重不足以及人才计划失去吸引力的问题所致。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改善金融环境,制定更加灵活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并加强人才培养和留住人才的措施。政府方面可以在决策层面制定良好方针并加强执行效率,从而为马来西亚创造更有利于转型的环境,推动经济的多元化和创新的发展。


(一)如何改善官员执行力

马来西亚在转型的路上缺乏执行力可能与多个因素有关,其中包括官员的素质和背景。官员的素质能力和执行力效率,对于执行政策和推动转型举足轻重。如果官员缺乏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实战经验,可能会直接影响他们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表现。尤其在转型过程中,需要有具备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官员来引领和推动变革。

官员的选拔机制也可能对执行力产生长期影响。如果选拔官员的标准主要是基于政治及种族因素而非专业素质,可能导致官员队伍在处理实际问题时缺乏足够的专业能力,格局视野和从商经验。因此,设法建立一个具备公正、透明和有竞争力的选拔机制,能够吸引和选拔出更多有胜任能力的精英官员,有助于提高整体执行力。在整个过程中,也要从教育领域下手,提高各大专院校与企业的接轨度。

其次,官员的培训和发展也是关键因素。如果官员缺乏持续的专业培训和发展机会,可能无法紧随跟上新时代快速变化的转型需求。面对这个问题,建立完善的培训和发展计划,提供官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有助于提升他们面对难题时的处理能力和效率。当然,为了吸引和留住更多的优秀人才,必须为办事能力值得嘉许的官员制定完善的生涯规划、薪酬退休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来西亚的官员队伍中也有一些优秀的人才,他们在推动转型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确保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行力是一个持续的挑战,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


(二)如何善用独特优势

马来西亚在转型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当中涵盖: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多元文化和语言优势,以及政府支持和政策优惠。

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橡胶和棕榈油等。这些资源为马来西亚在能源、农业和制造业等领域未来的工业升级及增值效益提供了基本盘优势,有助于推动整体经济的多元化和结构性转型。

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素,马来西亚也是一个融合多元文化和多语言的和谐包容型国家,拥有马来、华人、印度人、原住民等多个族群。这种多元文化和语言背景为马来西亚在国际贸易、旅游和跨文化交流等方面提供了优势,如可通过马来族群接轨国际清真市场、华人群体接通中华文化以及印度群体接触印度文明,更是有助于推动人与人交流为本的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

事实上,马来西亚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各个层面的经济转型,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吸引投资和促进创新。例如,当局设立了多个产业发展机构和投资促进机构,提供税收优惠和其他激励措施,以及推动科技创新和研发等。这些政府支持和政策优惠为马来西亚经济结构的转型优化提供了动力。


(三)如何从危机中转型

尽管我国在转型的进程中面临不少挑战,且阻力不小,但仍然有机会实现翻盘,成功转型。

前提是我们必须加大投资新兴产业,致力于提升教育和人才培养,并且推动可持续发展。马来西亚可以进一步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投资,例如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和创新科技等。这些产业具有较高的增长潜力和创新性,有助于推动经济多元化和提升马来西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另外,马来西亚可以加强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培养更多具备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的新型人才。这需要加强与产业界的合作,提供实践机会和职业培训,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并提升人才的竞争力。在此,也要呼吁企业界应积极善用政府提供的平台,如为提高马来西亚人力资本与员工工作能力和素质而推出的人力资源发展基金(HRDF)以及为确保马来西亚劳动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

此外,马来西亚可以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转型的重点领域之一。通过推动绿色技术、环境保护和可再生能源等,马来西亚可以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发挥更重要的角色,并获得相关产业的竞争优势。我们乐见,政府指示国内涉及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领域的行业、企业领导人、企业家和公民社会倡导者,受促与相关部门合作,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政府也多次重申优先考虑以ESG为重点的发展计划。


(四)正视人才流失的现象与因素

马来西亚确实面临人才流失和质量不足的问题,薪资因素是其一。马来西亚人才市场存在严峻挑战,包括人才过度流失、技能不匹配和培训不足等。这些问题导致了整体人才的供应不足,尤其是在高技能、高科技、高增值领域。

深思马来西亚长年处于较低薪资水平的现象,可能与多个因素有关,即劳动力供需失衡、低技能劳动力占比高、经济发展缓慢以及低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

首先是马来西亚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即需求超过供应。这导致了一些行业和职位的竞争激烈,雇主在薪资方面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来吸引和留住人才。

其次是马来西亚劳动力市场中,低技能劳动力的占比较高。这些工作通常薪资较低,因为竞争激烈且替代性较高。高技能岗位相对较少,导致高技能劳动力的供应不足,从而影响了薪资水平。

随后是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相对较慢,加上近年受到疫情肆虐以及政局动荡的双重打击,在一些关键产业和工业领域尤其深受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对薪资水平有直接影响,如果经济增长不够强劲,薪资水平也难以大幅提升。马来西亚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这也限制了企业提高薪资的能力。低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同样的工作量下,所创造的价值较低,从而难以支撑较高的薪资水平。

单元种族政策的负面影响,令不少非土著专业人士滞留在国外。近期包括不少土著专业人士也因国家的保守宗教因素而决定移民国外。

要解决上述难题,必须从外劳优化结构下手,即设法从靠传统资源、原材料、劳动力撑起的制造业转型至以素质取胜的服务业,再从服务业提升至以人才和技术含金量为王道的高科技产业。同时,落实不分种族,以专业能力为依归的人才政策,才能根本解决我国人才外流困境。


(五)如何有效提高薪资水平

为了提高马来西亚的薪资水平,需要对外展示和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提升教育质量和技能培训、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和优化、制定足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良好政局和友善政策,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等。

这些措施有助于改善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促进高技能岗位的增长,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推动薪资水平的提高。

虽然马来西亚的薪资水平相对较低,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一些行业和公司开始提高薪资以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政府也在努力通过政策措施来推动薪资增长和提高人才的价值。

因此,马来西亚的人才问题不仅仅是薪资问题,还涉及到国家政策,人才供应和培训经营生态等方面的因素。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方合作,包括政府、企业和教育机构等,共同努力提高人才水平和薪资待遇。

Thursday, May 30, 2024

隆雪中华大会堂100周年庆系列活动 百人圆桌论坛:重建马来西亚

隆雪中华大会堂100周年庆系列活动

百人圆桌论坛:重建马来西亚


2023年12月2日


社会运动历程:民主意识从萌芽到开花

        在我国人民众志成城的时代感召下,马来西亚数年前终于实现了独立以来的第一次政党轮替。我国从摆脱英殖民控制到完全独立建国,经过了一甲子时光,已在民主转型的斗争进程中实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所望尘莫及的民族共融和经济发展高度。

        如追溯马来西亚的国家社运路线图,我们不能忘了当中无论号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皆举足轻重的三大运动分水岭,即:① 处于民主意识萌芽时期的华团民主人权运动(1986年)、② 政改风起云涌的烈火莫熄运动(1998年)以及 ③ 齐心推动公平选举制度与治理机制改革的净选盟大集会(2007年)。


为国家建言献策的缘起:华团文献,一脉相承

论及我国华团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得益于众多有识之士、智囊团体和各路精英的共谋献策,我们也紧贴着时代的发展和精进,提出了各项值得政府参考,甚至直接引用的宝贵意见和行动方案。

从80年代的《马来西亚全国华团领导机构国家文化备忘录》、《马来西亚全国华团联合宣言》到迎接千禧年前面世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

        在华总名堂下主催的《马来西亚20年行动方略》因理念分歧转为隆雪华堂主导下由各族公民组织组成的行动方略联盟。如今隆雪华堂在庆祝成立百年之际,启动华社内部省思国家与族群的前路,拟定“重建马来西亚”建议书,并计划过后邀请其他具代表性的跨族群公民组织加入草拟一份凝聚全民共识的建国新论述,,意欲达到 “带动风潮,引导理念;拟定共识,行动方案” 之效果。


省思国家现况:政治转型,与时俱进

        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选变天,改变了国民对政治生态的认知观念。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肆虐,颠覆了全人类的生活常态。

        身处这个讯息万变的年代,我们必须拿出勇于改革的魄力与毅力。新常态需新论述,唯有紧贴时代脉搏,才不会轻易受到时代洪流的淘汰。

        眼下国际地缘政治、国家政权和社会民生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必须从新时代挑战中确定新趋势和寻求新机遇,并探讨新思维与新论述,以提供国家转型的新动力。


华社变动:正视与回应

随着社会从物资相对匮乏到普遍充裕的年代,我国中产化的社会发展趋势愈见明显。加上跨族群思维在国内社会互动一直流于形式,并没有完全融入到各族国民的日常生活。这些潜在危机都是华社必须予以主动的回应,而不必计较谁应先走第一步。

        另外,华教也有必要随着时代变迁而重新检视其核心论述及实际内涵。我们必须注重华文教育以传承中华文化为中心任务,并从民族情感号召、族群权益捍卫,提升至成为推展全国各族母语教育兼专业化的实际工作。


国家挑战:种族、宗教、贪污

        目前,我国面对的社会核心挑战已趋向宗教种族极端化,主要应对思路是必须妥善处理国民的内部矛盾及回应保守宗教势力的论述。

        经济民生建设方面,在新政府集中资源的全力推展下,全国迎来后疫情的经济重建计划。事实上,我们这个年轻的国家,应该朝向实现全民共享,财富共创的公平政策规划的目标挺进。

        另一项值得留意的课题是有关各民族的忧虑。不难发现,马来民族依然缺乏安全感,因此必须设法安抚马来民族的焦虑,让他们有信心确保马来主权不受威胁。

        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重振华社对国家、政府的信心。集中建设国民认同,尤其要正视包括东西马关系,在地理、文化与语境理念层面上的磨合。

        跨种族互动不可少了各宗教文化之间的相容、共存及同理心。我们必须提倡、促进和贯彻各宗教对于共同普世价值的共识。

        面对如此盘根错节的国家和社会结构,我们从民到官,从社会到政府都要上下一心,共同积极落实各应对方案, “接受分歧,容纳异己;和而不同,追求共识。”


事分轻重:形塑共识

        从民众社会最底层培养起基本、健全的公民素养,塑造出独立思考和崇尚知识的社会风气,以沉着应对国际政治及国内政治暗流汹涌的变局。

        从下一代做起,培养年轻人的危机处理、处事和与社会沟通的能力,化解时代不公义带来的社会负能量,并拒绝社会陷入内卷的恶行循环,寻求世代间的共识。


拟定目标:构建与执行

        谈到华团能力范围内可办到的事项,主要必须认清一个重点,即从理念宣导的层面提升至华团积极参与落实行动的社会工作。华团也要协助塑造新国民认同,培养出国民共识。要设法构建多元开放的大马论述。此举将有利于从民间释放生产力、提升国家竞争力,造福各族国民,并与世界接轨。

        无论如何,最终的目标将会是包容各民族的文化传承、促进我国各民族间的共存共荣,凝聚官 / 商 / 民的力量。

        最后,我们还要谨慎乐观看待由政府提出《昌明大马》(MADANI)的新国家论述,华团应支持此项以“支援贫困”为名的经济理念,即主要针对B40族群发出各项生活津贴,进行“精准建塑”扶贫生态圈。如此一来将能淡化国内种族性论述,不分族群地从真正意义上扶助弱势人士。

Tuesday, April 2, 2024

为未来搭建桥梁:重新思考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

Building Bridges for the Future: Rethinking Malaysia’s Higher Education

为未来搭建桥梁:重新思考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


I thank Datuk Tan Yew Sing, the relentless bridge builder, for inviting me to launch his book “Trail of Lights, Journey of Tan Yew Sing” as well as to say a few words at this “Way forward for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forum.

首先,我衷心感谢拿督陈友信这位长期致力于牵线塔桥的成功企业家盛邀我出席《陈友信之路(文集):凡走过,必留下》的英语版新书 (《Trail of Lights, Journey of Tan Yew Sing》) 发布会,并在这个《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前进之路》的座谈会前说几句话。


The book is a compilation of chapters telling Yew Sing’s remarkable life story and celebrating his many achievements.

这本由多个章节组成的文集讲述了友信的非凡人生故事,同时记载和见证了他至今创下的多项成就。


Yew Sing’s relatively youthful look belies the fact that he has been in the thick of things for a long time, at least since return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in 1982. His multifaceted life works have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many of us, myself included.

友信相对年轻的外表掩饰了他自1982年从英国利兹大学回来后就马不停蹄的处身与社会活动和教育使命。他一生中在各领域的贡献,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I began as a student of Kwang Hua Private High School in 1990. The school had only around 300 students then. Soon I found out that it had less than a hundred students in the decades before 1986, when Yew Sing, Mr Teng Choon Kwang and several alumni crafted a five-year plan to revive the school by raising funds to hire more and better teachers and renovating the school.

1990年,我就读于巴生光华独立中学。当时学校只有大约300名学生。我随后才发现光华独中在1986年前的数十年,学生人数其实不到一百人。1986年,是友信、丁春光先生和几位校友筹划了五年计划,通过筹集资金以聘请更优秀的师资,并翻修学校重振校风后,学生人数才激增。

I first met Yew Sing in 1993 when I was 16 years old. I was on the school’s Dragon Dance troop and he, as a school board member, led the team to perform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to raise funds for the school. The Kwang Hua school board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organisations that he took part in, yet to this day he remains a Deputy Chairman.

1993年,我第一次有缘认识友信,那年我十六岁。当时,我是学校舞龙队的成员,他身为校方董事之一,带领了团队在农历新年期间演出,为学校筹集资金。光华独中董事会是他最早参与的社会工作组织之一,至今他仍担任(董事会)副主席的职位。


Throughout the early 1990s while still schooling in Klang, I came to the Kuala Lumpur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KLSCAH) to listen to talks and forums, which formed an important part of my earliest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s. The vibrant intellectual milieu at the Chinese Assembly Hall was very much a legacy of Yew Sing and his contemporaries who formed the Youth Section in 1985, of which he was its second chief.

90年初,我在巴生上学,期间常出席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Kuala Lumpur S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的讲座和论坛会,这些活动是我最初了解政治的重要萌芽期。中华大会堂充满活力的议政论证氛围很大程度上是友信与他的同代人在1985年成立雪华堂青年团后创下的精神遗产。友信当时为雪华堂青年团的第二任团长。


According to Dr Phoon Wing Keong, while Yew Sing was not a member of any political party, he was one of the key figures in advocating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concept of “dual-coalition system” (as opposed to a Barisan Nasional single party rule). The “dual-coalition system” idea dominated headlines in the 1986 general election and reverberated in the subsequent decade. His four-decade of work with KLSCAH and its related Huatuan organisations have helped a community which previously lived with a “migrant mindset” to take an active part in national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shaped many critical minds to ask difficult questions on how to build a better Malaysia for all.    

据潘友强博士,尽管友信不是任何政党的成员,他是积极倡导民主、人权和“两线制”(抵制国阵贯彻的一党专制)等概念的关键人物。“两线制” 的思想火花早在1986 年大选中就占据了各媒体的头条新闻,在随后的十年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为隆雪华堂及相关华团组织长达四十年的投入和服务,推动了当时以“移民心态”封闭自居的华社走入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的话语权,并在民间塑造了许多批判性思考空间,带领华社建立一项新的共同命题,探讨如何创造更好的马来西亚。


In 1996, I attended a three-day youth camp that Yew Sing chaired, and for the first time heard him speak at length of his views on national problems. As many had attested in this new book “Trail of Lights”, he has been, then and now, energetic yet calm and strategic. The youth camp, held at Selesa Hills in Bukit Tinggi, was coincidentally his first venture into business upon returning from the UK.

1996年,我参加了由友信主持,为期三天的青年营,第一次听到他详细阐述对国家课题的看法。正如许多事迹在这本名为《光之轨迹》的新书中得到反映和证实,从过去到现在,友信都一直满怀活力,但又具备客观冷静和富有策略眼光的个人特质。巧合的是,该青年营场地 - 坐落于武吉丁宜的丁怡山庄(Selesa Hills)度假村 - 也是友信从英国回马后首次涉足商界的第一盘生意。


In 1997, I went to a college in Klang to study the American degree programme. While I did not study at INTI, I knew full well that INTI popularised the American credit transfer programme, and together with other institutions invented the 3+0 arrangement. In many ways, the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benefited from Yew Sing’s “edupreneurship”.

1997年,我在巴生的一所大学修读美国学位课程。虽然我没有在英迪深造,我非常清楚英迪首创先河推广了美国的学分转移计划,与其他机构联手创办了3+0的进修课程。在许多方面,马来西亚的私立高等教育受益于由友信带动的“教育创业精神”。


The early 1980s saw the rise of neoliberal economic ideas which included the promotion of the “user pays” idea for education. The UK under Margeret Thatcher and Australia under Bob Hawke decided to impose full fees on foreign students, and Malaysian students were badly hit by the move.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f Malaysians were lucky enough to study in the UK and Australia with much lower fees because both countries at the time believed that education was a public good based on Keynesian economic thinking.

1980 年初,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 经济思想兴起,其中包含了提倡“用户自费”的教育概念。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下的英国以及鲍勃·霍克领导下的澳大利亚决定对外国学生征收全额费用,马来西亚学生受到沉重的打击。更上一代的马来西亚人相对的很幸运,能够以相对低廉的学费前往英国和澳大利亚留学,这是因为基于凯恩斯主义 (Keynesian) 经济思想的影响,当时这两个国家秉持着教育应是公共福利的概念。


In 1985, the Malaysian economy suffered a 9-percent negative GDP growth rate. INTI and Dr Paul Chan’s HELP College were both established in the same year, and with around 30 students, respectively. INTI operated at a shop lot while HELP at a government complex’s car park. Both colleges started as social enterprises aiming to help deserving but less privileged students during the economic downturn. From such humble beginnings, they went on to pioneer Malaysia’s private education sector not only to cater for Malaysian students but also those from overseas. It is through this book that I found out Dr Chia Song Koon of QL Group is also among the founders of INTI.     

1985年,马来西亚经济遭受了9%的GDP负增长率。当时英迪与由陈德鸿博士的精英学院 (HELP College) 同一年成立,分别拥有约 30 名学生开始营业。当年,英迪在一个商店教课,而精英在一个政府大楼的停车场教课。这两所大学最初都以社会企业的理念起步,旨在为有入学资格但家庭处境不好的学生在经济低迷时期提供支持。即使起步谦卑,他们多年来继续开拓马来西亚私立教育领域,不仅为马来西亚学生,也为海外学生提供服务。这本文集也让我发现全利资源集团 (QL Group) 的创办人兼董事经理谢松坤博士也是英迪的创始人之一。


In my current capacity as Deputy Minister of Investment, Trade and Industry, my work further overlaps with one of Yew Sing’s life’s work, i.e. the 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MCCC). With his decades of insights on China through business and travels, he has many good ideas about how to strengthen bilateral ties and trade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我当前担任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与友信的另一项使命——马中总商会有着很深的连结和互动。凭借数十年来商务和私人旅行对中国积累的深入了解,他对如何加强马中双边关系和贸易来往提出了多项好的建议。


Yew Sing’s daughter E Hun i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Research for Social Advancement (REFSA), a think tank of which I chair; her husband and Yew Sing’s son-in-law Frederik Paulus was a REFSA economist and, with his continental European experience which is vastly different from the Anglo-Saxon perspectives that Malaysians are familiar with, influenced me substantially on how I see the way forward for the Malaysian economy.

友信的女儿——陈宇航目前在我身为主席的义腾研究所(REFSA)担任执行董事;宇航的丈夫,也是友信的女婿 ——弗雷德里克·保罗斯(Frederik Paulus)曾担任REFSA 的经济顾问。他以欧洲背景,独到见解和阅历,与马来西亚相对熟悉的,以英美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Anglo-Saxon) 思路截然不同,深深影响了我看待与分析马来西亚经济的未来前景。


Dr Aki Chong explained that Yew Sing saw the legacies of Mr Tan Kah Kee as a way to build bridges and to connect with other Chinese dıaspora societies. The more I read about Tan Kah Kee, the more I am amazed that Yew Sing chose to spend time on highlighting Tan Kah Kee’s legacies: he was among a very select few Southeast Asian leaders who had a major impact on China, ran the largest domestic Malayan 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 a century ago, hired more than 6,000 people directly and at least 15,000 people through the supply chain, and exported 3 million pairs of shoes to China in 1929 alone.

庄诒晶博士解说友信认为陈嘉庚先生的精神遗产是各华侨社会建立桥梁和联系的一种途径。我对陈嘉庚了解得越多,就为友信选择花那么多时间重点着墨陈嘉庚精神的努力感到敬佩:陈嘉庚是极少数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东南亚领导人之一。他在一个世纪前经营马来亚规模最大的国内制造企业,直接雇佣6,000多名员工,通过供应链雇佣至少15,000名员工,仅在1929年就向中国出口了整300万双鞋子。


Yew Sing established very deep personal friendships with major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of the past, and through their closeness, he advised them on strategies. He has also personally introduced me to Tan Sri Ngah Ching Wen, Tan Sri Lim Gait Tong and Mr Tan Kai Hee by Yew Sing. I could see how much they trusted his analysis and judgements. He was also close to Mr Lim Fong Seng, another visionary giant.

友信与历届的华社领袖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通过与他们的深交提供各种策略性的建议。透过他的介绍,我有缘认识丹斯里颜清文、丹斯里林玉唐以及陈凯希先生。我看得出这些华人领袖非常看重友信独到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友信也和另一位有远见的华社巨人林晃升先生交情非浅。


Being a true Malaysian, he pushes the Huatuan organisations to engage with Muslim organisations through Gerakan Bertindak Malaysia. He also builds close camaraderie with IKRAM’s Zaid Kamaruddin and many others.

身为一个真正的马来西亚人,他通过马来西亚行动方略联盟(Gabungan Bertindak Malaysia)积极推动华团组织与各穆斯林组织密切互动。当中,他也与马来西亚伊斯兰友好协会(IKRAM)的再益(Zaid Kamaruddin)惺惺相惜,进一步与其他友族代表建立密切的友情。


While studying in the UK, Yew Sing established lifelong friendships with activists such as Singapore’s Tan Wah Piow. His group of UK graduates who remain concerned citizens styled themselves as “the Monsoon group”, of which I had the privilege to be invited to speak to privately just before the general elections of 2013, 2018, and 2022, respectively.

在英国留学期间,友信也和来自新加坡的陈华彪等社会人士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他也与同期在英国毕业,充满热枕的一些马来西亚公民成立了名为“季风”的团体 (“the Monsoon group”),我有幸在 2013 年、2018 年和 2022 年全国大选前受邀与他们私下交流。


Through INTI, Yew Sing the Chinese school leaver with a UK education was connected to the English educated academic community such as Dr Lee Fah Onn and Dr Lian Teck Jin, as well as major Malay thinkers of the past such as Tun Arshad Ayub, Tan Sri Majid Ismail and Dato’ Dr M Zawawi Ismail.

通过英迪,友信以本地华裔毕业生,受英国教育制度熏陶的独特身份,不仅有机会联系与受英语教育的学术届人士如李华安博士和连德仁博士,成为志同道合的合伙人;也有机会跟过去杰出的巫裔思想家如敦阿尔萨阿育 (Tun Arshad Ayub)、丹斯里玛吉伊斯迈 (Tan Sri Majid Ismail) 以及查瓦维伊斯迈教授 (Dato’ Dr. M Zawawi Ismail) 建立深入的联系。


Over the years, he has built many bridges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educated, between ethnic Chinese and Malay intellectuals and thinkers, and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多年来,无论是在受华语和英语教育者之间、华裔和巫裔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之间、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友信都能凭己之力架起了无数个桥梁。


If we were to search for a word to describe Yew Sing’s role in Malaysia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I would say the man Yew Sing is the “bridge builder”. And in building bridges, higher educat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our country. In the coming decades, the purpose of higher education is in transition and we should find ways for it to stay relevant and keep up with social changes.

如真要找一个词来定位友信过去四十年在马来西亚扮演的角色,我会形容他为一名“桥梁建设者”。而在架设桥梁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在我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数十年,高等教育的目的将会继续的转变,而我们应该继续使其保持它与社会发展的连接,与社会共同进化。


First, bridging the public and private education in Malaysia. In the 1970s, it was assumed that only 5 percent of an age cohort would eventually graduate. The world has changed and through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in Malaysia, there has been a democratisation of tertiary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首先,我们必须架起马来西亚公立和私立教育的这道桥梁。在 1970 年代,人们认为每个年龄段中只有 5%比例的同龄人最终能够大学毕业。至今,世界已变化至通过马来西亚的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高等教育已实现了民主化。


While there is a dualism between publicly funded universities and private profit making institutions, both mainly focus on generating many students with first degrees. This is no longer sufficient. The nation need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a lot more and speedy development of courses in new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data scientists, design engineers, etc.

尽管公立大学和私立营利性机构之间存在二元性的差异,两者都主要致力于培养出一等学位学历的优秀学生。然而,这项努力远远不够。我国需要更优质的研发(R&D)技术,需要更全面、更快速地开发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推出数据科学家、设计工程师等新兴技术的课程。


The public and private tertiary education sectors need to go beyond producing graduates. Higher education – whether public or private – needs to do more research. As a nation, we must find ways to fund more research by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and the funding can be from public purse or corporations, especially those from the new and emerging industries.

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需要的不仅仅是培养毕业生,更需要推动大量的研究工作。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设法资助公共和私人机构积极展开更多研究,这些资金可以来自政府公款或企业贡献,特别是来自新兴产业 (emerging industrie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should be reduced to encourage more collaborations, and that research capabilities and facilities are just as important as teaching for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我们应减少公立和私立机构之间的界限,并在鼓励深入合作的同时,强调研发能力与研发设施的重要性。


Second, the idea that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be “user pays” is also increasingly outdated. As demography shrinks and societies age, the number of people going to universities will reduce in the years to come, yet with so many transitions happening at once, a more highly skilled and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are needed by all societies. The world is dealing with green transition, a stronger and more resilient supply chain, and the need to navigate geopolitics.

其次,高等教育贯彻的“用户自费”观念已越来越落伍。随着人口萎缩和社会老龄化,未来进入大学的人数将越来越少。但在这多重翻天覆地的转变时代,社会各层面需要更多具备高技能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来支持。整个世界也正在面对绿色转型、更强大、更有弹性的供应链以及应对地缘政治的能力。


For the economy to continue to grow and for the society to thrive, young people will have to be persuaded to pursue more education, thus some forms of incentives, whether from the public purse or from corporations that want to hire them, be made available. In other words,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around the world will b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forty yea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user pays” neoliberal economic ideas.

为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持续进步,年轻人需接受更深入,透彻的教育,提供某种激励措施是必然的,包括来自公共资金或者有意雇用这些年轻人的公司企业。换句话说,全球高等教育资金的未来走向将与过去四十年“用户自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截然不同。


More “work-based learning” would help persuade more corporations to shoulder a higher proportion of costs to fund young people to acquire skills and education.

更多强调“以工作为基础“的学习模式将有助于说服企业承担经费来资助年轻人加强职场技能和教育。


Dr Peter Ng of UCSI made an excellent point that there needs to be a new legal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the existing profit-seeking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to graduate into some forms of endowments so that they could choose not to be purely profit-seeking. As endowments, the institutions could then diversify its sources of income beyond sole dependence on tuition fees to include charitable donations and other funding possibilities. 

UCSI集团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员拿督黄传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即国家需要探讨制定一项全新的法律和监管框架,让现有追求营利的私立大学和机构可以选择不同的捐助模式,继而转型成不纯粹以营利为目的的操作模式。这种捐赠模式 (endowment) 可以包括慈善捐赠等,让教育机构的收入模式多样化,不仅仅依赖收取学费。


Third, higher education is one of Malaysia’s sources of soft power. Malaysian universities –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 have trained and continue to train tens of thousands if not more foreign students. The Prime Minister of Somalia, HE Hamza Abdi Barre, and many of the country’s key decision makers, were graduates of Malaysian universities. Many students from the Global South look up to Malaysian institutions. There was a time in the 1990s that Malaysia was confident of herself and ambitious in showcasing her soft power.

第三,高等教育是马来西亚软实力的源泉之一。无论是公立或私立大学,我们至今成功并继续培训出数以万计的外国学生。包括索马里现任总理哈姆扎·阿卜迪·巴雷 (H.E. Hamza Abdi Barre) 在内多个国家的关键决策者都曾是从马来西亚大学毕业的学生。许多来自南半球国家的学生都仰慕马来西亚的院校。早在1990年代,马来西亚对其教学实力充满信心,并雄心勃勃地对外展示她的教育软实力。


In today’s more complicated world, especially in higher education, more bridges need to be built, including by people like Yew Sing and others. This can help us to rebuild Malaysia’s soft power in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re are no other better channels than through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身处当今愈加复杂多变的世界浪潮中,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十分需要建立更多的桥梁渠道,当中就涵盖由友信等有识之士努力搭建起来的桥梁。这些努力可以帮助重振马来西亚在南半球的软实力;而要达到这个远大的目标,可能没有比高等教育更具效率的渠道了。


Speech by Liew Chin Tong, Deputy Minister of MITI, at the launch of Datuk Tan Yew Sing’s biography “Trail of Lights, Journey of Tan Yew Sing”

上述为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刘镇东在拿督陈友信的《Trail of Lights, Journey of Tan Yew Sing》英语版新书发布会的致词








Thursday, December 21, 2023

以商养文:让陈嘉庚精神「活在今天」

 

我谨代表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向第三届嘉庚论坛致以最热烈的祝贺!这项国际盛会举办至今踏入第三个年头,一如既往地与各参会嘉宾共同探讨、分享和交流陈嘉庚精神的现代意义。

嘉庚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是对陈嘉庚先生的崇高精神和伟大贡献的致敬,更是对他奉献精神的传承和发扬。陈嘉庚先生是一位杰出的企业家和慈善家,他的事业和慈善事业贯穿了一生,为社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理念和价值观一直激励着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有责任将他的精神传承下去,并且将其发扬光大。

陈嘉庚的亲身经历给我们极大的启迪,即「以商养文」的广义是通过经商途径的利润来支援文教活动。在我国(马来西亚),华社认可陈嘉庚先生提倡倾资兴学的理念与精神,所以华社对教育的支持总是义无反顾。同样重要的是明察华教终究是华文教育,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有效载体。我们守其初衷,则是要弘扬中华文化,故「以商养文」应包含对文化事业的助力!

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是渊远流长且细水长流式的进程,其渗透影响力是非同凡响的!在我国处于转型变局之际,希望本地华社华团领导及民众,务必将一部份精力资源注入文化事业,包括确保国家文化纳入必要的中华文化精髓!

我相信,本届嘉庚论坛将为各位参会嘉宾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促进思想的碰撞和交流,增进对嘉庚精神的理解,激发在新时代有效宣导嘉庚及他那一代人的精神内涵的新思路!纪念伟人的最佳方式,不外是待人处事时,尽量落实有关人物的举止言行,让该人物「活在今天」。

我也希望通过本届嘉庚论坛,能够进一步加强各国嘉庚精神工作者的沟通及联系。

最后,我要向组织本次嘉庚论坛的各位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正是你们的辛勤努力和精心筹备,才让这一盛会得以成功举办。同时,我也要感谢各位嘉宾的支持和协助,您们的参与和贡献使本届嘉庚论坛更富意义。

祝愿第三届嘉庚论坛圆满成功!


编注:陈友信作为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主席于10月21日在中国厦门致辞。

Monday, November 6, 2023

21世纪的华教

         在马来西亚,“华教“是华文源流教育的通称,是指以华语为母语作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同时,华文教育具有传承中华文化,并且是结合了马来西亚本土多元文化特性的教育系统。

五十年前由胡万铎领导的霹州华教工作者在独中陷于低迷处境时挺身而出,积极并及时开展独中复兴运动。

六一年在政府及执政党人士展开直接间接威迫及利诱下,短短几年,西马71所私立华文中学竟有55所接受改制,而吉打东海岸三州不剩任何华文中学,就仅霹州为例,全州17所华文中学仅剩2所不接受改制。

“华教”,我的定义是具有马来西亚本土文化特质的“华文教育”系统;并且,随着全球教育改革浪潮时代变迭以及我国新政局的出现,“华文教育”的发展已结合了新新一代及友族人士跨族群的需求及融合了多元性的特质。教育是为未来培育人才,基于此普及共识,我认为21世纪华教应具备以下四大重要元素。

一、多元进取校园文化、中华文化的熏陶、人文素养的塑造

数据统计,有超过 90%的马来西亚华裔家长把孩子送到华小接受基础教育,这反映了华社对母语教育的重视,认可华校、独中认真办学的口碑以及华教推行的素质教育,增强了国家的竞争力。华校之所以能历久不衰,广受家长欢迎,积极的校园文化以及良好的校风,乃是关键要素。华教的教育理念着重成人成才,尤其先成人后成才。华校强调人文素养,贯彻自律、自重、自强的精神,通过校训、校歌、联课活动等,传承先贤的办学理念与爱校精神。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10 年至2020年这十年间,非华裔学生占华小学生人数从 11.84%提高到19.75%,成翻倍增长,这显示华小的办学获得非华裔家长的青睐,吸引越来越多友族同胞把孩子送往华小就读,华小是我国最具有多元族群的学校,能融合各族群孩子在华小一起学习。在2006年至2022年这16年来全国华文独中非华裔学生人数从663人增至1541人,增加了878人,呈132%增长态势,这都有助于发展建塑马来西亚多元种族交流融合的华教新文化。

华教设立的初衷就是传承中华文化,在此高科技时代,文化特征会愈受重视,就如趋势学者约翰·奈思比(John Nasbitt)在其著作“高科技,高人文素养”所再三阐述的世界发展趋势观察,在跨国界的交往互动中,个别族类会更珍惜其独特文化特征。

二、重视新科技的学习,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在此高科技时代,许多独中和华校为了因应全球科技化和资讯化大时代发展之所需,开设并强化创新科技教育(STEAM)课程,让学生学习和掌握了基本的科技创新知识,进而培养具有高科技创新思维能力的学生,以进一步学习新兴技术,包括了人工智能AI、区块链、大数据、半导体、芯片、云计算、量子计算、5G6G通信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装备和精密仪器等等。

2023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指出,未来五年全球近四分之一的工作都将发生变化,未来更需要的是能够有效运用AI应用工具能力的人才,大数据分析、管理技术和网络安全将成为就业成长最大驱动力。为此,独中教育要与时俱进,必须更专业化以因应未来挑战,以培养符合就业市场未来需要的人才。

新时代重视的是智慧而非仅是知识,办事能力而非仅是学历,团队精神而非仅是个人的卓越。独中教育务必定期时检讨教学纲要及注重全人教育,使得华校毕业生在走入社会之后,就会拥有强的竞争力及执行力,助力国家的发展转型。

三、华文教育走向国际化

根据数据统计,2022年大马华文独中外国学生有687人,占全国华文独中学生总人数的1%,除了中国和泰国的国际学生外,还包括一些来自日本、印尼、韩国、新加坡等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国际学生。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独中录取一定比率的外国学生绝对有其好处,因为这将促进本地学生与国际学生之间的文化互动交流,让学生们了解来自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文化和国情等,增广见闻以及扩大朋友圈等等。

另外,外国学生既然选择就读独中,等同于他们也会选择参与独中的统一考试,推进独中统考朝向国际化、公开化的目標前进,进而让统考成为一个国际皆认可的考试。

统考是少有以华文授课广受全球著名大学接受的大学预科文凭,2012年才开始的香港中学文凭DSE是以华文、英文双语授课及考试的预科文凭,目前也积极在全球争取各大学的承认。我国统考当局应主动积极探讨国际化途径,扩大其影响力。

四、训练具备未来能力的学生

在工业革命4.0时代下,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区块链等的智能信息技术正引发新一轮的教育变革,牵引着人类教育从知识教育向智慧教育阶段转型。因此,我们训练的学生要与以前的要求不同,第一是训练学生具备做决定的智慧,而不只是学习丰富的知识,人云亦云。知识累积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升华成自己思辨的智慧,是“转识成智”的成长蜕变。第二是“有能者得之”,要深刻认识到学历只是敲门砖,能力才是最终决定的关键因素。

21世纪必备的能力包括以下四类型:

(一)协作力:强调团队精神及整合能力,沟通与表达能力。

(二)抗压力:这是有关心理风险及情商指数,它包含了面对未知及接受

失败继续进取的特能。

(三)竞争力:洞察自我强弱、坚持不懈及担当能力。

(四)学习力:终身学习及主动学习的能力,以及跨领域、跨国界的学习。

因此,在学校教育教学中,除了知识的传授,一定要关心学生上述生活能力的发展,这远比掌握知识本身重要得多,因为这不仅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处事能力,还关乎这他们未来看待世界和处理自己生活的心态,这肯定将影响其人生的走向、发展甚至生命素质。换言之,会决定一个人最终能企及的人生高度。

结语:

以上所述仅是宏观思考,要如何落实则需各华教工作者进一步做微观规划,包括慎密精准的执行方案、果断决策的领导层、充沛的资源,特别是高度共识、强执行力的团队,此四个元素缺一不可。

21世纪的华教已有更广阔的定义,华教共同体不只是独中和华小而已,包括了国民型中学的师生、国中的华文班、各大学的华文学会、华文系、师资师范大学的华文组,华教队伍有了新动力,当然其主力仍是拥有主导权的独中队伍。

华教是指华文教育,而不是华人教育,华校是传播中华文化的载体,这始终是华教工作者需牢记的办校原则及初心。

 

编注:陈友信作为马来西亚独大教育机构主席于5月27日,担任2023年独中复兴运动50周年《教育研讨会 - 21世纪独中教育的传承与革新:使命、方针与教育政策的新方向》主礼嘉宾致开幕辞

Friday, October 20, 2023

《教育事业之变与不变》

(一)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 顺势而为,灵活变通

1)必须充份认识到外部世界和国内外社会递增的不确定性、不可控性以及不可预测性因素。

设法具备完善的知识、精深的技巧和足够的经验,掌握自身的风险承担和抗压能力,以应对不停演变的趋势。

面对时局变化,教育的意义在于为培育面对未来挑战、可对国家和社会作出良性贡献的人才做好充足准备。在讯息万变的社会变局中,单靠象牙塔里的学术知识不足于应付各种变数,唯有加上与现实社会接轨的处世智慧、决策力及执行力,才能冲破重围,化危为机。

 

2)科技日新月异,社会发展的巨轮以前所未见的步伐迅速前进。

踏入21世纪网络信息职能时代所带来的未知性激增,学生需具高抗压力,拥有接受失败且坚持不懈的意志力。

在追求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造成社会原子化的时代,学生将需要学懂怎样克服犹豫、多疑、恐惧、孤僻等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引导人生正轨。

如学生具备足够坚强的生活斗志和应变能力,可望从敌对、偏执、冲动、依赖的生活体验中反省,领略人生的真谛。

 

3)知识本应无屏障,人类思想结晶从跨学科、跨领域再到跨国界,而且这个趋势有增无减。

人类文明盛衰交替的历史一再告诫我们,伟大领袖的才能和带领固然重要,团队思维往往比个人表现更易成功。一个完善、健康而运作良好的团队,可让个体并发出比预期更强的执行力。

在团队的协作互动中,我们得以磨练自身的团队精神、整合能力、调理伙伴关系的说服力;同时,通过人与人的互动强调对话文化,更善于评估与鼓舞,并精于检讨改进自我。

 

 

(二)以不变应万变” -- 观察变化,处变不惊

1)处于科技时代需掌握基本科技能力,但得兼顾人文素质、艺术修养与自然美感的熏淘。

放眼全球越发达的城市,其天际线总是千遍一律。具有文化底蕴而让人惊艳、打从心底折服的文明特征或文化内涵将更被重视。

伴随着高科技包括虚拟产品的涌现,当地本土情怀及民族特色将会被充分凸显出来,其精神地位自然会跃升强化。

 

2)教育是为了培养扎根本土,拥有国际视野观的人才。

21世纪的网络发展早已从根本上突破了人文交流、创意点子在国界上形成的地理隔阂。

在可预期的未来,我们将回归到重视每个人的独特性为出发点,注重人如何既可仰望星空(身怀国际观),还能脚踏实地(拥抱本土观)的精神面貌层次。

 

3)强化智商(IQ)与情商(EQ),两者不可缺一,彼此相通,共同作用。

智商是基础,在智商达到一定门槛值之后,人的成功才80%取决于情商。除了少数特例,很多成功者往往是智商和情商结合的典范。

面临复杂的人际冲突、或高难度的谈判时,如果有了强大的分析能力和逻辑判断能力,也会非常有助于厘清局面、把握关键环节、找到突破点,把事情处理地更好。

 

4)培育独立思考能力,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面对千变万化的社会脉络,用成熟的眼光观察事物,用理性的头脑思考问题,判断是非曲直,辨别美丑善恶,提出符合实际的见解。

 

最后,谨此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同时希望各位教育界人士趁此机会互相分享想法和实战经验所得,联手在教育业这条延续人类文明火种的路上深耕细作,为明日贡献一份力。谢谢大家!


编注:陈友信作为英迪教育集团主席为育伯乐讲堂(EduRISE)于10月1日(周日)举办的《教育事业之变与不变》商业论坛提供献词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