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中总商会总会长：疫情不减马中企业合作热情

 

“这一次马中企业家大会能够吸引创纪录的2万多人参与，确实出乎意料。”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总会长陈友信20日在吉隆坡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体现了在疫情影响下马中企业家对马中经贸合作的热情。

　　举办已至第十届的马中企业家大会，今年因疫情影响，于20日首次以“视频连线”结合线下会场方式“云办会”。作为联合主办方马中总商会的负责人，陈友信说，根据马中总商会统计，大会吸引2万多人参与，16万余人次分享。

　　陈友信说，大会能取得创纪录的参与人数，一方面体现了科技的威力；另一方面也展现出，面对疫情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商界迫切希望通过本次大会，寻找企业发展新思路，接触更多新商机。

　　他告诉记者，此次大会仅在马来西亚就获中国-东盟商务协会总会、马来西亚伊斯兰商会、马来西亚福建总商会、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福联会)—福联企业家协会、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公会、马来西亚创业促进会、中国马来西亚商会、马来西亚连锁协会、大马旅游同业协会等社团机构共襄盛举。企业界参会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在陈友信看来，马中经贸合作要上新台阶，需要开拓新合作对象、寻觅新合作领域、探索新合作模式。而本届马中企业家大会正是聚焦先进制造、跨境电商、金融服务等热门领域，两国企业在会上“云签约”多个合作协议、意向。陈友信说，从会议举办方式、会议主题到成果都充分体现了马中企业合作聚焦高科技领域的“新”气象。

　　疫情影响和全球经贸环境的恶化给后疫情时代企业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陈友信表示，马中加强经贸合作，可以从多个方面为马来西亚企业走出疫情影响提供助力。陈友信说，首先，包括电子商务、云计算在内的高科技产业及其上下游产业的发展，肯定有助于马来西亚企业在后疫情时代提升竞争力，而这正是马中经贸合作也是马中企业家大会的重要主题。其次，中国鼓励青年创新创业的经验也值得马来西亚借鉴。第三，中国正在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马来西亚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陈友信表示，大会虽已落幕，马中总商会仍将继续创造马中企业交流的平台，促进两国企业从理论到实践经验的交流，推动两国企业直接洽谈合作，为两国企业创造出更多新商机。

2020年10月20日

中新社吉隆玻 陈悦

第十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云大会” 推介礼

             今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陆续在全球各个国家与地区爆发，直接冲击世界经济，影响企 业經營与人民的生活。无论是对国家、企业还是人民而言，这绝对是艰难的一年。庆幸的是，至今我国的疫情 趋于缓和，如今处于防控阶段，雖然政府宣布復苏管制令（RMCO）將制行至十二月底再做評估，但各个行业 如今正在努力復工復產，盡量重新營业。

2020 年是饱受到打击也可以是尋求突破转型的一年。行动管制令期间，人们转換了工作与 生活模式，网购、视讯会议、线上讲座、线上教学等，加速了我国数码科技的发展。 

馬中总商会的年度品牌活动——马中企业家大会，今年迈向第十届，主题为「中承十载，马跃榕城」，原定在中国福建举行。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一切安排。我们与联办单位福建省商务厅商讨后，决定继续举办并改为“云端大会”，分别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与中国福建，以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形式举行。 

在多个国家地区实施出入境限制措施之时，要在后疫情时期复苏我国经济，我们不能不依靠促进内需及企业数码化转型。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应该积极看待疫情带来的变化，适应新常态，以变应变，加速数码转型。中小型企业在面对疫情来袭的种种冲击中首要面对的是求存，通过本身的现有能力在逆境中生存下来，才能将企业逐步顺着趋势作转型，化危机为转机。通过了第一阶段的求存，才能力求复苏及未来发展，並做更详细透彻的布局，带领企业重新出发。

顺应时下新常态的需求与企业数码化的趋势，本届大会的主题演讲将专注于分享 Alibaba Lazada 的跨境电商业布局及腾讯云端设备提供的商机，而专题论坛则就四个领域即先进制造业（包括IR4.0，人工智能等）、电子商务（包括跨境电商）以及服务产业（包括金融、物流、旅游等）。论坛也邀请中小型企业创业人士进行分享创业经验，其中包括如何运用高科技将企业提升到更理想的运作水平，其产品商机及衍生的合作方案。 

大马数字经济机构（MDEC）于 6 月预测，我国今年电子商务成长预料达 20%， 并为国内生产总值贡献 1700 亿令吉。由此可见，电子商务是一个很庞大的市场，且可帮助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电子商务的急速增长为我国带来最为显著的改变就是将传统产业通过与高科技的结合成功提升转型，以及开拓更多新领域。许多传统产业都逐渐在多年来的传统保守运作進行开拓线上运营，这无非是电子商务为传统产业带来的转型，这将为企业未来的发展带来新商机。此外，电子商务的低创业成本已经促使众多微型企业的诞生，许多新创企业都极力发挥创新创意的思维，搭上电子商务的时代列车刺激着本国的低迷经济，同时也催生更多创业人才。 

这是马中企业家大会首次采用云端会议的形式举行，我们希望参与企业通过这个平台与一万位来自中马两国及东南亚区域的企业家交流，不仅仅是收获实用的资讯与专业人士经验，也通过参与企业对接开拓商机、拓展人脉，带动马中两国崭新的经贸投资机会。 

最后，我在此诚邀各界人士把握机会，参与第十届马中企业家“云大会”。大家在努力复苏国家经济时，谨记放宽不放松，时刻遵循卫生部的标准作业程序。

2020 年 9 月 10 日

董总署理主席陈友信访谈

董总署理主席陈友信为“华教新路向”筹委会主席和多元族群与文化发展委员会主席，两个项目成立一年多以来，已展开了不少工作。本期《华教导报》人物专访——陈友信将为读者分享两个项目成立的历史背景，以及其具体的成效。

国家新思潮 “华教新路向”

陈友信在加入董总之前曾经活跃于福联会、隆雪华堂、马来西亚行动方略和全国教育改革行动联盟（IPPN）等。他也担任巴生光华独中署理董事长，对华教的看法有一定的掌握，也相当关注董总的发展。

当他进入董总领导层的时候，就和一些同道朋友开始讨论，现在的董总最需要的是什么。董总经历过了内部纠纷，有些人觉得惋惜，有些人觉得很失望，或是亲者痛仇者快，所以他与同道们皆认为需要为华教重新鼓起士气。

很不幸地过去10年的内部风波，使很多华社民众对于华教失去信心。华文独中的学生总人数开始滑落，师资培训也跟不上步伐，所以在这个非常时期，新领导层对“华教新路向”的共识，是希望能够成为我国华教运动的又一次复兴，一个转折。

他表示国内改朝换代后，大家都在谈新思潮、新马来西亚、新政治，因此推动“华教新路向”。他强调“华教新路向”是“新路径”，而其方向及终极目标是贯彻始终的，认同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要再三强调，“华教新路向”不是改变方向，强调的是寻找新的“路”，但依旧是不忘初衷。”

重新检讨华教论述是“华教新路向”的第一个目标。华教本身有一定的思想共识，其终极目标是不变的，就是通过华文教育来传承中华文化。这是先辈们定下的，是整个马来西亚华社的共识。但是做法要与时并进，必须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加以检讨。华教论述需符合现代人的看法，特别是年轻人，这样才能感召更多年轻人加入华教的队伍。

母语教育论述的发展是为了符合目前的教育实况。华社接受或鼓励马来人和印度人就读华小，但是华文并不是他们的母语。他举例目前华小约有8万名非华裔学生，可是进入华文独中就读的只有1千人左右，那么其他的非华裔生到了哪里继续求学？既然华小的非华裔生为数不少，为何我国华教运动尚未出现非华裔的华教领袖？

他认为这并不表示以前的论述是错的，应该在以前的论述基础上进行发展。比如以前重点在谈中华文化的优秀、民族的尊严和母语学习的有效性。不过，现在也很多人提到素质教育、教育的民主人权，家长选择孩子学校的权利、华校的校园文化和竞争。他强调，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时代转变就批评以前的论述是不对的。

华文独中过去是受到外面的压制，所以那个时候的防守性强。过去华教同道把华教城堡建起来是因为外面反对力量太强大，比如改制学校，禁止学生出国留学等。目前城堡越建越稳的时候，今天外面的世界改变了。他认为城堡不能够放弃，可是城门可以打开，让城内城外的人有沟通和交流，因为我们务必联系华社以外的力量（包括国际及其他族群的母语教育工作者），以他力为我力。

在去年开始的“华教新路向”13项活动中，有好几个活动都涉及华教论述的讨论，例如嘉庚教育大讲堂、国际研讨会、系列文章论述和多元教育论坛等等。

“华教新路向”第二个重点，其实就是推进华文独中教育改革。华社不能仅靠“热爱中华文化”的口号或民族情感来发展华教，而是实际地进行教育改革、提升教育水准和强化教学效果。当全球的教育趋势谈着科技应用及人文素养，如果没有跟上步伐，华教发展就会落后。这是华校或者华教在马来西亚能否继续发展的一个关键。

他表示很高兴上一届领导在前任主席刘利民的号召下，筹了一笔钱推动华文独中教育改革。不过，董总今天因各种因素，新纪元大学学院有限的空间设备，不能够自由的应用，所以董总需要有多一个硬体的发展。

筹建华教综合大厦 打造华文教育基地

第一，统考到目前为止进行顺利不曾泄题，非常具有公信力，拥有完善的考题和监考系统，对华文独中教育体系各方面的支援和配合，已让董总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民间教育部。董总每年大概花费50万令吉作为统考评阅的场地费和住宿费，华教综合大厦的落成将会减少董总的开支。

筹建华教综合大厦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教师培训。他提及进入董总领导层了解了教师培训的迫切性及重要性，华文独中教师约4千多名，但目前大约只有一半的教师拥有师资专业学历文凭。因此，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师的培训务必加强进度。我们应思考如何让华文独中教师专业化、行政管理科学化，以提升教育品质。“华教综合大厦”在这方面就扮演重要的角色。

华教运动是群众运动

“华教新路向”最关键的就是民心，就是今天的华教如何重拾与凝聚力量，让华社觉得华教是需要大家支持的。他指出，今天年青一代已经对华教信念趋向淡薄，民心一旦失去很难挽回。因此，华教运动必须重新走向群众。

“华教新路向”很多活动必须进入到民众，例如华教行、青年华教群英营，我们需要把华教信息传到年轻群体。“华教新路向”一开始就邀请所有华团，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社团领域，只要有兴趣在教育领域贡献，都非常欢迎。

 华教运动是一个超越了政党意识，超越了宗教意识，是一个包含所有华人，也可将对中华文化有感受的其他民族朋友，视为华教运动的其中一员。

当年的华文独中复兴运动、推展统考以及筹建新纪元学院都在不同年代成功把整个社会牵动起来，是因为华社是一个居安思危并具有忧患意识的族群。目前，最重要的华教工作，也包括重塑一般民众对于董总领导华教的信心，并调动全国华社民众对华教的积极支持力，所以他多次反复强调“华教新路向”的各类活动包括研讨会和嘉庚教育大讲堂必须遍布全国，不能只集中在雪隆地区。

扎根华社 面向多元

陈友信非常重视跨族群工作，从他过去在社团服务的经验，让他觉得在马来西亚办任何活动，如果要事半功倍的话，一定要得到不同族群的呼应或理解。

多元族群与文化发展专案的成员都是华教人士，还不能扩展到其他族群的人士参与，不过专案举办的活动就不一样，比如最近筹备的“Bahasa  Melayu  untuk  Semua”（讲国语运动）就与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马来西亚伊斯兰友好协会（IKRAM），还有东马的一些联合组织一起联办。此外，董总与国家语文出版局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最近也开始在筹备各项活动。2019年12月，董总与ABIM一起举办中学生跨族群生活营；紧接下来，会与全国教育改革行动联盟（IPPN）合作举办国际母语教育论坛。

他与一群在华团工作的同道，都觉得跨族群的工作相当重要，谈起跨族群，必须先扎根华社，再面向多元。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族群共存的国家，大家不只是要学会包容，更重要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互相融合，将多元文化视为我国的资产。

加强宣传 增进了解

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大山不走向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走向大山。”他认为大家应该主动接触不同族群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或许会接触到看法不同的朋友，虽然短期内对许多课题不一定有共识，至少已经踏出了第一步，让友族了解董总是什么，让他们了解董总是怎么进行华教运动的。

虽然爪夷字事件，因为双方处理问题的方法及思考角度的不同，让不少友族对董总产生误解。这次的挫折，反而也有所得：一、更多华教同道了解跨族群工作的重要性；二、多了一些马来团体希望对董总有进一步的了解。

华教一直以来受有关当局压迫，导致董总注重于自我保护及捍卫，对于别人的主动接触，非常谨慎。此外，因为宣传的不足，也造成了董总被标签为种族主义组织的误会。有一些跟董总接触过的友族团体，虽然他们和董总的立场不同，但他们很肯定董总不是种族主义者。董总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加强跨族群的宣传。过去办了很多多元族群的活动，可是马来文或英文报章的报导相对较少，所以必须适当地分配资源来进行宣导工作。对于网络上的资讯平台，也应该多加关注。在各方面的宣传资料，包括所有的文件都应该加强双语宣传，以便让友族更加了解董总。

除此之外，应该善用现有的资源，除了开源节流，也应该想办法增加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也可考虑强化行政的规划、人员的配制，以达致开源节流的实效。如果资金允许的话，可聘请马来文为母语，但通晓中文的友族人员负责推动跨族群的工作。

他对一年多的工作开展感到相当满意。董总跟国家语文出版局保持紧密的合作，联合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多元族群与文化发展专案一直在进行工作，只是现在跨族群的工作不足以成为全国性的活动，所以工作有待加强。

化被动为主动  兼顾捍卫与发展

陈友信认为基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全球性中文的发展受落，加上我国华校的卓越成就说服了越多的非华裔国民送子女入华小，目前正是华教力求开拓发展的时代契机。

“华教新路向”是为期两年的计划，要为了未来华教现代化发展奠下基础。他呼吁全国热爱中华文化及华文教育的民众支持这些系列活动，以确保华文独中教育能成功再次出发！

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 忆陸老

顷闻陆老仙逝，心疼之餘难免对华教前輩们的陸續离世产生不捨之情。

当年被尊称为「华教三剑客」的三位董教总领导人，即林晃昇、沈慕羽和陆庭谕，正是支撑起华教一片蓝天的三株参天苍松，不期然让我联想到中国陈毅元帅的诗句：「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時」。这三位华教前辈確是在华教经历严寒冬天大雪扑面时的高洁松柏。高洁之处乃在于其义无反顾地堅守华教大節及抗拒單元教育政策的顽抗精神。35年的华教风砂路上，三人先后辞世，教人萌生"孤军顿失引航尊，今后有事可问谁？"之感慨。

中学时期，对陆老捍卫华教的英勇事迹如雷贯耳；还曾在75年雪隆区中学华文学会领袖营倾听过他感人且深具啓发性的演说。真正和陆老近距离接触，则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与他为「促进两线制」在全国各地多次同台演说。

听他演讲是人生一大享受。他那紧扣人心、铿锵激昂之诤言，时而配以激情澎湃的歌声，时而穿插慷慨激昂的诗词，的确感人肺腑。他以其亲身经历的刻骨铭心感受，理性述求兼帶着感性的召唤，往往在人群中引起广泛的共鸣，掀起历久不息的高潮。其所言所议，为在场者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而今哲人已逝，此景不再。每忆及此，令人不胜唏嘘。

陆老確是「威武不能屈」的华教領導，无论面对暴徒袭击，或当局的刁难，甚至牢狱的迫胁，他都坦然面对，毫不动摇。回顾1987年掀起的「茅草行动」风暴，风声鹤唳中，四位华教领导被无理扣留，陆老泰然自若，毫无畏惧地现身公共场合。他随身携带着衣物做好随时被捕的准备；来往奔走，给华教工作者及民权份子派定心丸，提谋献策，为被捕同道家属输送慰勉。

与陆老师求教商议，可从中体会其身教的魅力。他对华教的执着，对母语教育的坚持，令人无不感佩。其刚硬不阿的硬汉性格，对于后辈的循循善诱，令我一生难忘。我初出茅庐不久，于1991年出版了一本习作，恭敬地請他執筆写序。他一口允诺，并在序文中对我这小辈直指，在文质彬彬之余，也应在适时发出「獅子吼」，令我受教不浅。

他在80高龄后逐渐引退，但每当我与华教同道拜会他时，他依然对华教事业关切不已。言辞中闪烁着的赤子情怀与耿耿丹心，教人敬仰、感动。

能深度认识陆老，并有机会领略其对华教的真知灼见，的确是个人的荣幸。这位华教斗士的逝世，肯定是我国华教运动的重大损失。

江山辈有人才出，一代新人换旧人。陆老离世可谓华教运动老一辈工作者历史任务的结束，以及新一代接班人对历史任务的承担。所谓不忘初衷，方得始终。每个时代固然有其独特的精神面貌，唯维护华教，发扬中华文化的初衷却是不可忘却的。愿新一代华教工作者，务必继承华教先辈们的遗志，继续奋勇前行。而陆庭谕老师在我国华教发展史上，其意志与精神将永铭于华教工作者心中。

为教育献铮言谋良策

认识达祖丁教授是始于行动方略(Gabungan Bertindak Malaysia)的活动。这位公共知识分子早年启蒙于伊斯兰主义，而后投向伊斯兰改革思潮，现在公开以进步穆斯林自居。他的不少著作译文刊登在华文报章，其不少支持多源流教育的多元开明论述，令华文源流读者耳目一新，以至成了华社熟悉并欣赏的少数巫裔学者。当他决定要汇集其教育专集并希望董总为其出版中文译著，董总毫不犹豫接下这任务。他也是第25届董教总独中工委会教育委员会的学术顾问。

在他的定义中：进步穆斯林视践行信仰为个人与真主的直接关系，是生活上的伦理指南。他主张穆斯林必须在生活中落实其教义的核心价值：宽恕向善、博爱助人，而不是汲汲于宗教建制，仪式，衣着等外在表征。

教育概论

   书中的“教育概论”中，他阐明其教育理念和其宗教信仰是相互佐证的，在多元社会中应注重于传授同理心的普世价值观。对于国民团结蓝图的拟定，他认为急需成立一个委员会来“重写马来西亚的历史叙事和宗教角色”，而其成员必须服膺于种族和谐与国民团结，具有开放思想和开放心智。

   他直言多元文化主义与国家团结毫不冲突，而差异对于实现有意义的生活是绝对必要的。他质疑强硬派穆斯林的宗教叙事“只有伊斯兰是对的”，而认为“人们应将宗教描述为通往神或救赎的众多途径”，他甚至建议我国应派遣伊斯兰宗教师到“[伊斯兰]价值体系属于少数的外国”接受培训，学习自己的宗教如何回应联合国制定的17个永续发展目标（SDG）。将国立学校的马来人教师派至华校教书或让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JAKIM）和基督教堂行政人员相互交换工作及交流。他自认更为激进的建议是让各族中四的学生到不同宗教/种族家庭交换领养三个月，政府提供奖励金。如此一来，“各族之间的邻里和亲属感情超越了现在的限制性社会和宗教规范”。“人们必须亲身经历某些事物，他们才会改变”。

   达祖丁在其文“究竟是谁在扼杀马来文”大胆反省提出主因是马来政权及马来学者并没认真落实振兴马来文运动，没有制造广泛应用马来文的情境， 甚至以不方便沟通及国际格局需要降低马来文的应用性及其成为“知识语言”的可能性。

   对于“官方语文”的定义，他认同这对于国民融合及通用语言是必要的，但不认同内阁部门不能以多种语言发表官方声明。他也诘问为何国家教育顾问理事会只有一位非马来人，应有40%成员代表其他集团，才能在教育改革中涵盖各族的诉求，并注重于培养“根据永续性建构重新构想全然不同生活方式的学生”。

改造学校教育

   在改造学校教育的建议，作者直接指出国家当务之急是解决种族与宗教极端主义。他具体地提出小学，中学及大学教育中务必变更（如历史科）或增加一些学科（如文化融合、全球视野、批判性思维、民主社会等）及相应师资培训。他也强调教育改革者要有足够勇气去抗衡“傲慢的学术和行政官僚主义”。

   此书作者对教育改革不仅着眼于政策层面，他也提出一些实际困境的解决方案，如书包沉重的三个解决行动：每天只上三个科目，设计适用的收纳书桌及减少科目总数。其实独中教改纲领也以“减少课堂科目”为目标，只是要落实此改变还得克服不少传统观念。

   达祖丁教授没避开讨论争论性的“独中统考”课程，而直言“马来人对独中统考文凭和母语学校体系和哲学有错误认知”。他认为独中并没有种族偏好和宗教动机（没有独中以诵读圣经，孔教或佛教静坐为学校日常活动）而这两项偏差正是目前国立教育系统的主要问题。他认为华校在尊重宗教敏感性更加平衡，此乃良好国家建设之实证。他也认同独中历史科涵盖更为全球化的历史视角及本地化的思路。至于“马来文”科目，他认为独中学生只要能掌握听、说、写基本技能就足够，而不必要求过高，更不应以掌握“马来文”程度的高低来评估国民的爱国程度。

反思大学

   达祖丁教授身在大学任教，他对我国大学有更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大学教育应聚焦于重建马来西亚。目前大学体系内领导及学者大多数是马来人单一族群。他们处于“非常舒适”的同温层，缺乏进行严肃的宗教和各族关系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他建议各国立大学应设立普世宗教中心 (Ecumenical Center) “未来由公帑资助的大学应该停止将清真寺作为总体的和占主导地位的标志，而应更为亲和并向所有学生开放。”至于国立大学的学术改革，他则主张“设计一个新的学术框架，以善用学者的才智和活力，将社会发展到一个我们都能面对全球化，技术发展，种族和宗教冲突及新的经济结构之挑战的水平。”

对于大学毕业生，他提出必备的四个重要价值观：

1. 能欣赏有别于自己的其他文化和信仰

2. 质疑“权威”的能力

3. 具有为了改变社会事物而奋斗的精神

4. 了解自我，认同“这个国家建立在文化和信仰差异的基础上”

这著作也触及不少争论性课程，如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竞争与互补性（第25篇）、学术自由与禁书的冲突（第26篇），玛拉只限马来人就读（第27篇）。

   众观此书，作者自我定位为公共知识分子，也作出了符合这身份的各开拓且争论性的论述，身体力行地扣问不少既存的学术迷思！

伊斯兰教育

   身为穆斯林学者，达祖丁教授在伊斯兰教育也勇闯不少禁区，对伊斯兰教育提出彻底反思。从我国教育界长期来受强大保守马来人穆斯林的牢控，到遴选校长人选的资质，甚至论及如何以全球化的文明构思培养穆斯林。他认为不少宗教仪式和价值观对我国多元社会是有负面影响。穆斯林学生务必区分属于真正信仰及文化诠释产物的差异，并和其负面价值保持距离。他甚至讨论了“宗教课在国立学校之编列与废除”，强调国立大学应“教导所有宗教，而不是只教导伊斯兰”。他认为某些伊斯兰问题实际上是马来西亚的问题（第32篇），必须让非穆斯林参予决策确保能以平衡的观点拟定友好解决方案，他也建议应重组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JAKIM）以协助促进国家建设（第33篇）。“只有为伊斯兰提供更加自由的教育和包容性的穆斯林公民，伊斯兰才能盛放成重要的国家建设元素。”

   他也力求重新检讨周五布道的内容，要使伊斯兰教成为一般教育穆斯林的正面力量。研究了雪兰莪宗教事务局近两年来的布道，他发觉周五布道很少提及对贪污的批评（110条中仅有1条评论贪污，也仅涉及皮毛之论），更从未处理绿色环保，人权等话题，甚至极少谈及对他人的博爱及宽容，仁慈和同理心。

校园建筑

   达祖丁教授的专业在于建筑设计学，他着笔于这领域是意料中事，只是没想到他对校园建筑的布局也有慎密全局构思，令我这在私立大学卅多年的工作者也有所启迪。

   他在大学建筑布局（第38篇）谈及学生宿舍、宗教设施、学生休闲场所、学生会中心，图书馆等，甚至保安系统也有所创见。

   他认为国内大学最显著的建筑物是“清真寺，校长行政大楼及校园大门”，而在美国、苏格兰则是图书馆和学生会，这差别应令人省思我国大学教育是否应注重知识启蒙及民主化校园生活。

   达祖丁教授强调“大学应为学生而设计，不是专门为校长或部门而设计”。而其心目中的新型大学是应有利于国家建设（第42篇）。

他认同“社区的大学，大学的社区”概念是他理想中的新型大学；每个学院应可全权制定本身的研究重点，晋升标准及创收工作。校长仅是“大学秘书”，管理协调各学院的要求。他相信大学应组织包含校内外各专家学者的专家委员会，直接影响社会的发展，并提供新思维解决社会问题。

结语

   达祖丁教授是以其经历及信念对我国教育的构想进行多领域多角度的思考，这本专集在我国面临政经文教转型关键时期，是合时之作。华社能从其论述理解一位为国家建设寻找出路的友族教育学者的思路，虽然他目前在马来知识界尚无法取得共鸣，但其多元开放的教育理念始终会冲击我国旧有保守思维。希望这本专集能一石激起千层浪，产生更多理性交流剖析，呼应国家改革的大潮。

疫灾后的退场机制及经济复苏

自五月初有鉴于我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多日处于双位数的稳定情况，首相宣布实施有条件行动管制令，放宽大部分的行业领域。虽开始有九个州政府有所保留，但在解封适应一周后，整体复工情况已超过一半。首相接着在五月十日宣布延展有条件行动管制令，这也是符合民意，认为先照顾健康生命才设法执行复苏经济的活动。

退场机制的考量

    在目前这非常时刻，个人或企业都以求生存为主要考虑。随着疫情好转之际，整个市场就得讨论退场机制。退场机制切忌急功近利，必须分阶段分目标进行，复工的阶段性也需从区域行业，社交群甚至国内外因素着手。

    政府已基于疫情确诊严重性区分为绿、黄、橙、红四个区域。卫生部採取“攻红守绿”策略，已有效减少疫情红区了。至于根据个别行业的特点来决定有条件批准复工的行业，也是正确方式。需近身服务的行业如美容理发，牙医等在有条件行管令下还是禁止复业是可以被认同的。如今即使政府在有条件行动管制令下允许餐厅营业，但基于种种顾虑包括落实标准作业程序的困难及生命冒险的担忧，许多餐厅还是宁愿外卖而不正式回复照常经营。

    疫灾后所谓的新常态其实是新社会心态的产生，除社交习惯的改变（握手问好，个人卫生及洗手，社交群集活动等），更重要是专家科学家的公信力增强，而民众对政治人物的信任或依赖性减弱。疫情期间看着有关部门政策多次U转（当然也有不少次是俯顺民意的善意改变），反而公民组织民间福利团体展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民总动员，超越了种族宗教的排他思维的限缚。

    对于疫后退场及行业复工，国民最担心是如何防备下一波疫灾的重返。除了落实退场机制的阶段性，同样重要是民众与企业都得严守社交隔离及标准作业程序（SOP）。在此非常时期政府采取中央集中规划资源调配的必要性是应被理解，当然那不表示我国的议会民主及法治机制应受影响，公众的监督施政及对防疫的参与度更是抗疫成败的关键因素。

经济复苏的策略思考

    此次全球疫灾对任何国家的肆虐后， 其经济严重的受损是意料中事，在落实防疫保命及照顾民生措施后，国家务必对疫后的复苏经济有正确策略及布局。除政府的有效有为治理外，民间企业的配合是必要的。此时正是公私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的大好时机。以我国的现况来看，应以“高科技，低接触，促进内需，吸引外资”为复苏甚至振兴我国经济的四大策略焦点。

推动高科技经济

    高科技对优化国家经济结构，提升国家生产力的巨大影响已是众所周知。然而，从八九十年代我国率先提出多媒体走廊计划，及过后多次宣称要推动高科技项目，结果效果有限。如今我国在网络电商，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都尚处起步萌芽阶段。基于本国小国寡民，市场小人才少，故借外力求合作是必要的。

  谈及高科技经济，在此有必要厘清 “+数字化”及“数字化+”的区别。前者是传统或原有企业以数字化科技提升其企业生产力及竞争力， 在原有企业的行政，产品研发，行销系统，顾客服务，供应链等经营环节求取更高效率。 后者则是鼓励企业开拓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新行业或进入此类新领域，让自己的企业经营范畴随着新常态的呈现而产生创新转型思路。其实后者的开拓创新思维对于尝试创业（无论内部或外部）的青年企业家更是重要。

    至于要有效应用高科技及高附加价值经济活动，我们应向中国借力，不论是企业实战经验，高科技应用的商业思路，人才交流合作等。当然高科技经济有成就的邻国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也是我国企业合作取经的对象。

低接触经济的崛起

目前全球的医疗专家都有个共识，即使一年半载发明了CV19病毒的疫苗或治疗药物，人类也必须学习和此类型病毒共存。新常态的浮现，将会促成“低接触”行为的受落。

    “低接触”概念的产生，高科技包括数字化将会扮演重要角色，但它也催生或加速其他新兴企业经营模式及社交活动方式，包括饮食外卖、外送服务、电商贸易，各线上活动包括线上学习、线上会议及讲座，甚至增大力度推动数字货币有关行业的产生。

    疫灾时期所常谈的“社交隔离”措施，将会直接促进低接触经济的发展。基于新冠肺炎病毒暂时尚未有疫苗或治疗药物的成功研发，加上医学界认为此类冠形病毒的变型可能性不小，人们对近距离社交特别是群聚还会有长期顾虑。这种新形成的社会心理不是一朝一夕能轻易转变，市场必会浮现各种减少人与人近身接触的产品及商机。

促进内需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人们留在家中禁止不必要的出外行动是正确的做法，然而其副作用当然是市场停滞经济活动速减，许多公司特别是自雇人士及小微企业影响最直接。在后疫情振兴经济的焦点务必是尽全力促进内需及扶持本土企业。

经过疫情封闭时期，放宽行动限制后，民众或会报复性消费，也可能转变为谨慎消费，尽量存钱准备面对未知的未来挑战。国家应鼓励民间回复应有的消费，况且我国市场本就规模小，更应鼓吹“买本地产品”运动，再配上将本地产品促销市场定于包括出口至国外市场，特别是邻近东盟诸国，远亲不如近邻，效果会更显着。

    政府也应重新策划“入口取代” (Import Substitution) 政策，提供优惠条件支援从事“入口取代”商业活动的企业，减少本国外汇的流失。

    我国必需以“东盟经济共同体”市场为考量定位，才有可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我国。对于我国本地产品的所谓满足内需的促销目标，也应扩展至整个东盟市场。

吸引外资

吸纳外资有两大前提条件，一则应在合作中确保本地企业的利益，包括其有关供应链及上下游企业都应让本地企业实际参于。二则应集中于科技量高的产业，并应用国内天然优势，有助于建设国内智能社会领域，包括5G、人工智能、互联网等。

其实吸引外资到马不应仅为了财力的进驻，政府应鼓励与 外国财团企业合作建立研究中心及科创商业中心，经营领域包括技术转移、企业招商及开拓市场等。若合作两国能设立协商机制，将使此类计划进展更顺利。

    在目前中美博弈方兴未艾，双方将相互设限彼此企业采购及供应背景下，我国应掌握时机特设各行政机制，提供各优惠条件，招商引资。这措施对象包括因美中纠纷计划从中国迁出的美企、日企等，中国的外贸企业及因受限于美国关税等阻力的中资。在目前复苏经济的关键时期，我国有关部门急需针对不同外资对象设立专案小组处理不同性质的招商引资工作，以便在各国力求吸引外资的竞争中突颖而出。

    我国与中国有长期友好的民间来往及经贸关系，并占有地缘位置、文化相同及经济互补性高的三大优势，相信若政府在吸引外资之际，对中资提供特惠条件，将立杆见影。至于有些评论认为本国经济不应过分依赖中国，在此非常时期是短视之见。特别在目前要吸引外资投入高科技企业，中资必然是重中之重。

    我国极需建设智慧型新基建设施，而中国正是发展这领域的全球领头羊。中资在“走出去”的大潮中对于高科技投资情有独钟，对于建设跨境互联互通的技术基础有实战经验，这将有助于实现马中两国从产业工业发展至社会服务大联通。

总结

    在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一段时期后，企业及个人都受前所未有的冲击，难免有茫然不安甚至消沉低落的情绪，然而我们应对全球医疗科学界有信心，总会找出应对各类病毒的方案，而生活也绝不会一直艰难下去。

我们务必以积极心态静待转机，又得为未来新常态环境未雨绸缪，做必要布局规划，无论个人或企业。

“乐观的人从危机中看到机会，悲观的人在机会里只关注危机”

序：重温华教简史，前瞻华教未来

陈友信 

董总署理主席 

认识柯嘉逊，记得是 1979 年在英国曼彻斯特（Manchester）大学的学生活动。他当时在学生运动中是个挺有性格的才子。其悦耳磁性的嗓音，加上他在舞台上弹着吉他唱着爱尔兰民歌，谦和又深富亲和力的台风令人耳目一新。 

至于下一轮令我印象深刻则是他在八十年代初与著名学者 Chandra Muzaffar 在 Aliran 期刊 上就母语教育课题交手笔战，听说他是个纯英文教育出身，却又对母语教育理念华教运动 深入浅出论述一番，确实令我这热爱中华文化者惊喜。 

他返国后结识了林晃昇，沈慕羽等华教前辈，对他进一步决定于 1985 年投身于华教运 动，肯定起着关键性推动力。他先在董总辅导处服务，在争取各美英等国大学承认统考为 入校资格开疆辟土，经多届统考生在各大学的卓越学术表现，以至如今统考文凭俨然成了 全球最受承认的中文版大学预科文凭。过后在 15 华团初创华社资料研究中心时，他和陈 庆年联手接下管理重担。他不幸于 1987 年 10 月茅草行动受囹圄之灾，离开监狱后在民权 起义风潮中加入行动党做了一届的国会议员（1990 - 1995），在政坛施展身手。 

在新纪元学院创办后，他又受重托当起第三任院长。他于 2000 年新纪元学院上任后，对 树立并落实其创校理念“校园自主·学术自由·学生自治”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在 2008 年柯院长不幸涉及“新纪元风波”。当时华教元老建议并在新纪元董事会和院方双方认可 下，成立了“四人调解小组”，笔者为成员之一。经过一个多月研讨及与双方交流，有两 件事项与院方无法达到共识：一、是否准许学院系主任及行政主任自动列席理事会会议； 二、柯院长 2009 年的续约问题，结果“调解小组”无功而返。其实对“院长续约”问题 “调解小组”成员们也意见分歧，赞同与反对续约者各一位，而我与另一位则认为基于柯 院长并无犯纪律错误，但因一方面已与学院董事会有纠纷，却又需时完成巩固 3+0 课 程，结束其工作及顺利移交，因而向董事会建议让他延长聘约一年的折中解决方案（院长 是三年一聘）。其实沈慕羽也发出公开函呼吁让柯院长多留一年，和气收场达双赢。最终 因嘉逊被影射“理财不清”，而遭受不被续约的结局，导致柯院长于 2009 年入禀法庭力 求洗清罪名，到 2016 年才达至所谓的「庭外和解」。然而对方公开宣称仅“表示遗憾而 非道歉”，倒令局外人无从理解这「庭外和解」的原则。

在八十年代初我国华教运动的主要论述都是以中文书写，缺乏完整记录的英文版“华教论 述”，以向英文社会介绍传奇性的我国华教斗争历程。嘉逊兄（他多次告诉我不必称他博 士，直呼其名更为亲切）在 1985 年出版此书正填补了社会的需求，尤其是受英文教育者、友族人士、国内外学者等。此书行文严谨，思路清晰，至今出了五版，称为洛阳纸贵 也不为过。 

当然要称为史书（作者谦称是简史），就得决定有所写有所不写，更应包含历史进程，知 性论述，除适段的检讨总结，更有展望未来的著笔。以嘉逊投身华教运动之久，又兼有高 深学养，我们对他有此期望也不为过。 

如今在重印新版他能抽空再写了九十年代后的华教史两篇，确也展示其用心之深。可能因 其于「新纪元事件」后受伤害太重，亲尝了华教运动民粹份子的无理取闹与污蔑，再加上 自己后期已没亲身参与华教运动，而对一些课题仅是数笔带过，如对新纪元风波的评论， 阿拉伯字书法（Khat）事，关中案件等最近发生的华教课题。 

嘉逊在华教运动既亲身体会华社民众对母语教育的执着信念，当然也因此运动曾走上民粹 化恶质化的歧途而身受其害。华教十年内斗，消耗了华社民众对华教的热情，损害了华教运动接班人的培育，同室操戈，令亲者疼仇者快。嘉逊对此历程反思其因果关系，挖掘剖析华教运动潜在的弱点，进而勾划出因应新时代新挑战的华教共识及建塑华教共同体，从 华教理念及教育素质，到拟定华教运动的同盟伙伴（改制华中，国中华文班/华文学会， 师院校的华文师资班，大专院校的中文系等）的职责任务及定位，再加上与其他坚持母语 教育的友族团体的互动支援关系。这些都是柯院长熟悉又热衷的课题，肯定可以为重振华 教运动的风采增加动力。 

处于转型关口的华教运动，既要传承优良的运动传统及理念，又得前瞻未来，为培育学子 应付未来的挑战。在我国新格局下，华教工作者都需具备化被动为主动，突围而出的干 劲。华文教育要在国家认同的共识下提升国文水准，要在与国际接轨的趋势中追求更广泛 更系统化国际认证，要在文明交流族群互动中推动国民交融及社区活动，当然更要在科技大潮中确保独中毕业生能兼顾科技能力及人文素质。 

总之，要从国际教育改革大趋势中取经充电，从动态角度洞察华校教改的焦点，并坚持教 育改革精准思维，与时俱进。 

当然话说回来，我是通过这序文表达了我对嘉逊的另一层期望，以他的学者学养及社会使 命感，肯定不会因在华教路途摔了一跤而沉默下去。他至今依然活跃于民主人权工作，但华教运动依然需要你，Dr. K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