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团产业归谁?

 谈华团资产的管理

我国传统华团大部分都购置产业。这些产业有些是纯由会员捐款，也有向社会公众或其他民间团体募捐而建，甚至政治人物及部门也曾慷慨解囊。经过多年经营，再加上历年来产业地价的增值，一些华团的产业已价值不菲，华团的财务来源也尊定了稳固基础。

近年来社团产业信托制度衍生不少问题。遇到华团面临会员锐减而议决解散时，如何处置华团产业更成了社会课题。至于社团参于商业活动确又引起诸多纠纷。为了因应许多新现况，华团不得不正视华团产业管理及寻求方案。

         

其实谈至“华团产业归谁”，我认为在法律上华团产业虽归于有关团体的会员，但在情理及华团伦理上，这些产业的受益者应包括整个华人社会。购置建设华团产业时很少团体仅靠会员的捐助，况且更不会是目前仅存的会员单独出钱，出钱出力者肯定包括不少已逝去的会员及其他社会团体／个人。若任何华团意图瓜分自己团体的产业，让会员平均分利，将严重打击社会对公益事业／民间团体的公信心。

         

华团是非营利的民间团体，有者甚至已提升为名副其实的公民组织。它的产业是供应用而不是为了累积资本，运作过程遵守取“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共识。要照顾会员福利，不该以社会公器去谋私利，个别弱势会员可得援助但绝不能全体会员平均坐分利益。

         

虽说理论上华团资产可以再投资，以求取存余造福社会会员，但历史经验佐证此类参商业活动往往引发不少人事纠纷及利益冲突，甚至带上公堂，破坏了华团服务社会的创会宗旨。除非交由专业人士全权管理，华团领导人又能坚守管理权与有权断然分隔，否则不宜鼓励华团涉及商业活动。

         

华团要严守其公共性的特色，坚持操作透明及向公众责任的处事原则。领导社团绝然是为了履行社会责任，这样华团才能继续与时代并进，感召后进，促使华团转型成公民团体。

有理有节的公民运动策略

谈白小保校抗争

当接到《庙里的课堂》出版者要求我为此书作推介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一直以来都想为白小事件作这样的总结，即白小的保校抗争，确实是公民运动有理有节抗争策略的成功例子。 

自2001年白小关闭，至2009年白沙罗中华小学在白小原校重新启用，这的确是个充满挑战，风波起伏的公民抗争过程。这是捍卫社区教育权利的草根运动，更是华教保校的基层行动。

隆雪华堂在2001年年底挂上记日牌后，经历三任会长（已故旦斯里颜清文，陈志成及拿督黄汉良）保持着贯彻始终的共识，屡受压力而不屈服。有一次我与华总同行与前首相阿都拉对话，谈到白小问题，岂料首相私人秘书林博士竟大声说雪华堂悬挂的白小记日牌不拿下就不必谈此事。在我开腔辩护后，还好当时华总总会长拿督斯里林玉唐也仗义直言，而首相也明瞭事理转开课题。 

白小保校运动是个没有个人英雄的公民社会运动，庄白琦编著的《庙里的课堂》不是历史书，它仅是一个运动参与者对此抗争的心路历程的记录，心得感受及经验分享，各方人马不必太过敏感。历史是人民写的，而人民这称呼包括了所有参与此运动的民众。

我称之为有理，乃因这保校运动也是保家园运动，是不可否决的社区需求；其有节在于不卑不亢的抗争策略。 

在大选和补选期间，抵着官方压力白小村民们继续争取任何政党的舞台公开坚持诉求。当有关当局建议旧白小已经迁校，不能重开，但可以通过迁校的方式来处理。这技术性处理被接受为不违反为社区保存一间华小的原则。这种伸缩性的协商，正是有节的公民运动手法，值得被肯定。

白小保校运动因其有理有节抗争策略，赢得了不少朝野支持力量，令当局虽不满却基于民意而没有悍然镇压。

让我们从这成功的公民运动中学习，看到成绩才会继续推动各领域的公民运动。

中国经商的要诀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华侨基于中国情意结及商机，曾踊跃进入中国投资贸易。对于首波进入中国经商者，确有成功的例子也有不由折损而返者。今天回首华裔与中国经商的历程，我确实可总结主要的因素有三：

（一）  语文沟通及文化差异

虽然不少进入中国经商的华商都谙华文与中国生意伙伴同文同种，但基于国情不一环境相异，文化的差异不同相当大。应用同一语文，有时大意之下反而造成语文上的误解。我们必须主动去了解当地人语言的真正内涵，不可想当然尔，人们最常提的例子是当中国伙伴说“问题不大”，不表示没有问题。

（二）  对各级政府权限的了解不足，对当地法规认识有差。

许多华裔开始在中国经商前，不曾下足功夫去了解当地法规，对当地政府权限更是不了解，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时法规不完善，当地伙伴偶会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误导之。外商若冒冒然大举进行投资及贸易，因而吃了不少暗亏。

（三）  缺少人脉，当地合作伙伴不当

在中国为事人脉关系比在他国经商重要。这是许多在中国经商的华商的经验之谈。就如在任何外国经商一样，寻找适当可靠的当地合作伙伴是成功的开始。许多华商急功近利一意抄捷径，结果遭受财务损失及精神打击。

然而，中国的崛起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为了企业的继续发展，我国商人不能不考虑和中国经商贸易，甚至相互投资。要减少与中国经商失败的可能性，可参考下列的五个行动准则：

（一）寻得关系良好可靠及有企业道德观的当地企业伙伴，以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方式进行长期性合作经营。

（二）尽量避免单打独斗，应以企业聚落方式与其他我国上下游企业进行策略性联系以更大的集体力量进行经营。

（三）必须熟悉的我国经营思维成为与中国经营的行动准则，重新学习当地的法规及经营常规。

（四）坚持诚意守法的正当经营原则，不寻找违法的“对策”。

（五）随时应付多变化的中国法规，这是因为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为期尚短，许多政策的规定是以“摸着石子过河”的方式进行定期性检讨及改善。

目前，中国已是个多层次发展、多样化产品市场及多等级顾客的经济大国。从贵州人均收入1900美元至上海的11，500美元的差距，可见得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差异是钜大的。要成功与中国经营，就有必要选择性地专注于某一市场，并根据个别地区的经济状况拟定个别行销策略或经营手法，以变化无穷的策略因应变化不断的政策的市场，坚持正当经营手法去开拓中国的巨大市场。

709 - 我国政治的分水岭

净选盟 2.0这次的行动，结果出乎各方的意料之外。它有效地激发各族民众的政治激情，肯定在我国政治民主化运动中占据重要一页。

其实，当净选盟2.0工委会宣布将在7月9日上街游行呼吁改革选举制度，确保公平干净选举8项诉求时，许多民众并不在意。事件的演变可说是负责当局处理手法笨拙，或是傲慢心态独尊思维所引发。

当选委会向净选盟喊话，要求先取消集会再来对话，这已是全然不符合现代民主的举止。它公然否定宪法赋予公民集会游行的权利。至于土著权威组织不断妖魔化净选盟，仅是败事有余不得人心的做法。

   

至于当警方开始在各地拘留穿黄衣的净选盟支持者，甚至祭出“共产党分子威胁国家”的恐吓，更是令人啼笑皆非，笑掉牙的抹黑旧伎俩，难以服众。当净选盟领导宣布要向元首提呈要求改革选举的备忘录，而元首针对改革选举及709大游行发表御词，整个局势确也缓和不少。当净选盟领导人表示接受元首的呼吁，改游行为集会，这正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想法，以理性对话解决歧见，但并不表示放弃把集会游行当作最终手段的公民权利。

   

岂料首相接受让净选盟在体育馆集会后，次日又以净选盟为非法组织为由，反对此方案。至此国家领导人出尔反尔，道义上已输了一仗。民心同情弱者，更倾向有理有节的公民抗争。净选盟领导拿督亚美嘉进退自如，即可协商又能坚持原则寸土不让的领导典范，正符合了民众对公民奋斗领导人的期待。至此，这位我国公民运动领导人有理有节权威已立，不卑不亢形象已建。

   

反之，不论政府领导人、总警长、选举会等处理危机手法相形见拙，更不提土权这政治小丑的自讨没趣，成为国际笑柄。

   

如今尘烟落定，人民民主意识已迈前一大步，最大突破在于促使原本不热衷于政治的年轻人政治激情澎湃，改革呼声响遍大马各个角落。各族人民因共同民主目标走在一起，这种运动中凝结的社会共识及民主理念，岂是种族主义者所能分裂的。

   

两线制更具茁壮成长的动力，多元民主政治思维已成不可阻挡的趋势，我们终于看到了国家改革进步的曙光！

   

向净选盟致敬!

中马钦州产业国

马中经贸的新突破

当中国总理温家宝于4月28日在访马时，公开宣布中马两国已议决在广西省钦州市建立中马钦州产业园时，当场引起在场的人士兴趣高昂议论纷纷。这确是中马两国经贸关系进展的里程碑！此产业园是中国政府允许外国人参与在中国国土上，如此规模大规格高的第三个建设计划，前两个项目皆以星加坡政府及企业为合作伙伴 ---星加坡苏州工业园及星加坡天津生态园。这次马来西亚有此荣幸参与其盛，也凸显出我国在中国心目中的经贸及外交份量。

中国为何选择北部湾的钦州为中马产业园的地点呢？ 主要因素在于钦州是广西沿海的交通枢纽，位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区及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区的结合部。它是一座新兴的沿海工业城市，已建有13个万吨级以上的泊位，其保税港区以对接东盟为其核心战略目标，而此产业园则是以区域物流中心为其建设目的。

此产业园整体规划为50平方公里，开发期共15年。首期规划活动区占6平方公里，预期于5年内开发完成。此产业园将以中马两国经贸产品为经营焦点，主要服务领域为物流、矿产及资源加工、汽车配件工业、电子电力及石化装备制造、农业产品加工及现代服务业。这充分体现滨江工业特色及绿色资源特点。

此产业园定位为国际绿色宜居新城及综合制造基地，更期望能成为中国东盟自贸区优势互补的合作典范。

马中经贸总商会已于日前和钦州市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联合成立双边工作委员会，共同推动双方企业组织园区开发公司，进行一级及二级发展并一起招商引资。

马中经贸总商会将尽力号召马中企业的参与此园区计划，为马中合作大业添砖加瓦，进一步巩固两国友好关系，互惠共荣。

（图一） 钦州与国际通道的交汇点

（图二）中马钦州产业园选址示意图

铮铮风范 - 悼清文

三月一日晚上十时许，得知先生竟骤然逝去，在心中毫无准备下接此噩耗，难以置信；转告拿督黄汉良时，他连声问是否确实，我一时无语，心中多希望不是事实！我回想当年，在雪华堂逐渐偏离公民社会团体角色扮演的时期，正是先生，挺身而出地将雪华堂引回正道，感触甚多，眼眶也湿了……

新年前随马中经贸总商会几位资深理事，拜会身为该会永久荣誉会长的先生，大家言笑风生，先生对该会今年即将主办的马中投资国际大会关怀有加，令我回想自己在2002年也是先生感召下才接下马中经贸论坛主席之职，进而与马中经贸总商会结下不解之缘。

其实我和先生的结交，始于1994年雪华堂改选前。当年先生决定竞选雪华堂会长而号召一群友人共组竞选团队，此战先生虽以一票败落，但依然持着谦谦君子作风，执行一个普通董事应尽的义务，直至下一次竞选胜利，顺利于1998年当上雪华堂会长之职。

先生担任雪华堂会长职四年之久，任内面对诸多华社问题的重重压力，依然坚持不懈为华社权益请命，以至前首相直称先生是“Tan Sri yang jahat”，并特别指明不得邀请先生出席一些活动。先生知道后淡然一笑置之。

先生铮铮风范，择善倔强又能兼听异议，当他人以理分析，先生也会改变己见。在捍卫吉隆坡旧飞机场路义山墓园群运动之初，先生并不热衷，认为火化才是华社应提倡的殡葬文化。但在各义山管理单位及多位华社工作者的沟通后，对该片义山墓园群的文化历史价值及城市绿肺功能有更深入的认识，先生就义无反顾努力不懈地投入捍卫行列，不卑不亢地进行协调争取工作，最终让别有居心者知难而退。

解决雪华堂永久董事存废争议是先生领导雪华堂的一大功绩。此问题于1980年浮现，却推延到20余年后在先生的领导下才得以永久解决，过程中得罪不少人（包括先生的一些商界老友），但先生为了华团改革在所不惜，让人不得不敬佩先生的领导风范。

先生浸身商界多年，但烟酒不沾，处处散发儒商风范，行事果断，嫉恶如仇，具有独立思维，绝不任人摆布。先生心直口快，偶尔会在言语间得罪他人，却又对人以诚相持，特别对于下属，常常表现关怀人道的温柔面。与先生共处，意见可以相异，但需要坦诚处理，必能同舟共济。我后来继续在先生领导的马中经贸总商会及华研服务，彼此对华社华团的社会改革理念相同，办起事来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至于在2001年5月反对政党收购报业的运动中，先生更是多面受敌，但依然不动如山，当然不少华团也挺身作为反对政商勾结垄断媒体的后盾。正是在此战役中，先生在年青人心目中树立领导魄力与改革典范。这次运动已证明了谁是谁非，先生又一次以活生生实例佐证自己知难而进的生活理念。

其实先生决定领导雪华堂，就已显露您肯定雪华堂多年来为国为民当仁不让的传统，更知道对于一名商人而言，这是个不讨好的任务。但先生有改革华社的理念，要在晚年为华社献力，所以先生领导华堂时，身体力行果断推动社会工作。

如今盖棺论定，难道不是先生在雪华堂的领导风范，更清晰衬托出先生的崇高情操吗？！

先生一生热爱华教，众人皆知。后来者可藉着追思先生的事迹，学习先生对社会社团的改革心愿，更要兼持不惧困难，软硬兼施，有理有节的社会工作方式，为国家族群争取民主公平的果实。

华教运动：围城与蓝海

1996年年轻学者曾庆豹发表论文“华教运动：动或不动？”，公开表达担忧华教运动退化为华教工作，华教机构定型成官僚技术体系，而华教人士成了技术专家。这文章引起华教内部的争议是意料中事。

这次刘镇东要我推介他新出版的文集《华教运动：动或不动？》，用上前述争议性的句子为其书名。这位青年政治学者兼政治工作者想来似乎觉得当年庆豹的文章所引起的讨论不够深入，想要在华教发展方向的议题上再次激发思考。他认为没有社会性抗争策略的华教运动，不透过策略性的政治扮演和社会的教育，就不能社会动员，就无法动起来！从集思广益，了解新生代对华教事业的思维这个角度出发，这本书的出版是合时又有意义的。

华教运动的本质，在于华社没有受到公平对待；华教运动更是华社多年来追求公平自由多元开放的总诉求的主要部分之一。只要民主人人权持续不受尊重，只要政治上依然是单元种族思维主导，华教问题就难以彻底解决。

审视华教的发展趋势，我倒认为除了“动与不动”的议题外，尚可从被动与主动的角度出发，或者是围城心态和蓝海思维。

根据多年来的观察，整体上华教运动比较趋向被动，长期困在围城，比较少主动地、从蓝海思维出发，善用全球化的趋势，为华教拓展有别于传统的出路和特色。

当然，围城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是因为华教尚未平等，另一方面则是惯有的思维主导行为模式；具体而言，包括（一）单元教育政策的束缚、（二）忙于应付有关当局所引起的行政偏差、（三）华社对中长期规划重视不足，也缺乏战略思维、（四）华教组织重硬体轻软体的习惯性思考。

刘镇东以新纪元校友身份，从当年学生会主席至如今校友会会长，以华文教育过来人，针对新院个案解剖华教问题，同时省思大学理想，字里行间聚焦于华教发展的大方向。他立论独颖，对各方人士看法都有其相同与相异之处。就华教运动的现况，这也许会触动不少“地雷”，但他看来无惧无惑。我对其言论思维虽不尽然赞同，但欣赏其勇气、热诚及对华教的一片丹心。

他认为自己对华教运动的关怀“发自于对社会正义的追寻。华教的遭遇，只是不义的其中一表征”。难不得他目前会投身政党政治，继续其政治改革的长征。

《华教运动：动或不动》一书从校园文化及学术建设着笔，谈至对新院的期待及诤言，进而论至华教运动的定位，甚至提出要新院出走“南大模式”，期许新院针对新时代需求重建新的发展格局。他跳出习惯领域思考问题，往往有让人耳目一新的论述，如：议论三院九系的迷思，强调走小众路线，不拼学生人数的办学方法，专注人文关怀，甚至其对新院开办农业水产等科目的评论，都值得参考论证。对其言论即使不能苟同，也不失为新时局下的华教发展契机，做理性的省思。

至于其对华社三间学院合并为大学的努力方向，则提出整合资源（如：图书联线互借、学分转移标准）及设立同等行政制度（如：教职员升职/薪金制度，最低收生标准等），而最终模式则推荐美国大学系统，允许各校拥有自主校区的策略联盟。

华教运动急需大批年轻接班人，我们有必要通过各种管道与热心华教的新生代沟通，通过理性的交流，彼此相互学习，寻求共识，甚至求同存异。也惟有如此才能确保华教运动后继有人，华教事业与时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