铮铮风范 - 悼清文

三月一日晚上十时许，得知先生竟骤然逝去，在心中毫无准备下接此噩耗，难以置信；转告拿督黄汉良时，他连声问是否确实，我一时无语，心中多希望不是事实！我回想当年，在雪华堂逐渐偏离公民社会团体角色扮演的时期，正是先生，挺身而出地将雪华堂引回正道，感触甚多，眼眶也湿了……

新年前随马中经贸总商会几位资深理事，拜会身为该会永久荣誉会长的先生，大家言笑风生，先生对该会今年即将主办的马中投资国际大会关怀有加，令我回想自己在2002年也是先生感召下才接下马中经贸论坛主席之职，进而与马中经贸总商会结下不解之缘。

其实我和先生的结交，始于1994年雪华堂改选前。当年先生决定竞选雪华堂会长而号召一群友人共组竞选团队，此战先生虽以一票败落，但依然持着谦谦君子作风，执行一个普通董事应尽的义务，直至下一次竞选胜利，顺利于1998年当上雪华堂会长之职。

先生担任雪华堂会长职四年之久，任内面对诸多华社问题的重重压力，依然坚持不懈为华社权益请命，以至前首相直称先生是“Tan Sri yang jahat”，并特别指明不得邀请先生出席一些活动。先生知道后淡然一笑置之。

先生铮铮风范，择善倔强又能兼听异议，当他人以理分析，先生也会改变己见。在捍卫吉隆坡旧飞机场路义山墓园群运动之初，先生并不热衷，认为火化才是华社应提倡的殡葬文化。但在各义山管理单位及多位华社工作者的沟通后，对该片义山墓园群的文化历史价值及城市绿肺功能有更深入的认识，先生就义无反顾努力不懈地投入捍卫行列，不卑不亢地进行协调争取工作，最终让别有居心者知难而退。

解决雪华堂永久董事存废争议是先生领导雪华堂的一大功绩。此问题于1980年浮现，却推延到20余年后在先生的领导下才得以永久解决，过程中得罪不少人（包括先生的一些商界老友），但先生为了华团改革在所不惜，让人不得不敬佩先生的领导风范。

先生浸身商界多年，但烟酒不沾，处处散发儒商风范，行事果断，嫉恶如仇，具有独立思维，绝不任人摆布。先生心直口快，偶尔会在言语间得罪他人，却又对人以诚相持，特别对于下属，常常表现关怀人道的温柔面。与先生共处，意见可以相异，但需要坦诚处理，必能同舟共济。我后来继续在先生领导的马中经贸总商会及华研服务，彼此对华社华团的社会改革理念相同，办起事来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至于在2001年5月反对政党收购报业的运动中，先生更是多面受敌，但依然不动如山，当然不少华团也挺身作为反对政商勾结垄断媒体的后盾。正是在此战役中，先生在年青人心目中树立领导魄力与改革典范。这次运动已证明了谁是谁非，先生又一次以活生生实例佐证自己知难而进的生活理念。

其实先生决定领导雪华堂，就已显露您肯定雪华堂多年来为国为民当仁不让的传统，更知道对于一名商人而言，这是个不讨好的任务。但先生有改革华社的理念，要在晚年为华社献力，所以先生领导华堂时，身体力行果断推动社会工作。

如今盖棺论定，难道不是先生在雪华堂的领导风范，更清晰衬托出先生的崇高情操吗？！

先生一生热爱华教，众人皆知。后来者可藉着追思先生的事迹，学习先生对社会社团的改革心愿，更要兼持不惧困难，软硬兼施，有理有节的社会工作方式，为国家族群争取民主公平的果实。

华教运动：围城与蓝海

1996年年轻学者曾庆豹发表论文“华教运动：动或不动？”，公开表达担忧华教运动退化为华教工作，华教机构定型成官僚技术体系，而华教人士成了技术专家。这文章引起华教内部的争议是意料中事。

这次刘镇东要我推介他新出版的文集《华教运动：动或不动？》，用上前述争议性的句子为其书名。这位青年政治学者兼政治工作者想来似乎觉得当年庆豹的文章所引起的讨论不够深入，想要在华教发展方向的议题上再次激发思考。他认为没有社会性抗争策略的华教运动，不透过策略性的政治扮演和社会的教育，就不能社会动员，就无法动起来！从集思广益，了解新生代对华教事业的思维这个角度出发，这本书的出版是合时又有意义的。

华教运动的本质，在于华社没有受到公平对待；华教运动更是华社多年来追求公平自由多元开放的总诉求的主要部分之一。只要民主人人权持续不受尊重，只要政治上依然是单元种族思维主导，华教问题就难以彻底解决。

审视华教的发展趋势，我倒认为除了“动与不动”的议题外，尚可从被动与主动的角度出发，或者是围城心态和蓝海思维。

根据多年来的观察，整体上华教运动比较趋向被动，长期困在围城，比较少主动地、从蓝海思维出发，善用全球化的趋势，为华教拓展有别于传统的出路和特色。

当然，围城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是因为华教尚未平等，另一方面则是惯有的思维主导行为模式；具体而言，包括（一）单元教育政策的束缚、（二）忙于应付有关当局所引起的行政偏差、（三）华社对中长期规划重视不足，也缺乏战略思维、（四）华教组织重硬体轻软体的习惯性思考。

刘镇东以新纪元校友身份，从当年学生会主席至如今校友会会长，以华文教育过来人，针对新院个案解剖华教问题，同时省思大学理想，字里行间聚焦于华教发展的大方向。他立论独颖，对各方人士看法都有其相同与相异之处。就华教运动的现况，这也许会触动不少“地雷”，但他看来无惧无惑。我对其言论思维虽不尽然赞同，但欣赏其勇气、热诚及对华教的一片丹心。

他认为自己对华教运动的关怀“发自于对社会正义的追寻。华教的遭遇，只是不义的其中一表征”。难不得他目前会投身政党政治，继续其政治改革的长征。

《华教运动：动或不动》一书从校园文化及学术建设着笔，谈至对新院的期待及诤言，进而论至华教运动的定位，甚至提出要新院出走“南大模式”，期许新院针对新时代需求重建新的发展格局。他跳出习惯领域思考问题，往往有让人耳目一新的论述，如：议论三院九系的迷思，强调走小众路线，不拼学生人数的办学方法，专注人文关怀，甚至其对新院开办农业水产等科目的评论，都值得参考论证。对其言论即使不能苟同，也不失为新时局下的华教发展契机，做理性的省思。

至于其对华社三间学院合并为大学的努力方向，则提出整合资源（如：图书联线互借、学分转移标准）及设立同等行政制度（如：教职员升职/薪金制度，最低收生标准等），而最终模式则推荐美国大学系统，允许各校拥有自主校区的策略联盟。

华教运动急需大批年轻接班人，我们有必要通过各种管道与热心华教的新生代沟通，通过理性的交流，彼此相互学习，寻求共识，甚至求同存异。也惟有如此才能确保华教运动后继有人，华教事业与时并进。

华教运动的伙伴

国民型中学的再出发及新定位

厘清历史的定位
华校是华裔先辈经千辛万苦一砖一瓦自力更生建立的，而华教的历史则是风雨不停，求生存争发展的奋斗史。后来有独中和国民型中学之分，其实是华校改制的历史产物。两者间为了求存偶有竞争对立纷争是在所难免的，但华教运动的主力军必然是独中。历史上华校的土地和校舍建设都源自于华社，当一校分为两校时，校地主权归于独中是合理合法的。当然也有个别独中国民型中学两校经过协商或有不同处理方案，如共同筹款建设新校园让其中一校搬迁以求双赢。

50多年后的今天，再来检讨政府对华社的承诺，政府实施一元化教育政策的隐议程是清楚不过的。60年代初政府及马华促使华文中学改制，尤其是1960年的教育法令引起1962年改制风波；当时有71所华文中学面对22条件改制以换取津贴的考验，最终只有16所选择继续成为独立中学，放弃了津贴。目睹今日国民型中学遭遇的发展困境，更佐证了当年华社反对华校改制的立场是正确的。当局为了单元教育的最后目标，以利诱威迫的手段来推动华校改制，过后又不实践承诺，这是华社必须继续力争的。

透视现今的状况

经过了整50年的发展，如今全国独中有近7万名学生，国民型中学13万华裔子弟，而国中的华裔学生有近24万人之多。不少许多国民型中学及国中毕业生也投身华教运动及发扬中华文化，绝大部份的华小教师来自国民型中学及国中毕业生，这是因为参加师资培训者需要有SPM 文凭。尽管国立师训学院已经接受独中生凭高中统考成绩提出申请，但条件是必须同时考获大马教育文凭（SPM）国文优等的成绩，这许多事实阐明国民型中学同人在推动华教运动的贡献，许多热爱中华文化的董家教也努力保持国民型中学的华文特征。在现今新的客观环境下，把国民型中学称为华教运动的伙伴实不为过。

国民型中学的困境

马来西亚的政治向来为族群问题主导，教育课题就在族群思维笼罩下给华人带来许多难题。华社的基本资源是有限的，但国民型中学目前迫切需要华社和华团的是声援及关怀，而主要不是物质支持，因为政府负有财务上支持国民型中学的责任。其实国民型中学问题诉之不尽，比如校地问题，在一些独中与国民型中学必须共用校地情况下，基本教学设施难以齐全，发展受阻，双方容易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本地大学的门槛窄，考试的竞争更是节节上升，政府华文科目考试批改制度并不透明，造成超高标准及批改的争论。此举打击了学子们选读华文的信心，许多华裔学生基于功利或务实考虑而放弃修读华文。

一些国民型中学上课的华文节数也只剩 3至4节，这完全违反当局当年应允改制后学校可享有三分之一时间教华文的承诺 。当局甚至根据国中母语班制定标准只提供3节的华文师资而已。目前华文师资荒，中学华文老师只由师范大学培训，但目前已激减甚至中断此培训计划。

国民型中学经费不足是办校的主要挑战，政府提供国民型中学的发展拨款不足，有些学校被迫以原本的科目拨款用以发展，以至设备不齐全。至于派遣不谙华文的华裔校长到国民型中学掌校更是华社必须提防的，这是因为没有完善的规划来培训师资和校长等，我们建议应由董事部推荐校长人选。不谙华文的学生被遣派入校常有所闻，特别在偏僻的地区。这将腐蚀华校传统的传承，也将逐步使国民型中学进一步变质。目前教育法令已取消国民型中学的董事会，只设有学监会，而且学监会权力也有限，难以主导或影响学校的行政及发展方向。        

展望未来发展

语文是民族的灵魂，任何民族都有爱护本身母语的天责，世界上许多开明的国家为了适应国内各民族需要，都采用了多语文政策。我们华社应联合服膺于多元语文政策的各族人民，继续向政府争取母语教育的发展。政府及马华对国民型中学发展有不可推切的历史责任，我们要正视当年说服华校改制所许的诺言至今没履行。李孝友     针对华校改制问题公开向华社表达忏悔固然可取，但更重要的是今后有关的政党及个人如何纠正此错误，这才是大家应关注的课题。

我们有必要将国民型中学重新定位为华教运动的同盟军，但华教运动主次角色有分，其主力依然是以华文为行政及教学媒介的独中及华小。然而国民型中学及国中的母语班及华文学会，也是我国华教运动的伙伴。

国民型中学的再出发，必须扮演发扬中华文化的平台，并为国家培育优秀的华裔人才，为华校训练未来华教工作者。其实国民型中学可与独中联办许多课外活动，让不同背景的学生有机会为推动中华文化互相支援，互动学习。

国民型中学的发展是既要向有关当局争取应享的权益，又要和华社华团紧扣相近，力求华社华团的关注及支持。华社应发挥力量集思广益，如国民型中学的董家教、校友们，及各华教团体应以议题共认为基础，筹组具代表性的全国性机制以发展国民型中学造福华社贡献华教。  

随着时代的变迁及我国社会的转型，在中国经济崛起及全球母语教育呼声高涨之际，在政坛两线制隐然成型，朝野政党都皆较愿聆听民意之时，华文教育工作者应紧握时代契机，开拓新境界，扩大华教队伍，吸纳各方盟友，给予在国民型中学及国中内推广华教及中华文化者关注及支持。

迈向世界和平的教育理念

推介池田大作的《通往世界大学的道路》

《通往世界大学的道路》这本书把大学誉为孕育世界和平的城堡。通过促进大学间的“对话”，藉此管道让年青人们迈向“精神的丝绸之路”，以达致世界和平的教育理念。

人家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拜读了日本作家池田大作此书，深感拜读阅人无数经历丰富、思维深厚者的书同样深具意义。

以下是我对池田先生此书的思考摘要： 

池田四大 思想重点 ：

一）知识通往和平

通过学生与教授的交流互动中，切磋琢磨出人类追求和平的本性。创价大学以访问大学知识交流促进互动，也让学生们透过对话的方式来加深彼此间的了解，如：中日、日韩、日俄等友好交流。访问韩国庆熙大学时，池田强调韩国是日本的文化恩人（传播汉字、佛教、青铜器等）。通过大学殿堂的交流，学生应以宽容和感恩的心来化解历史的包袱，并诚心诚意地缔结友好关系，这是以教育界的对话孕育的和平思潮。

二）文明对话

现代社会功利趋势增强，精神空洞化也与日俱增，然而人类却不断地上演各式各样的宗教间矛盾但个别学者强调的却是文明的衡突。要解决全球环境濒临的危机，加上区域纷争和恐怖事件等，池田大作毕生追求的是文明的对话，此书犹如“睿智的光芒”照亮人类引领人们前往和平包容之道。

1993年，池田先生赴哈佛大学，在《21世纪文明与大乘佛教》的公开演讲中，以“生也欢喜，死也欢喜” 的佛学生死观来探讨人生。能在西方卓越大学阐述东方哲理，意义非凡。当池田先生访土耳其安卡拉大学时也开启了东西文明对话的契机。这一趟东西文化的交流，强调掌握外语以培养“人的力量”，启发跨出小我以造福后代的思想。

文明的对话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减少，并让人心互通彼此产生互信，广义而言教育是联结人，联结文明的轴心 ，藉以传授许多普世价值观。

三）人本主义

生命之爱以人为本，开拓人们以捍卫“人类利益”为起点，培育创造和平的世界公民。池田先生强烈反对军国主义，对于绝对性国家主义不以为然。他公开宣称日本偏狭岛国根性的重大原因就是欠缺坚定不移的哲学，以及歪曲的“国家主义”教育。池田先生提倡人本主义的哲学和教育联盟对策来平抚人心，有望教育来塑建理智的人格以面对种种不平的待遇，如：各族文化冲突，歧视弱势群体和妇女，侵犯人权等问题，都需要以正面的力量来化解以上的摧残。

在访问夏威夷大学时，池田先生提出了跳出以 “国家安全”为中心的思想框框，构筑以人类安全为中心的世界。他推崇三点思想改革：1）从知识转向智慧，重视实践，2）从单一化转向多样化，追求多元开放思维，和3）从国家主权转向捍卫人的主权。他身体力行入世思想，认为注重 “人间革命”是开辟和平确保人类安全的真正道路。

四）教育促进世界和平

若只是等待，世界不会更美好，我们必须走进世界，推动教育革命以促进世界和平。访古巴哈瓦那大学时，卡斯特罗议长首次在国内穿着西装来迎接池田先生，议长相信只有教育才能拯救人类，于是发动扫盲运动，并有二十万志愿教师响应。池田先生在此次会晤中成功让文化教育交流跨越政经的冲突。

池田五大教育理念 ：

一）以生为本

西方最古老的学府，博洛尼亚大学已逾900年历史之久，誉为教育与智慧之城。大学以学生为主，其校长是由学生遴选，执行至17世纪。教师上课时需获学生允许才能停课，教师需召集一定的听课人数，否则罚款。本着大学是因学生而成立，学子是大学的主体，推行学生评估教授，特别重视“授课理解力”，也公开评分结果，让这结果成为日后学生的选科标准。

二）学术自主

大学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建筑物与设施，其骄傲是来自于大学师生的成就。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骄傲是星罗棋布的人才辈出，以及毕业生们如：《国富论》的亚当。史斯密、近代化学之父布莱克、热力学温标的创始人开尔文男爵、近代土木工程学之父郎肯、诺贝尔奖授奖人则有20等余人，影响了世界发展，这所大学最令人称道的是其成人教育与妇女教育的先驱地位，享有盛名，更坚持遵守学术不受权威左右的学术立场。

                                                                                              

三）学生自治

秘鲁约圣马科斯国立大学 ，拥有学生自治参与校政的传统。它创设让学生负起责任参与大学各种事务的体制。若有纠纷与冲突，校方会付出诚意进行协调，彼此间都有不断地进行对话。校风鼓吹着“对话需要勇气，而懦者无法进行对话，对话是勇者选择的光荣道路”的理念。

四）  寄宿制及个别辅导制

牛津剑桥的首脑这样说，“想要了解这所大学，不但要到学院的宿舍去看看，而且要突击！”。寄宿制度提供教师、学生共同生活交流的机会，宿舍更是学生运动的据点。经由宿舍生活锻炼出来的人分外坚强，拥有独特的光彩。个别辅导制与学院制相辅相成，辅导师因才施教与学生进行身教制度，是学生解惑的不二法门。

五）思想的启蒙校风

莫斯科大学的创立精神是“奠定做人的基础”，培育真正的教养，通过交流和切磋中琢磨出对真理追究到底，对自然与社会形成法则睿智的学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则以发扬当代新思潮为己任，也是美国公民权运动及反越战运动的核心，并享有推崇自由和平的校风。池田先生受邀主讲《对二十一世纪的倡言》，曾圈点了人类要超越将生命手段化的“科学技术的世纪”，迈向生命尊严的“人性世纪”，并呼吁学生们思索“作为人的自立之道”，其演说引起学生的共鸣，不但给学生注入新鲜的感动与勇气，也启发了他们对生存意义的继续探索。

池田先生是位佛教学者，推崇东方文明对话，但对回教文化的交流显示不多（土耳其不能代表传统回教文化），这确是我们对他未来工作的期许。希望大学的殿堂构筑新的和平与友好的桥梁。愿人们通过教育可以缩小差异包容不同，并彼此产生互信和友爱，迈向和平的世界！

促进变革，推动转型

谈青年在建塑公民社会的角色

21世纪是一个充满挑战和考验的时代，是一个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机！

出生在这一个年代，生活物质上的是丰足的，可是带有时代使命感的新一代年青人，肯定是不会满足于物质的享受。这一代青年和以往年青人对于改革社会热诚依旧，他们对于现实的不满使他们充满时代使命感，特别是对于此变革的时代。

1.1从民主人权运动到公民社会运动

在八十年代中期，华社处于苦闷的年代，当年的青年运动（特别是隆雪华青）以推动民主人权运动为思想理论，强调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希望当政者不要以国家利益为籍口以削夺人民的民主人权。  彼等反对各类恶法，如：内安法令、社团法令、官文机密法令、印制法令等。

然而当年的民主人权运动似乎是以因应违反民主人权个别事件为主，理论建设尚欠不足。在社会改革运动遇到阻力时，缺乏跨种族活力以动员各族群的支持。理论上华社工作者已有多元跨族的思维，但落实此思维的具体工作做得不够，也缺乏客观气候。

进入21世纪，特别是烈火莫熄的社会运动，进而掀起308政治风暴，而令两线制隐然成型。公民社会运动正蓄势待发，各层次多领域的公民社会活动也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公民社会理论建设早已在国际上篷勃进行，社会运动的环环相扣，在整个社会改革中名司其职，民意之重要性更显著了。这加速了欲建型以民为本机制及体系（如要求第三票地方选举，联邦与州政府的权力分享，人民主权运动等）

要有公民社会的建立，先得建设健全的民主令心理。要广足是人民的公民意识，就得做持久性的社会心理转型工作，更重要达至社会民主共识，使到违反民主之人与事成了人人可讨之的过街老鼠。

1.2跨越与突破

华裔青年要进行有效的社会变革工作，就得率先推动这三领域的跨越。（一）首先我们得跨越语言的障碍，更不要将自己限于华文圈子里。要扎根中华文化或本土思维是无可厚非的，但处于此无疆界时代也得放眼世界，有正确的世界观。（二）跨越种族：我们民族青年都得以多元思维为傲。多为跨族群活动，必要时也得为民族请命。（三）跨越国界：不少现代社会运动都是无国界之限，如：环保、反贪、废除死刑等。如今浮现的东盟架构，吾等更应把握时机，顺势而进。

目前不少社会课题已成了国际性议题，也是世界公民意识所需关注的，如：环保、人权、反毒等，新一代青年可应用电子设备进行跨国贯连，其影响力不可忽视。

2.0 转折时刻的新挑战

在这新科技时代，不少新挑战来自科技网络的冲击。很多年轻人都是科技网络的佼佼者，但与此同时也是沉醉于网络虚拟世界的“隐行人”。迷失于网络的虚与实中。至于多媒体所呈现的沟通媒体，令个人力量膨胀，也令传统平面媒体受到极大考验。至于网络虚拟世界所产生的潜在非社会化风气，也是社会必须正视的不健全趋势。网上出现横行的网霸，歪曲乌陷之言论，似乎不需负文责，这些新问题也得受社会重视。

2.1网络天地

科技发达已至社会网络化，如今资讯无孔不入，造成虚实难以测量资料泛滥难以取舍，所以在善用科技的同时，我们都要制衡及选择，更要转数据资料为知识，及提升应用的智慧。

2.2议题结合

议题结合是整合社会力量的起点。我们希望突破权威，尊崇理念领导，让大家来同谋共议，达成共识为整合基础。新议题的团体的成立将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加速形成。

2.3资源整合

我们需要结合各个社会的力量来相互支援。我们必须突破政治迷信，以为政治改革社会就会自动跟随变革。社会民主化工作需要动员更多社会资源参于，为了扶助新兴事物及公民组织，资源分享及经验交流互动是重要的。

2.4矛盾处理与应变能力

随着社会变迁急速，在目前的社会个人思维比团体意识更高。公民组织的涌现，社会工作中所需处理的内部矛盾更多。新一代社会工作者的团结能力及容纳异己的意识更为重要。

我们要分内部矛盾的处理手法和对外原则性 对立方式。在不违反大原则下采取和而不同的态度是有必要的，更要确保处理任何争论留有异议的空间。

环境的复杂化对社会工作者的应变能力有至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理念领导吸取各方各族的经验意见，集思广益地面对转型社会的挑战。

变革从自我开始

社会是众人组成的，有志于社会的改革者必须对自我有所要求，时常鞭策自己，力求提升。他人之长，过错之处可以给于建议指正，但态度要正确，以包容和体谅的心来达成互动进步的效果。对于前人的贡献须有正确认识，当我们评后前人时其时代的限制必须考虑在内。新青年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继续进步。社会工作者要改革社会重要的是保有持久力，坚持不懈就是基本条件。在进行社会工作时要阶段性地总结成绩才能更有效更积极继续坚持，同道中人之间有必要肯定及学习。

在建设公民社会之际，我们需要正视这根本性的自我改革，我们主张以两线制的确立来推进社会的改革。年轻的朋友们，谨记你们的时代使命，是时候动起来！拿出你们的魄力及冲劲，放出你的能量，共同迈向改革之路！

“优势互补”- 重审东盟中国合作论坛

2001年底，当时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丹斯里颜清文联络我，谈起为了推进东盟中国的经贸合作所构思的合作论坛，我深受打动，毫不犹豫地承担起此合作论坛的工委会主席之职。

为了能专业化地策划并执行此计划，我们聘请了冯久玲女士为此论坛的计划执行人，并聘了多位专职职员为此论坛及展览工作。为了使此论坛更有意义，马中经贸另设展览工委会推动展览工作。

这次的筹办工作确实不简单，除了须筹足经费外，更得多次到东盟各国访问其华商会等，以动员更多东盟华商参与其盛。当中国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应允出席时，我们确是松了一口气。至于邀请主讲者则主要由冯女士负责。她确实也尽责邀请到阵容可观的讲师团，包括：中国东南亚研究商务委员会总干事许宁宁；上海市小企业中心主任梅建政；中国经济学家谢国忠；“电子东盟”信息通讯技术公司总裁Idros Abdul Hamid，凤凰卫视主席刘长乐；云南省常务副省长牛绍尧；印尼战略和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董事Mari Elka Pengester; 中国社科院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沈骥如；柬埔寨吴哥窟旅游发展局局长Chau Sun Kerya等。

这论坛是中国总理朱镕基在2001年11月APEC 高峰会宣称 “ 10+1” 合作概念后，首次以 “10+1”为主题的国际论坛。该次会议吸引超过千人出席开幕仪式，包括200多位以中国为主的外国商家，400多位本国商人，以及100多位国内外的传媒界人士。

这活动具有三大划时代的意义: -

(1)   论坛直接间接促进东盟区域概念，对东盟架构的催生提供了及时的动力。

(2)   推动东盟中国自贸区的发展趋势，首次倡导东盟中国的经贸合作互动及优势互补。

(3)   突显我国在促进东盟中国合作运动中的领先地位，趁着中国“走出去”经营策略刚起步时，抢先机努力开拓商机。

其实在此论坛结束后，中国在2004年开始在广西南宁筹办了中国东盟博览会及一系列相关活动，并配上原已举办多年的民歌节，使得此国家的盛会一年比一年成功。如今每年吸引不少过七八千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参与，也带来了南宁市的城市发展 。

马中经贸合作的契机和挑战

中国经济崛起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大事，而建立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则提供给大马人民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契机。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多元亚洲发展模式，这包括了多类型的市场、多层次的区域发展及多元社会经济状况，所以到中国进行贸易商务活动也得采取多元因应的策略。

马中经贸契机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1) 2002年11月东盟与中国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定于2010年正月正是落实全面建立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
2)协议内容包括相互降底至废除关税、消除非贸易壁垒、推行互相投资及经济合作。

3)东盟中国整合后产生的17亿人口的共同市场及接近3兆美元国民生产总额。

2.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1)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东盟带来正负面的挑战。东盟可能尚失了原有的欧美市场，但也开拓了与中国经贸投资的商机。
2)基于低成本及提供大量高效率员工的优势，中国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

3)在中国入世后，对保护专利权的承诺及落实，加上政府利商的政策及庞大的市场，促使外资涌现。

4)中国品牌已逐渐被国际市场接受，从中国制造提升至中国创造势不可挡。

3.中小型业发展潜能
1)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动力，更是华裔经济建设的主要部分。
2)中小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占具重要的地位，中国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总数的60% 和40% 。

3)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小企业也受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4. 服务业商机处处
1)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民对服务要求不断提高，我国的服务业具备国际水准。
2)服务业的主要资源是人力资源，我国可能提供此领域的服务，包括培训与教育、现代化管理、保健服务金融财务及国际行销等。

5. 中国急需增强国际市场营销能力
1)入世对中国而言意味即要提升国内经营条件及环境，又得提高产品质量及国际促销活动。
2)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

3)通过战略联盟，寻求中方合作伙伴，各献所长，优势互补。

6. 全球国家竞争力居首，配合中国“走出去”策略
1)中国首次被列为全球最具国家竞争力的国家，并预测将于205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中国人均收入已超3千美元，具备了到国外投资基本条件。

3)中国商人对分散投资至国外有强烈企图心。  

经营心态

    
1.持久力

1)恒心处事及坚持不懈是中国创业的基本要求。
2)不离不弃地专守自己专长的领域，但随着现实情况作策略性调整。

2.真心诚意
1)在中国经商需遵守中国法律条规，避开灰色模糊领域，不走法律漏洞，不清楚的事不干。
2)抱着诚意在中国办事，才能赢得中国伙伴及有关当局的信任及协助。

3)不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除非只求投机取巧。

3.不卑不亢，学习再学习
1)在中国创业要掌握忘切的本事，然后再学习，如在地产发展上，必须先忘切我国执行的英国土地法，认真学习中国本身的土地法，才不会一败涂地。

2)千万不要过分信任或依赖对方的“高层关系”，以办事的绩效为评估标准。

4.不慌不急
1)处事按部就班。

2)不需随外部事件变化而草率决定，事件往往并不如所见所闻的紧迫。
3)在中国创业机会到处有，不急于一时。

经营策略

  

1.经营本土化

1)寻求当地 适当合作伙伴。

2)务必委派我国代表长驻中国，但经营团队必须逐渐本土化。

2.建立健全关系网络

1)重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定期向有关部门请教。

2)通过中方合作者建立广泛人脉，关系需时培养，日久见人心。

      

3.专注精神
1)专注自己最熟悉最专长的行业，而不是最热门的领域。
2)选定特定地区/城镇，不一定得选沿海大城市，根据自己的投资策略及市场调查作最后决策。
3)若是固定资产投资，应选择开发区（但不是县开发区）

4.优势互补，加强附加价值
1)与中国商人进行经贸合作必须选择能为中国企业带来增值作用的行业，以达长久经营的目标。
2)鉴定自己的附加价值，如品牌效应、国际关系、营销网络、人力资源等，以作为长期合作的条件。
3)中国市场已不是“原始”市场，更不再视资金为主要吸引力，技术创新、信息化资源及自然能源是目前中国企业寻求外方合作的热门焦点。

5.确立定位
1)中国的多元市场需多元策略，市场定位及产品定位是经营成败的关键。
2)品牌的建立及认同是在中国经营确促长期发展的不二法门。

马中经贸主要领域

1.传统出入口贸易
1)力争中国名牌的马来西亚或区域代理权。
2)出口大马的特有产品及开拓中国市场
3)传统制造业被中国制造工厂取代后的转型，如转为塑造自己的品牌，建立国内外销售网络。
4)成为中国产品出口海外的策略伙伴。

2.进入中国的窗口
1)基于我国的法制、双语优势、跨国人才及国际网络优势，我国商家可成为海外企业进军中国的商业伙伴。
2)中国东盟自贸区的优惠条件可吸引外资以马为最初立足点，拓展中国业务
3)双向投资
- 具有优势的我国企业可在中国投资特定的领域，如：农业加工，采矿业，制造业，房地产，服务业等。
- 吸引中国资金赴马投资，配以利商政策及第二家园计划。

投资纠纷起因

在中国投资的许多海外商人都曾遇到各类各式的难题纠纷，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想当然尔”的海外商人更是因投资中国市场而血本无归。庞大的新兴中国市场对海外商人的诱惑力还是不减当年。随着中国入世，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而呈现商机处处，更令人趋之若鹜。在中国投资热潮之际，我们不可对在中国投资最常引起纠纷之因掉以轻心。

1.沟通误解

基于双方同样采用汉文华语，许多海外华人到中国经营过程反而产生沟通上的误解重重，以至把良好的合作商机毁灭了。这是同文同种，但生活背景及国情不一，语言发展相异所产生的负面副作用。

2.法制不彰

中国的法律制包括商业法等与海外法律相异不小，投资外商缺乏对当地法律足够认识，个别领域的人治色彩浓厚堵远超许多国家，公关的重要性令轻视它者付出巨大的商业代价，引起无谓的纠纷。

3.以海外经验办事

每个国家都有其不同的国情，中国尤然。若华商不虚心学习；熟悉当地办事方法及过程，单以在海外累积的商业经验为处事原则，肯定吃亏。

4.表象繁荣与实际投资环境差距大

中国许多城镇都全力招商投资，不只承诺各种优惠条件，也让外商参观有关地区最繁荣最成功的工程发展，实际上，其投资环境可能与外商的期望差别太大。然而，许多外商正在此种种“假象”的影响下拟定投资策略作了错误的投资，事后又因“被误导”而心理不平衡，引起许多合作后遗症

结言       

到中国创业前，首先得破除一大文化迷思，虽然中国人与大马华人同文同种，同是炎黄子孙，但基于后天环境及国情差异，对于语言内涵及文化认知已有不小的距离，先入为主的主观看法往往引起不了不必要的误会。

       

要与中国经贸合作，能译华文及熟悉中华文化固然是明显优势，若合作伙伴是来自祖籍故乡的乡亲也会享受更融洽的关系，但千万不要迷信乡亲效应。中国新一代企业界人士都是务实的，只有互有优势才有长远的合作基础，单想靠乡情友谊经商是一厢情愿的美丽误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