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中教改,正值其时

董总新领导层在历经风浪后，走马上任，并宣示多项迫切任务，包括继续争取统考受承认、争取独中的公平待遇，以及独中教改大计。

 独中的竞争优势

近年来独中生总数年愈增加，外因可归纳为：

（一）政府学校素质低落，校内种族及宗教气氛严重化；

（二）中国崛起，中文地位日愈增强。

然而独中教育能在我国各源流学校中独枝一秀，我认为下列内因才是最重要的：

(1)       华教优良传统校园文化：

华教运动强调教育是成人成才的千秋大业，先成人后成才的教育理念强调了人文素质及中华文化，五育并重中不忘培育学子的自律自强精神及守纪律的特点。

(2)       统考的广受承认及深造出路：

基于多年的努力耕耘，我国统考可说是全球中学教育界的奇葩，在多方压制下依然开花结果，令独中生受全球各地大学（包括国际级的大学）的录取。他们在大学表现优秀，为统考赢得极佳口碑。

(3)       独中的董教队伍及华社后盾：

独中的成功，当然是董事部及教职员任劳任怨的结晶，而广大华社对于母语教育的倾全力支持，更是独中运动克服万难的强有力后盾。

独中新挑战

对于居安思危的华教工作者，他们深刻了解目前独中依然处于挑战重重的处境。就以新生人数而言，根据星洲日报的调查，2016年的独中人数有1万5千766人，比2015年少了521人。对于沉迷在一些独中报考新生爆满的人而言，这不啻是个警钟。

独中面对的挑战来自多方面的，但主要新竞争对手则是下列三类：

（一）我国政府批准了更多国际学校（从2010年的57所增2015年的113），并从2009年起允许国际学校收本地学生。其实早期我国的国际学校，正如目前的新加坡，中国等国一样，只允许录取外国学生或获特批的本国学生 （如我国驻外国大使馆职员子女，在外国工作的我国国企职员子女），后来教育部放宽国际学校收生条件，允许国内外学生比率为60 : 40，甚至每收一位国内学生该国际学校都必须已达有关比率的外国学生。如今国际学校招生全面开放，不少国际学校的外国学生仅占不到两成。

（二）由国库控股公司（Khazanah）委托属下的Amir Foundation接管的政府学校，转型为信托学校 （Trust School），以私管方式利用政府学校硬体设备进行教育。政府目标是要设立500所此类学校，至今已设立了67所。

（三）受教育部批准的七十多所私立学校。此类学校学生必须修读国家课程纲要及报考政府考试，但通常都设有英文强化班，甚至采取双轨制，让学生也报考英国‘O’及‘A’水平考试。

除了上述三项我国中学的新发展，教育局也提出了双语课程（Dual Language Program），并挑选三百所政府中小学进行强化政府学校的英文程度及允许学生选择英文为教学及考试媒介（包括数理及电脑科）。

教改的重点

处于日新月异改变迅速的时代，独中要培育能应付未来日子的下一代，其课程内容及教学方式就必然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为了能在继续保持华校优良传统的基础下进行改革及提升，我认为下列四个领域可供独中教改做参考。

（一）营造人文素养的校园文化：

各独中有本身的发展历程，其共同点则是对于中华文化的重视。然而近年来基于双轨制的执行及家长对各类考试的趋之若鹜，不少独中都泛滥着应试教育风气。

华教工作者必须正视此危机，有必要在独中校园内积极推广人文教育，并在校园外与社区结合进行实验教育。这将凸显独中全人教育的特色，也是不少家长送其子女到独中的关键因素。

其实独中最开始服务对象是以中低层家庭为主，目前虽然独中成功引来了不少上层家庭的子女，但学校必须设有各类奖助学金，或通过会馆社团的相助，让贫困学生也不至于被排除在外。这样才能确保独中的本质不会乖离创校原旨，蜕变成为精英学校。当然在独中的华教大环境内提供给优秀独中生成为精英人才的教育资源，则可视具体条件而定。

（二）推展素质教育：

如今的教育强调的是根据现有实况培育能应付未来，创造未来的孩子。这种未来教育的特色正在于以下学习重点：（一）探索与创新力、 （二）自律学习能力 、（三）面对未知的能力 、（四）团队能力 、（五）高品格及高情商。

这个时代的孩子们自主意识强，个人性格显著，绝对不可能百年不变地应用同一套老方法进行教导。素质教育强调的是教与学的互动，以学生为本也得体现在教与学之中。各种教育新理论的涌现：从西方的翻转教育到上海的成功教育，从中国魏书生的教育改革理念到美国教育学者李寇纳（Lickona）的品格教育，还有负责‘学生基础读写能力国际研究计划’（PISA）的 安德亚斯·史莱克（Andreas Schleicher）的培养未来需要素养的方法。至于日本教育界大师佐藤学所倡导的‘学习共同体’来重新激起学生的学习动力，把竞争教育改为共生教育，正是不少国际学校的重点特色，也是独中不可不重视的教育趋势。独中工作者有太多需研发探讨的教育领域，以加强我国独中的素质教育。

基于此类研讨工作的专业性及所需的巨大资源，各别独中恐怕不易单独行事。董教总及其他华教组织正可负起统筹统办的责任，集合全国各独中乃至整个华社力量进行此极紧迫的时代工程，力求促使我国独中教育符合教育现代化的特征及内涵。

（三）科技转型，学生的学习主动权：

在全球教与学中科技的使用如大潮所至。就以美国中学为例，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 的调查，在2013年已有近九成的高中生上网学习或完成作业，高达73% 的高中老师和学生在教室中以手机进行教与学。至于目前我国国际学校中，许多已是强迫性要中小学生以平板电脑进行上课。不少独中已在电脑化路上走着，但要全面导入数码资源以进行教学，甚至学校全方位的进行数码转型及提升则尚需时日。独中在数码转型进展不快，一则因董事部缺乏这方面的认识，二则受此专业训练的独中教职员严重缺乏，三则数码化教学资源及教材耗费巨大，非各别学校独自能负担得起，转移的外国经验及软件（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又不易与我国独中实况磨合。

其实独中可采取混合式学习（Blended Learning），创造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推展学生主动学习及快乐学习的平台。以董教总为首的全国性华教团体必须调动全国独中资源进行这方面的教学资源研发及师资培训。

科技当然不是万灵药，身教及实验教育依然重要，而科技仅能是教学的辅助工具，但这是未来学习的必要工具，不可轻视之。

（四）与国际接轨，英文的强化

处于目前网络时代，要面向未来的学生肯定需有面向世界的准备。独中向来有与国外教育机构互动交流。而这需求只会日愈增加，包括学生国外交流游学计划，课程纲要国际化，甚至在条件许可下和其他国外学校结为姐妹学校。

基于目前英文依旧是最通行的国际语文，再加上一大部分独中生毕业后会转至欧美继续修读以英文为教学媒介的大学课程，独中有必要加强英文的教学水准。不少独中各自与校外英文教育机构配合提升英文教学，也有一些是进行内部的英文强化学习。全国性华教机构有必要成立特别小组总结各校英文学习经验，研发出符合独中校情的有效英文第二语言教学法。

至于一些人士担心强化英文会让独中变质，甚至危言耸听担心独中会变成英文学校，这是过虑了。只要华社紧密关注监督，独中董事们绝不会本末倒置，斗胆将独中改制为英文中学。

结语

独中教育在目前有利的国际大环境及华社全力支持下，前途是光明的，但追根究底，独中最大的挑战是要招收大批有奉献精神的董事及教职员。为了确保独中教育的健全发展，全面重新探讨独中教职员的待遇及福利制度及系统性地进行独中师资培训才是目前急不容缓、重中之重的要务。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第二届陈嘉庚精神奖”评委主席陈友信致词

首先，我谨代表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以及第二届陈嘉庚精神奖的评选委员会，向各位来宾表示感谢！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第二届陈嘉庚精神奖颁奖典礼”。

各位来宾，大家或许对2014年首届陈嘉庚精神奖记忆犹新。去年12月，我们将陈嘉庚精神奖这个殊荣，授予李氏基金，以表扬李氏基金创立60多年来，秉承先贤李光前“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精神，长期捐助教育、文化、慈善机构、颁发奖学金等，所作贡献难以计数。李氏基金的大公无私精神，正是我们要弘扬的“嘉庚精神”的核心内容。

延续2014年的成功举办，第二届陈嘉庚精神奖筹委会于2015年初即开始筹组，其中，评选委员会与遴选小组自6月就进入搜索人选以及评选的阶段。

经过多次慎密深入的讨论与审议之后，我们在10月正式投选出合适人选。最终以高票数通过，我们决定颁发“第二届陈嘉庚精神奖”予教育中心“蒙福少年城”以及华马文化工作者“杨贵谊博士”，高度肯定他们对社会长期的奉献，尤其在教育与文化建设方面，功不可没。

各位来宾，陈嘉庚逝世已超过半个世纪，但是“嘉庚精神”不管在什么时代，仍然存有启迪的作用。对我而言，弘扬嘉庚精神的最直接方法，就是在今日的时代继续落实嘉庚精神的内涵。

“嘉庚精神”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它包含很多内容，例如大家所熟悉倾资兴学、匡扶正义、正当经营、无私奉献，诚以待人、毅以处事，爱乡爱民等等。对我来说，嘉庚精神虽然包含了以上内容，但它同时具有一种“时代性”，一种与时俱进所需要的“开拓创新”精神。

换句话说，“嘉庚精神”包含深刻的东方传统思想与文化精髓，但同时，它又具有普世价值。无论在什么历史时空的条件下，“嘉庚精神”都可以是跨越文化、超越族群、穿越国界的。

我们看到今天的陈嘉庚精神奖的受奖人，他们正是体现了这种“时代性”以及“开拓创新”的精神。

第一位受奖团体是“蒙福少年城”。它是一所坐落在莎亚南的技职培训中心，自1959年成立至今，一直秉持着大爱的精神，每年收容4百名16至19岁来自低收入或单亲家庭的少年，为他们提供技职训练、辅导服务以及公民教育，如家境清寒或情况特殊的学生，甚至可以免交学费。

蒙福关注的是来自弱势群体的少年，培养他们的健康人格、体魄与生活习惯。半个世纪以来，蒙福随着社会需求而设计的课程，共帮助了6千名辍学生就业。评委会认为，蒙福长期并持续地经营培训中心，卓有成效地牵动了社会人士对它的信任与捐助，在我们这个年代、这个社会，实在地发扬了陈嘉庚提倡“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理念。

第二位受奖人是杨贵谊博士，他是陈嘉庚精神奖第一位个人得主。毕业于南洋大学、国立印尼大学的杨贵谊，是马来语学者及翻译家、马华与华马文化工作者及词典编纂者，更是一位长期推动华巫文化交流的行动者。自1969年以来，他持续不断地利用工余时间编写字典。至今，他与妻子陈妙华已编写了16部词典。

评委会认为，杨博士以个人的力量，不求回报、长期献身于马来语研究，不仅为马来语教育打下了基础，更是为华巫与巫华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具有当代意义。

各位嘉宾，在马来西亚，尤其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以杨贵谊博士、以蒙福少年城为榜样。杨博士在马来语的研究与成果，实实在在地促进了华巫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谅解；蒙福少年城不分宗教、不分种族、不分阶级，致力于帮助贫困或破碎家庭的少年，以服务社会的精神，继续以有效创新的教育培训方式落实“有教无类”的理想。

两位受奖人与团体，在自己特殊领域实现了跨族群、跨语言、跨文化，为推进教育事业、促进国家与民族和谐谅解方面，躬先表率地踏出一大步。皆体现且具体落实了陈嘉庚服务社会的核心精神。因此，应该奉为楷模。

2015年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开幕致辞

欢迎来到由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主办，工商银行马来西亚公司与雪兰莪州政府联办的2015年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

马中关系靠各族共同营造

马中总商会作为马来西亚各族商家的组织，致力于发展马来西亚各族人民与中国的经贸发展。

马中关系目前达到全面战略伙伴，更需要我国各族人民尤其是马来同胞对中国的了解和认同。只有我国各族人民都认识到马中友好交往会达到双赢共荣，优势互补的实效，未来马中关系才会更巩固，更蓬勃地发展。另一个重点是针对两国的年轻人，双方都要对我国内年轻人进行教育和指引，让下一代人明白马中友好对彼此长期的益处。

一带一路新格局

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将会涵盖沿线65个国家或地区，相等于44亿人口，占了全球总人口63%。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将创造出21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为参与其中的商家提供打通亚欧非大陆市场的新契机。

创新创意创业，促进共赢发展

在中国现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中，更多的本地企业应会响应。然而，在数码时代移动互联网的冲击下，全球的经济模型都会出现翻天覆地的转变。置此变局，创新思维及创意更是创业的主要元素。本届马中企业家大会以此三创精神为论坛主题。正是洞察了这精神是这时代的主要动力。

另外，顺应新时代发展，本届大会还重点探讨“互联网+”对新时代企业家的影响。全世界已经进入了“互联网+”的时代，因此商家必须看准这个时代的到来，透过“互联网+”与实体经济做结合，开拓更多的商务发展。

无论如何，再次感谢各位，诚祝第五届马中企业家大会圆满成功，且让各位商家手联着手，肩并着肩，共同“拓展现代海丝路，构建和谐东盟区”。

立國三大根基： ---多元社會、世俗主義、聯邦制

馬來西亞既非始於1957年獨立之時，也非1946年巫統成立之時，更不是1404年馬六甲王朝創立之時。我們不只是擁有三大族群而已。雖然這些歷史是我國建國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但並不是馬來西亞的全部；我們遠遠較此精彩。馬來西亞是在1963年9月16日，由馬來亞、新加坡、沙巴、沙拉越在內的四個前英殖民地共同組成。我們原是四邦之國。新加坡在1965年退出後，我們僅存為三邦之國。

大多數國人或已忘記，馬來西亞是一個因應本土多元社會的世俗聯邦方案。世俗主義、聯邦制和多元社會為我國三大立國根基。一旦遭到破壞，等同摧毀國本。不幸的是，自1969年以後的四十六年，馬來西亞屢次被重構為單一族群的神權國家，架構上甚至比單一制國家更為中央集權。是時候讓我們為多元社會、世俗主義與聯邦主義平反。

在國家幹訓局、土著權威組織和穆斯林連線妖魔化少數族群之前，多元社會在中小學歷史課本裡的正當性早已被逐步撤消弱化。在西馬，英殖民被怪罪當年引進華裔和印裔客工時，卻未強行同化他們。實情卻是，早在英國接管海峽殖民之前，馬來貴族已引入華人、印度人，甚至爪哇人等外來客工開發經濟。首先引入華人前來霹靂、雪蘭莪和森美蘭的是馬來封建貴族，而非英殖民者。在我們消除族群和宗教歧視之前，必須修正對多元社會起源的看法。

至於世俗主義，這項慘遭妖魔化的概念，被不少人詮釋為“反宗教”或“向少數宗教屈服”，卻完全是對歷史的誤讀。

經過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三十年戰爭後，八百萬人犧牲。始於1648年的世俗主義，是為了讓統治者自行決定國家的信仰，同時也讓人民免受宗教迫害，使得基督徒不再因信仰差異而自相殘殺。換言之，世俗主義是為了保護宗教，而不是鎮壓宗教。它旨在保護佔大多數的基督教群體，而非像猶太人或穆斯林等少數社群。

實際上，作為世上最龐大的穆斯林國家，印尼是嚴格遵守建國五大原則。在印尼，不只有阿拉字眼的聖經，也可在華人廟宇找到印尼文解說。他們的國語是可以讓所有宗教信徒公平使用。

為了維護馬來西亞的世俗主義，我們無法僅只寄望隨時可能被國會修改或被法庭錯誤詮釋的聯邦憲法。我們必須重申世俗主義對宗教和多數群體的友善包容態度，若只從保護少數的角度來維護世俗主義，唯恐事倍功半。

當然，我們也必須盡全力維護聯邦制。那些認為單元、一體化將能適合所有人的想法，不只無法引領我們走向團結，反之只能衍生怨懟和分化。中央集權否決各州與地方政府推行實驗性政改、相互競爭的權利，這將打擊國家的經濟競爭力。

誠如艾克頓勳爵所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為了防止貪污，我們不但得在行政、司法與立法之間相互監督制衡，在聯邦、州與地方政府間也須如此。為了建設更強大的馬來西亞，我們必須走向地方分權。無論是沙巴、砂拉越或柔佛，我們必須正視各州際及地方對中央政府的不滿情緒。一段結合只能透過互相溝通、理解與愛來維繫，而不是強力脅迫和壓制分歧。

與其挑撥族群和宗教情緒，良好施政、廉政、政策執行力才是鞏固多元社會、世俗主義與聯邦制的不二法門。

唯有鞏固這三項立國基礎，才能解決馬來人和穆斯林的焦慮。他們雖然未從新經濟政策或土著至上主義獲益，卻憂心一旦新經濟政策被終止，他們的處境將更為艱困。

當我們為多元社會、世俗主義與聯邦主義辯護時，必須透過跨族群與宗教的角度去關注馬來裔大學畢業生的高失業率、母語教育受限的現實、印裔社群遭受的警察暴力、沙砂兩州祖傳習俗地的喪失、東馬原住民的邊緣化、砂拉越水壩破壞環境生態、非法移民危及沙巴安全……，這些課題理應受到全民關注，而非由個別族群單獨面對。

在國家遭遇政經挑戰之際，唯有對國家過去和未來達致正確的全民共識，才能突破困境，成功轉型發展。

时间都哪儿去了？

1．我与隆雪华堂结缘是在1986年，受时任会长邱祥炽先生的邀请，协助筹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青年团（简称雪华青），并于1988年至1990年间当了青年团团长，也于1987年受委为董事，屈指算来已接近三十个年头。对比短短的人生，这段日子可不算短。今年六月，我在隆雪华堂的会长任期正式届满，离别在即，感触良多，也该借此反思做个总结。

2．回想当年受邱会长所托，汇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确立‘育我华青，民主为训’的理念，为推广民主人权的思想教育，无怨无悔的奔波。大伙儿热火朝天，过着闪亮的日子。回想当年，活动频密，心情愉快，每周一次的论坛（包括每月至少一次以英巫文为媒介的讲座）持续多年，到各大学办讲座、口才培训、会议规范座谈，与四大华青联办全国青年领袖训练营；此外还出版一系列册子宣扬民主理念，每年一次大规模庆祝人权活动，组织培育分队到各县区办青年活动。只要是有关民主人权的活动，雪华青旗帜总会迎风飘扬，从不缺席。

3．在十五华团活跃期间，我追随张景良等人，足迹遍布全国；也有幸和林晃昇、沈慕羽一众华教领导接触学习，更成了推广两线制理念的马前卒。犹记得最高记录是一年共主讲了五十多场民主人权讲座，又刚逢英迪教育集团初创的艰难时期，难怪太太怪我将家当成旅馆，一周难得一次在家共用晚餐，也难得和孩子们见面。对于孩子成长期我缺乏参与关心，始终深感内疚，至今依然。从民权委员会秘书长到华研总务，从雪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主任到在雪华堂‘改朝换代’后降为普通董事，我在雪华堂的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4．在隆雪华堂‘协商挂帅’的岁月，我仅能在‘不友善的雪华堂大环境下沉潜拓土（借用黄进发的用词），蓄势待发，直到经过多番运筹帷幄协助颜清文掌握领导权，隆雪华堂才重新刷亮招牌，重返当仁不让的轨道。在辅佐颜清文、陈志成及黄汉良三位会长期间，隆雪华堂不仅促进内部组织民主化，也为华社的公民运动理念奠下基石，让华团活动内涵有了质的飞跃，并全面参与国家政经文教各领域。

5．至于我当会长期间，在众同道的配合支持下，隆雪华堂更以‘扎根华社，迈向多元’为理念，丰富了我国华社公民运动的内涵，积极拓展跨族群活动。行动方略的成立过程一波三折，反而激发同伴们的热情，更落力去落实华团跨族群社会工作。我们始终相信，我国社会改革运动，必须动员各族人民参与才能事半功倍，才能有效牵制种族和宗教极端势力。

6．如今到了即将挥别隆雪华堂的时刻（当然日后隆雪华堂若有号召，我必然随呼随到），我在思索没有直接参与隆雪华堂的日子会是怎样的？

其实我国正值政治体制暗流汹涌，经济结构急需转型优化，华团组织尚需理念提升，华教运动确也面临内外交困之际，到处都是有志男儿女士可以贡献效劳之处。

7．我已届六十耳顺之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社会改革是一辈子的承诺，离开隆雪华堂仅是转个跑道，隆雪华堂的同道老友们还会在各个场合并肩作战。这篇感怀，算是给自己在隆雪华堂的三十年生涯做个小结，希望激励更多有志青年加入隆雪华堂，薪火相传，接下我们这批在八十年代高举民主人权旗帜的‘老青年’的棒子，继续前进。

8．时间都哪儿去了？回首过去，原来都在‘扎根华社，迈向多元’的路上播种、耕耘，致力于开创新天地。日子没有虚度，有意义的投入，丰富了生命的内涵。

公平與多元，始能促進國民融合

對某些人而言，消除多言即可實現國民團結。從本質上，多元社會被視殖民時期的遺緒，是建設國族國家的一大阻力。國人如今說著不同的語言，甚至信奉不同宗教，都是英殖民者“分而治之”政策的結果。短期內，這些差異可以被容忍，但長期來說必須被消除。在這個意義上，中庸意味著漸進地消滅多元。

多元，像是生活中的各種調味料。在個人層面，使我們擁有多樣的選擇趣味。在集體方面，使我們能更廣泛地思考，靈活地應對環境。

這是多語環境的最佳證明。在多元族群的馬來西亞，我們得以與全世界接軌。不論對方說的是馬來語、英語、華語、泰米爾語、阿拉伯語或印地語，我們當中將有人通曉這些語言。

但是多元社會確實對國家建設構成挑戰：不平等。當我們同樣是貧或富時，多元尚且不是問題。然而，生活中常感被虧待者，對於多元將感到惱怒，甚至難以忍受。

在平等的國度，像瑞士那樣即使存在各種語言，仍能共存共榮。一旦喪失平等，縱使像泰國佛教徒和穆斯林一樣說著泰文，也會發生族群衝突。

2008年政治海嘯後，馬來西亞經歷兩項變化。首先，往積極方面發展，民主空間愈來愈大。其次，在另一方面，我們見到更多的族群與宗教衝突。國人較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敏感。無論教堂的十字架或興都廟的暮鐘，都變成危險、混亂。

某些人因而聲稱，民主與多元社會難以兼容。直至我們願意與對方一樣，否則民主不適合我們。我們需要回到專制的舊時代，繼續由政府來規範我們的思維行動。

也有人認為，我們必須在宗教或語言議題中尋求解決方案。我們需要更深入了解彼此的宗教，設身處地，審慎敏感；甚至需要學習更多共同語言。

我們當然堅持促進理解，但我們也相信近幾年的不平等、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是族群與宗教衝突的根源。

不論喜歡與否，新經濟政策（NEP）及其延續計劃，形塑了馬來西亞1969年之後的走向。這項政策成功地縮短了族群之間的經濟鴻溝，還提供了穩定的經濟增長。

除了這些正面貢獻，新經濟政策也讓國家付出慘重代價，不僅造成大量人流失、資本外移，非馬來人也感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

更重要的是，新經濟政策未能賦權予所有土著，無法他們享有同等機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權報告指出，大部份非土著都被邊緣化。在馬來群體中，機會也並非公平、平等與針對性的依據需求與績效分配。我們經常聽聞部長子女獲頒獎學金到海外深造，但那些缺乏管道的鄉區子弟依然落於人後。

短期而言，新經濟政策的實施產生許多新的百萬富翁或億萬富翁，但同一時間，卻未提升一般馬來人和土著的競爭力。到了八零年代，通過私營化政策，新經濟政策儼然成為朋黨至上、用人唯親的藉口。

這些弊端，使得新經濟政策從長期甚至中期來看，都站不住腳。我國目前仍停滯在中等收入陷阱，喜歡僱用廉價外勞，但我們的勞動密集產業卻不敵中國、越南、印尼的廉價勞動力。同時，我們也缺乏學有專精的勞動力，來應付高科技產業的需求。

即使首相納吉胞弟納西爾，也希望見到乃父制定的政策有結束的一天。但任何有關改革的討論，都遭到土著權威組織、穆斯林連線和馬來前鋒報激烈反對。不只是那些不具競爭力的土著企業，處在弱勢社經地位的普通馬來人也懼怕新經濟政策終結。

某些政客操弄這類恐懼心理，以確保既得利益。他們不斷散播馬來人、穆斯林和伊斯蘭教危在旦夕的印象。這就是族群與宗教衝突的政治根源。某些政客需要在人民心中散播恐懼與不信任感才能繼續執政。

直到社會對新經濟政策的替代政策取得共識前，我們可預見未來將有更多的宗教衝突。我們需要一個讓孩子們都有平等機會憑藉潛能與努力逐夢的政策，而不是由家庭、社區或出生地域來決定他們的命運。

換句話說，我們需要體現公平，讓每個需要協助的國民都獲得公平賦權的機會，改善自身與他者的生活。

我們必須摒棄「馬來人之困境是內部族群問題」的觀念，應從全民層次來看待問題。尤其是馬來人在人口和政治上佔主導地位，一旦問題無法有效解決，勢必影響全民。

我們也必須摒棄「本南人或尼格利陀人之困境是內部族群問題」的觀念，即便他們不在人口和政治上佔主導地位。我們必須同在一起，否則將失去同在一國的道德基礎。

如今，我們必须先跨出建立共識的第一步，使國人能更有自信地追求共同的未來，減少對前景的不安全感。不論喜歡與否，我們都得同舟共濟，休戚與共。

马来西亚同安金门厦门联合总会 第三届总会长陈友信发言稿

百年前，华人地缘性和血缘性社团的创立的宗旨和功能，基本上是为了安顿和照顾南来的同乡，包括安排就业、祭祀共同的祖先、联络乡情、兴学办教、施诊贫老、排解纠纷、安排后事等等。

（一）会馆社团的现代角色和功能：

以上所提到的大部分事项，现代人都能自行处理，无需劳烦会馆社团。那么，21世纪的会馆社团，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呢？我提出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1）     培养人才：

前些时候企业界盛行一套管理概念，称为“从优秀到卓越”（From Good to Great，或者简称为“从A到A+”），认为一个企业要达到优秀不难，但是要追求卓越，就不容易，关键要素在于人才。有怎么样的人才，就能做怎么样的事。

很多人或许忽略了，像会馆社团这样的非营利机构，实际上也需要人才。社团能做多少事、格局有多大，跟所具备的人才关系密切。换言之，若是缺乏人才，社团不是眼高手低，就是进展缓慢。因此，今天的会馆社团，需要花心思栽培人才，通过思想和技术的指导及演练，培养具有创意、能够独当一面，具备行政运作能力的人才。

（2）     社团章程必须与时俱进：

最近董总风波好像给华人社会进行一场“震撼教育”。有的领袖不依章行事，结果僵局打不开，矛盾越陷越深。人固然是问题的症结，然而，章程的含糊也造成别有居心者有机可乘，钻章程的漏洞。

所谓经一事，长一智。我诚恳呼吁所有的社团领袖，应该好好检查本身的章程，看看是否有漏洞？趁着平时把章程修订。我也呼吁华总拟定标准化的社团章程，供各社团参考。

（3）     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

会馆虽然是华人社团，但是生活在多元种族的社会，我们必须关心跨族群的公共事务，必要时公开表达观点，提供改进建议；或者连同其他团体联署声明，鞭策政府。

所谓公共事务，具体言之，就比如伊斯兰刑事法（Hudud）、政府在今年四月推出的服务税（GST）、我国社区的安全问题、教育政策等等。通过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共同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二）继承及发扬“嘉庚精神”：

接下来要跟各位谈谈陈嘉庚先贤以及“嘉庚精神”。

相信年长的一辈对陈嘉庚先贤的事迹耳熟能详，一般人常用“倾家兴学”来概括他的奉献和成就。这位先贤在教育事业的付出，包括所投入的心力、长期教育捐献之总额，以及持续努力之长久，整体而言，几乎可说是前无古人；当然，我们不希望是绝后，否则就无从再谈“嘉庚精神”了。

嘉庚先生当年创办或资助的学校，包括厦门的集美学校（1913）、新加坡的南洋女校（1918）、南侨中学（1919）、厦门大学（1921）等等，都是为国家和社群培养英才的优秀学校；他本身或者他的女婿李光前先生，在当时的马来亚或马来西亚，也捐款给不少的华校和民间团体。所以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光前堂”的字样。根据学者的研究，嘉庚先生一生中在中国、新加坡以及马来亚所捐献的教育经费，保守估计总值在一千万元以上；若兑换成现在的币值，大约相等于一亿美元。

祖籍厦门的会员们，相信大家都约略听过这些事迹。嘉庚先生的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长袖善舞，懂得创造财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慷慨。实际上，嘉庚先生有许多进步的教育观，例如，他鼓吹及创办女校，是当时可说是走在时代的前端。他推广技职教育，强调其实效性以及对国家社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他的高瞻远瞩。

此外，很少人知道嘉庚先生与博物馆也有密切关系，甚至是华人世界创办博物馆的先驱。嘉庚先生在1950年至1960年建兴建鳌园；另外捐献10万人民币倡办中国广州华侨博物院。这座博物院于1956年动土，1958年落成，在中国博物馆史上开风气之先，意义深远。嘉庚先生认为博物馆是社会教育、文化建设、国民教育的重要一环，必须加以重视。嘉庚先生也推崇自然科学，不论是鳌园或者他所创办的博物馆，都有很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的陈列和收藏。

有感于嘉庚精神的伟大及其当代意义，2011年我跟陈凯希先生、拿督斯里林玉唐、拿督张润安发起成立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宗旨包括：（1）发扬陈嘉庚精神、（2）支援教育工程、（3）加强跨文明交流、（4）深入研究马来西亚及海外华人历史。

这些年来，陈嘉庚基金设立了陈嘉庚纪念馆、先后举办专题讲座、座谈会、展览、出版书刊、国内外团体的互访交流、嘉庚语录书法比赛、陈嘉庚与南侨机工常识问答比赛等等，都得到社会各界相当好的回响；今年更创办“嘉庚学堂”，培训有志于社会工作的青年，以一年的期限作思想和技能的准备，课程包括三大范畴，即（1）人文思想、（2）政治经济，以及（3）公共管理。欢迎在座的年轻朋友，或者各位会员的子女报名参加。就读“嘉庚学堂”无需学费，每个月还可以领取1500令吉的津贴。欲知详情，可以向陈嘉庚基金洽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