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某些人而言，消除多言即可實現國民團結。從本質上，多元社會被視殖民時期的遺緒，是建設國族國家的一大阻力。國人如今說著不同的語言，甚至信奉不同宗教，都是英殖民者“分而治之”政策的結果。短期內，這些差異可以被容忍，但長期來說必須被消除。在這個意義上，中庸意味著漸進地消滅多元。
多元，像是生活中的各種調味料。在個人層面，使我們擁有多樣的選擇趣味。在集體方面，使我們能更廣泛地思考，靈活地應對環境。
這是多語環境的最佳證明。在多元族群的馬來西亞，我們得以與全世界接軌。不論對方說的是馬來語、英語、華語、泰米爾語、阿拉伯語或印地語，我們當中將有人通曉這些語言。
但是多元社會確實對國家建設構成挑戰：不平等。當我們同樣是貧或富時，多元尚且不是問題。然而，生活中常感被虧待者，對於多元將感到惱怒，甚至難以忍受。
在平等的國度，像瑞士那樣即使存在各種語言，仍能共存共榮。一旦喪失平等，縱使像泰國佛教徒和穆斯林一樣說著泰文，也會發生族群衝突。
2008年政治海嘯後，馬來西亞經歷兩項變化。首先，往積極方面發展，民主空間愈來愈大。其次，在另一方面，我們見到更多的族群與宗教衝突。國人較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敏感。無論教堂的十字架或興都廟的暮鐘，都變成危險、混亂。
某些人因而聲稱，民主與多元社會難以兼容。直至我們願意與對方一樣，否則民主不適合我們。我們需要回到專制的舊時代，繼續由政府來規範我們的思維行動。
也有人認為，我們必須在宗教或語言議題中尋求解決方案。我們需要更深入了解彼此的宗教，設身處地，審慎敏感；甚至需要學習更多共同語言。
我們當然堅持促進理解，但我們也相信近幾年的不平等、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是族群與宗教衝突的根源。
不論喜歡與否，新經濟政策（NEP）及其延續計劃，形塑了馬來西亞1969年之後的走向。這項政策成功地縮短了族群之間的經濟鴻溝，還提供了穩定的經濟增長。
除了這些正面貢獻，新經濟政策也讓國家付出慘重代價，不僅造成大量人流失、資本外移，非馬來人也感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
更重要的是，新經濟政策未能賦權予所有土著，無法他們享有同等機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權報告指出，大部份非土著都被邊緣化。在馬來群體中，機會也並非公平、平等與針對性的依據需求與績效分配。我們經常聽聞部長子女獲頒獎學金到海外深造，但那些缺乏管道的鄉區子弟依然落於人後。
短期而言，新經濟政策的實施產生許多新的百萬富翁或億萬富翁，但同一時間，卻未提升一般馬來人和土著的競爭力。到了八零年代，通過私營化政策，新經濟政策儼然成為朋黨至上、用人唯親的藉口。
這些弊端，使得新經濟政策從長期甚至中期來看，都站不住腳。我國目前仍停滯在中等收入陷阱，喜歡僱用廉價外勞，但我們的勞動密集產業卻不敵中國、越南、印尼的廉價勞動力。同時，我們也缺乏學有專精的勞動力，來應付高科技產業的需求。
即使首相納吉胞弟納西爾，也希望見到乃父制定的政策有結束的一天。但任何有關改革的討論，都遭到土著權威組織、穆斯林連線和馬來前鋒報激烈反對。不只是那些不具競爭力的土著企業，處在弱勢社經地位的普通馬來人也懼怕新經濟政策終結。
某些政客操弄這類恐懼心理，以確保既得利益。他們不斷散播馬來人、穆斯林和伊斯蘭教危在旦夕的印象。這就是族群與宗教衝突的政治根源。某些政客需要在人民心中散播恐懼與不信任感才能繼續執政。
直到社會對新經濟政策的替代政策取得共識前，我們可預見未來將有更多的宗教衝突。我們需要一個讓孩子們都有平等機會憑藉潛能與努力逐夢的政策，而不是由家庭、社區或出生地域來決定他們的命運。
換句話說，我們需要體現公平，讓每個需要協助的國民都獲得公平賦權的機會，改善自身與他者的生活。
我們必須摒棄「馬來人之困境是內部族群問題」的觀念，應從全民層次來看待問題。尤其是馬來人在人口和政治上佔主導地位，一旦問題無法有效解決，勢必影響全民。
我們也必須摒棄「本南人或尼格利陀人之困境是內部族群問題」的觀念，即便他們不在人口和政治上佔主導地位。我們必須同在一起，否則將失去同在一國的道德基礎。
如今，我們必须先跨出建立共識的第一步，使國人能更有自信地追求共同的未來，減少對前景的不安全感。不論喜歡與否，我們都得同舟共濟，休戚與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