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商的要诀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华侨基于中国情意结及商机，曾踊跃进入中国投资贸易。对于首波进入中国经商者，确有成功的例子也有不由折损而返者。今天回首华裔与中国经商的历程，我确实可总结主要的因素有三：

（一）  语文沟通及文化差异

虽然不少进入中国经商的华商都谙华文与中国生意伙伴同文同种，但基于国情不一环境相异，文化的差异不同相当大。应用同一语文，有时大意之下反而造成语文上的误解。我们必须主动去了解当地人语言的真正内涵，不可想当然尔，人们最常提的例子是当中国伙伴说“问题不大”，不表示没有问题。

（二）  对各级政府权限的了解不足，对当地法规认识有差。

许多华裔开始在中国经商前，不曾下足功夫去了解当地法规，对当地政府权限更是不了解，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时法规不完善，当地伙伴偶会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误导之。外商若冒冒然大举进行投资及贸易，因而吃了不少暗亏。

（三）  缺少人脉，当地合作伙伴不当

在中国为事人脉关系比在他国经商重要。这是许多在中国经商的华商的经验之谈。就如在任何外国经商一样，寻找适当可靠的当地合作伙伴是成功的开始。许多华商急功近利一意抄捷径，结果遭受财务损失及精神打击。

然而，中国的崛起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为了企业的继续发展，我国商人不能不考虑和中国经商贸易，甚至相互投资。要减少与中国经商失败的可能性，可参考下列的五个行动准则：

（一）寻得关系良好可靠及有企业道德观的当地企业伙伴，以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方式进行长期性合作经营。

（二）尽量避免单打独斗，应以企业聚落方式与其他我国上下游企业进行策略性联系以更大的集体力量进行经营。

（三）必须熟悉的我国经营思维成为与中国经营的行动准则，重新学习当地的法规及经营常规。

（四）坚持诚意守法的正当经营原则，不寻找违法的“对策”。

（五）随时应付多变化的中国法规，这是因为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为期尚短，许多政策的规定是以“摸着石子过河”的方式进行定期性检讨及改善。

目前，中国已是个多层次发展、多样化产品市场及多等级顾客的经济大国。从贵州人均收入1900美元至上海的11，500美元的差距，可见得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差异是钜大的。要成功与中国经营，就有必要选择性地专注于某一市场，并根据个别地区的经济状况拟定个别行销策略或经营手法，以变化无穷的策略因应变化不断的政策的市场，坚持正当经营手法去开拓中国的巨大市场。

709 - 我国政治的分水岭

净选盟 2.0这次的行动，结果出乎各方的意料之外。它有效地激发各族民众的政治激情，肯定在我国政治民主化运动中占据重要一页。

其实，当净选盟2.0工委会宣布将在7月9日上街游行呼吁改革选举制度，确保公平干净选举8项诉求时，许多民众并不在意。事件的演变可说是负责当局处理手法笨拙，或是傲慢心态独尊思维所引发。

当选委会向净选盟喊话，要求先取消集会再来对话，这已是全然不符合现代民主的举止。它公然否定宪法赋予公民集会游行的权利。至于土著权威组织不断妖魔化净选盟，仅是败事有余不得人心的做法。

   

至于当警方开始在各地拘留穿黄衣的净选盟支持者，甚至祭出“共产党分子威胁国家”的恐吓，更是令人啼笑皆非，笑掉牙的抹黑旧伎俩，难以服众。当净选盟领导宣布要向元首提呈要求改革选举的备忘录，而元首针对改革选举及709大游行发表御词，整个局势确也缓和不少。当净选盟领导人表示接受元首的呼吁，改游行为集会，这正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想法，以理性对话解决歧见，但并不表示放弃把集会游行当作最终手段的公民权利。

   

岂料首相接受让净选盟在体育馆集会后，次日又以净选盟为非法组织为由，反对此方案。至此国家领导人出尔反尔，道义上已输了一仗。民心同情弱者，更倾向有理有节的公民抗争。净选盟领导拿督亚美嘉进退自如，即可协商又能坚持原则寸土不让的领导典范，正符合了民众对公民奋斗领导人的期待。至此，这位我国公民运动领导人有理有节权威已立，不卑不亢形象已建。

   

反之，不论政府领导人、总警长、选举会等处理危机手法相形见拙，更不提土权这政治小丑的自讨没趣，成为国际笑柄。

   

如今尘烟落定，人民民主意识已迈前一大步，最大突破在于促使原本不热衷于政治的年轻人政治激情澎湃，改革呼声响遍大马各个角落。各族人民因共同民主目标走在一起，这种运动中凝结的社会共识及民主理念，岂是种族主义者所能分裂的。

   

两线制更具茁壮成长的动力，多元民主政治思维已成不可阻挡的趋势，我们终于看到了国家改革进步的曙光！

   

向净选盟致敬!

中马钦州产业国

马中经贸的新突破

当中国总理温家宝于4月28日在访马时，公开宣布中马两国已议决在广西省钦州市建立中马钦州产业园时，当场引起在场的人士兴趣高昂议论纷纷。这确是中马两国经贸关系进展的里程碑！此产业园是中国政府允许外国人参与在中国国土上，如此规模大规格高的第三个建设计划，前两个项目皆以星加坡政府及企业为合作伙伴 ---星加坡苏州工业园及星加坡天津生态园。这次马来西亚有此荣幸参与其盛，也凸显出我国在中国心目中的经贸及外交份量。

中国为何选择北部湾的钦州为中马产业园的地点呢？ 主要因素在于钦州是广西沿海的交通枢纽，位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区及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区的结合部。它是一座新兴的沿海工业城市，已建有13个万吨级以上的泊位，其保税港区以对接东盟为其核心战略目标，而此产业园则是以区域物流中心为其建设目的。

此产业园整体规划为50平方公里，开发期共15年。首期规划活动区占6平方公里，预期于5年内开发完成。此产业园将以中马两国经贸产品为经营焦点，主要服务领域为物流、矿产及资源加工、汽车配件工业、电子电力及石化装备制造、农业产品加工及现代服务业。这充分体现滨江工业特色及绿色资源特点。

此产业园定位为国际绿色宜居新城及综合制造基地，更期望能成为中国东盟自贸区优势互补的合作典范。

马中经贸总商会已于日前和钦州市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联合成立双边工作委员会，共同推动双方企业组织园区开发公司，进行一级及二级发展并一起招商引资。

马中经贸总商会将尽力号召马中企业的参与此园区计划，为马中合作大业添砖加瓦，进一步巩固两国友好关系，互惠共荣。

（图一） 钦州与国际通道的交汇点

（图二）中马钦州产业园选址示意图

铮铮风范 - 悼清文

三月一日晚上十时许，得知先生竟骤然逝去，在心中毫无准备下接此噩耗，难以置信；转告拿督黄汉良时，他连声问是否确实，我一时无语，心中多希望不是事实！我回想当年，在雪华堂逐渐偏离公民社会团体角色扮演的时期，正是先生，挺身而出地将雪华堂引回正道，感触甚多，眼眶也湿了……

新年前随马中经贸总商会几位资深理事，拜会身为该会永久荣誉会长的先生，大家言笑风生，先生对该会今年即将主办的马中投资国际大会关怀有加，令我回想自己在2002年也是先生感召下才接下马中经贸论坛主席之职，进而与马中经贸总商会结下不解之缘。

其实我和先生的结交，始于1994年雪华堂改选前。当年先生决定竞选雪华堂会长而号召一群友人共组竞选团队，此战先生虽以一票败落，但依然持着谦谦君子作风，执行一个普通董事应尽的义务，直至下一次竞选胜利，顺利于1998年当上雪华堂会长之职。

先生担任雪华堂会长职四年之久，任内面对诸多华社问题的重重压力，依然坚持不懈为华社权益请命，以至前首相直称先生是“Tan Sri yang jahat”，并特别指明不得邀请先生出席一些活动。先生知道后淡然一笑置之。

先生铮铮风范，择善倔强又能兼听异议，当他人以理分析，先生也会改变己见。在捍卫吉隆坡旧飞机场路义山墓园群运动之初，先生并不热衷，认为火化才是华社应提倡的殡葬文化。但在各义山管理单位及多位华社工作者的沟通后，对该片义山墓园群的文化历史价值及城市绿肺功能有更深入的认识，先生就义无反顾努力不懈地投入捍卫行列，不卑不亢地进行协调争取工作，最终让别有居心者知难而退。

解决雪华堂永久董事存废争议是先生领导雪华堂的一大功绩。此问题于1980年浮现，却推延到20余年后在先生的领导下才得以永久解决，过程中得罪不少人（包括先生的一些商界老友），但先生为了华团改革在所不惜，让人不得不敬佩先生的领导风范。

先生浸身商界多年，但烟酒不沾，处处散发儒商风范，行事果断，嫉恶如仇，具有独立思维，绝不任人摆布。先生心直口快，偶尔会在言语间得罪他人，却又对人以诚相持，特别对于下属，常常表现关怀人道的温柔面。与先生共处，意见可以相异，但需要坦诚处理，必能同舟共济。我后来继续在先生领导的马中经贸总商会及华研服务，彼此对华社华团的社会改革理念相同，办起事来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至于在2001年5月反对政党收购报业的运动中，先生更是多面受敌，但依然不动如山，当然不少华团也挺身作为反对政商勾结垄断媒体的后盾。正是在此战役中，先生在年青人心目中树立领导魄力与改革典范。这次运动已证明了谁是谁非，先生又一次以活生生实例佐证自己知难而进的生活理念。

其实先生决定领导雪华堂，就已显露您肯定雪华堂多年来为国为民当仁不让的传统，更知道对于一名商人而言，这是个不讨好的任务。但先生有改革华社的理念，要在晚年为华社献力，所以先生领导华堂时，身体力行果断推动社会工作。

如今盖棺论定，难道不是先生在雪华堂的领导风范，更清晰衬托出先生的崇高情操吗？！

先生一生热爱华教，众人皆知。后来者可藉着追思先生的事迹，学习先生对社会社团的改革心愿，更要兼持不惧困难，软硬兼施，有理有节的社会工作方式，为国家族群争取民主公平的果实。

华教运动：围城与蓝海

1996年年轻学者曾庆豹发表论文“华教运动：动或不动？”，公开表达担忧华教运动退化为华教工作，华教机构定型成官僚技术体系，而华教人士成了技术专家。这文章引起华教内部的争议是意料中事。

这次刘镇东要我推介他新出版的文集《华教运动：动或不动？》，用上前述争议性的句子为其书名。这位青年政治学者兼政治工作者想来似乎觉得当年庆豹的文章所引起的讨论不够深入，想要在华教发展方向的议题上再次激发思考。他认为没有社会性抗争策略的华教运动，不透过策略性的政治扮演和社会的教育，就不能社会动员，就无法动起来！从集思广益，了解新生代对华教事业的思维这个角度出发，这本书的出版是合时又有意义的。

华教运动的本质，在于华社没有受到公平对待；华教运动更是华社多年来追求公平自由多元开放的总诉求的主要部分之一。只要民主人人权持续不受尊重，只要政治上依然是单元种族思维主导，华教问题就难以彻底解决。

审视华教的发展趋势，我倒认为除了“动与不动”的议题外，尚可从被动与主动的角度出发，或者是围城心态和蓝海思维。

根据多年来的观察，整体上华教运动比较趋向被动，长期困在围城，比较少主动地、从蓝海思维出发，善用全球化的趋势，为华教拓展有别于传统的出路和特色。

当然，围城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是因为华教尚未平等，另一方面则是惯有的思维主导行为模式；具体而言，包括（一）单元教育政策的束缚、（二）忙于应付有关当局所引起的行政偏差、（三）华社对中长期规划重视不足，也缺乏战略思维、（四）华教组织重硬体轻软体的习惯性思考。

刘镇东以新纪元校友身份，从当年学生会主席至如今校友会会长，以华文教育过来人，针对新院个案解剖华教问题，同时省思大学理想，字里行间聚焦于华教发展的大方向。他立论独颖，对各方人士看法都有其相同与相异之处。就华教运动的现况，这也许会触动不少“地雷”，但他看来无惧无惑。我对其言论思维虽不尽然赞同，但欣赏其勇气、热诚及对华教的一片丹心。

他认为自己对华教运动的关怀“发自于对社会正义的追寻。华教的遭遇，只是不义的其中一表征”。难不得他目前会投身政党政治，继续其政治改革的长征。

《华教运动：动或不动》一书从校园文化及学术建设着笔，谈至对新院的期待及诤言，进而论至华教运动的定位，甚至提出要新院出走“南大模式”，期许新院针对新时代需求重建新的发展格局。他跳出习惯领域思考问题，往往有让人耳目一新的论述，如：议论三院九系的迷思，强调走小众路线，不拼学生人数的办学方法，专注人文关怀，甚至其对新院开办农业水产等科目的评论，都值得参考论证。对其言论即使不能苟同，也不失为新时局下的华教发展契机，做理性的省思。

至于其对华社三间学院合并为大学的努力方向，则提出整合资源（如：图书联线互借、学分转移标准）及设立同等行政制度（如：教职员升职/薪金制度，最低收生标准等），而最终模式则推荐美国大学系统，允许各校拥有自主校区的策略联盟。

华教运动急需大批年轻接班人，我们有必要通过各种管道与热心华教的新生代沟通，通过理性的交流，彼此相互学习，寻求共识，甚至求同存异。也惟有如此才能确保华教运动后继有人，华教事业与时并进。

华教运动的伙伴

国民型中学的再出发及新定位

厘清历史的定位
华校是华裔先辈经千辛万苦一砖一瓦自力更生建立的，而华教的历史则是风雨不停，求生存争发展的奋斗史。后来有独中和国民型中学之分，其实是华校改制的历史产物。两者间为了求存偶有竞争对立纷争是在所难免的，但华教运动的主力军必然是独中。历史上华校的土地和校舍建设都源自于华社，当一校分为两校时，校地主权归于独中是合理合法的。当然也有个别独中国民型中学两校经过协商或有不同处理方案，如共同筹款建设新校园让其中一校搬迁以求双赢。

50多年后的今天，再来检讨政府对华社的承诺，政府实施一元化教育政策的隐议程是清楚不过的。60年代初政府及马华促使华文中学改制，尤其是1960年的教育法令引起1962年改制风波；当时有71所华文中学面对22条件改制以换取津贴的考验，最终只有16所选择继续成为独立中学，放弃了津贴。目睹今日国民型中学遭遇的发展困境，更佐证了当年华社反对华校改制的立场是正确的。当局为了单元教育的最后目标，以利诱威迫的手段来推动华校改制，过后又不实践承诺，这是华社必须继续力争的。

透视现今的状况

经过了整50年的发展，如今全国独中有近7万名学生，国民型中学13万华裔子弟，而国中的华裔学生有近24万人之多。不少许多国民型中学及国中毕业生也投身华教运动及发扬中华文化，绝大部份的华小教师来自国民型中学及国中毕业生，这是因为参加师资培训者需要有SPM 文凭。尽管国立师训学院已经接受独中生凭高中统考成绩提出申请，但条件是必须同时考获大马教育文凭（SPM）国文优等的成绩，这许多事实阐明国民型中学同人在推动华教运动的贡献，许多热爱中华文化的董家教也努力保持国民型中学的华文特征。在现今新的客观环境下，把国民型中学称为华教运动的伙伴实不为过。

国民型中学的困境

马来西亚的政治向来为族群问题主导，教育课题就在族群思维笼罩下给华人带来许多难题。华社的基本资源是有限的，但国民型中学目前迫切需要华社和华团的是声援及关怀，而主要不是物质支持，因为政府负有财务上支持国民型中学的责任。其实国民型中学问题诉之不尽，比如校地问题，在一些独中与国民型中学必须共用校地情况下，基本教学设施难以齐全，发展受阻，双方容易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本地大学的门槛窄，考试的竞争更是节节上升，政府华文科目考试批改制度并不透明，造成超高标准及批改的争论。此举打击了学子们选读华文的信心，许多华裔学生基于功利或务实考虑而放弃修读华文。

一些国民型中学上课的华文节数也只剩 3至4节，这完全违反当局当年应允改制后学校可享有三分之一时间教华文的承诺 。当局甚至根据国中母语班制定标准只提供3节的华文师资而已。目前华文师资荒，中学华文老师只由师范大学培训，但目前已激减甚至中断此培训计划。

国民型中学经费不足是办校的主要挑战，政府提供国民型中学的发展拨款不足，有些学校被迫以原本的科目拨款用以发展，以至设备不齐全。至于派遣不谙华文的华裔校长到国民型中学掌校更是华社必须提防的，这是因为没有完善的规划来培训师资和校长等，我们建议应由董事部推荐校长人选。不谙华文的学生被遣派入校常有所闻，特别在偏僻的地区。这将腐蚀华校传统的传承，也将逐步使国民型中学进一步变质。目前教育法令已取消国民型中学的董事会，只设有学监会，而且学监会权力也有限，难以主导或影响学校的行政及发展方向。        

展望未来发展

语文是民族的灵魂，任何民族都有爱护本身母语的天责，世界上许多开明的国家为了适应国内各民族需要，都采用了多语文政策。我们华社应联合服膺于多元语文政策的各族人民，继续向政府争取母语教育的发展。政府及马华对国民型中学发展有不可推切的历史责任，我们要正视当年说服华校改制所许的诺言至今没履行。李孝友     针对华校改制问题公开向华社表达忏悔固然可取，但更重要的是今后有关的政党及个人如何纠正此错误，这才是大家应关注的课题。

我们有必要将国民型中学重新定位为华教运动的同盟军，但华教运动主次角色有分，其主力依然是以华文为行政及教学媒介的独中及华小。然而国民型中学及国中的母语班及华文学会，也是我国华教运动的伙伴。

国民型中学的再出发，必须扮演发扬中华文化的平台，并为国家培育优秀的华裔人才，为华校训练未来华教工作者。其实国民型中学可与独中联办许多课外活动，让不同背景的学生有机会为推动中华文化互相支援，互动学习。

国民型中学的发展是既要向有关当局争取应享的权益，又要和华社华团紧扣相近，力求华社华团的关注及支持。华社应发挥力量集思广益，如国民型中学的董家教、校友们，及各华教团体应以议题共认为基础，筹组具代表性的全国性机制以发展国民型中学造福华社贡献华教。  

随着时代的变迁及我国社会的转型，在中国经济崛起及全球母语教育呼声高涨之际，在政坛两线制隐然成型，朝野政党都皆较愿聆听民意之时，华文教育工作者应紧握时代契机，开拓新境界，扩大华教队伍，吸纳各方盟友，给予在国民型中学及国中内推广华教及中华文化者关注及支持。

迈向世界和平的教育理念

推介池田大作的《通往世界大学的道路》

《通往世界大学的道路》这本书把大学誉为孕育世界和平的城堡。通过促进大学间的“对话”，藉此管道让年青人们迈向“精神的丝绸之路”，以达致世界和平的教育理念。

人家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拜读了日本作家池田大作此书，深感拜读阅人无数经历丰富、思维深厚者的书同样深具意义。

以下是我对池田先生此书的思考摘要： 

池田四大 思想重点 ：

一）知识通往和平

通过学生与教授的交流互动中，切磋琢磨出人类追求和平的本性。创价大学以访问大学知识交流促进互动，也让学生们透过对话的方式来加深彼此间的了解，如：中日、日韩、日俄等友好交流。访问韩国庆熙大学时，池田强调韩国是日本的文化恩人（传播汉字、佛教、青铜器等）。通过大学殿堂的交流，学生应以宽容和感恩的心来化解历史的包袱，并诚心诚意地缔结友好关系，这是以教育界的对话孕育的和平思潮。

二）文明对话

现代社会功利趋势增强，精神空洞化也与日俱增，然而人类却不断地上演各式各样的宗教间矛盾但个别学者强调的却是文明的衡突。要解决全球环境濒临的危机，加上区域纷争和恐怖事件等，池田大作毕生追求的是文明的对话，此书犹如“睿智的光芒”照亮人类引领人们前往和平包容之道。

1993年，池田先生赴哈佛大学，在《21世纪文明与大乘佛教》的公开演讲中，以“生也欢喜，死也欢喜” 的佛学生死观来探讨人生。能在西方卓越大学阐述东方哲理，意义非凡。当池田先生访土耳其安卡拉大学时也开启了东西文明对话的契机。这一趟东西文化的交流，强调掌握外语以培养“人的力量”，启发跨出小我以造福后代的思想。

文明的对话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减少，并让人心互通彼此产生互信，广义而言教育是联结人，联结文明的轴心 ，藉以传授许多普世价值观。

三）人本主义

生命之爱以人为本，开拓人们以捍卫“人类利益”为起点，培育创造和平的世界公民。池田先生强烈反对军国主义，对于绝对性国家主义不以为然。他公开宣称日本偏狭岛国根性的重大原因就是欠缺坚定不移的哲学，以及歪曲的“国家主义”教育。池田先生提倡人本主义的哲学和教育联盟对策来平抚人心，有望教育来塑建理智的人格以面对种种不平的待遇，如：各族文化冲突，歧视弱势群体和妇女，侵犯人权等问题，都需要以正面的力量来化解以上的摧残。

在访问夏威夷大学时，池田先生提出了跳出以 “国家安全”为中心的思想框框，构筑以人类安全为中心的世界。他推崇三点思想改革：1）从知识转向智慧，重视实践，2）从单一化转向多样化，追求多元开放思维，和3）从国家主权转向捍卫人的主权。他身体力行入世思想，认为注重 “人间革命”是开辟和平确保人类安全的真正道路。

四）教育促进世界和平

若只是等待，世界不会更美好，我们必须走进世界，推动教育革命以促进世界和平。访古巴哈瓦那大学时，卡斯特罗议长首次在国内穿着西装来迎接池田先生，议长相信只有教育才能拯救人类，于是发动扫盲运动，并有二十万志愿教师响应。池田先生在此次会晤中成功让文化教育交流跨越政经的冲突。

池田五大教育理念 ：

一）以生为本

西方最古老的学府，博洛尼亚大学已逾900年历史之久，誉为教育与智慧之城。大学以学生为主，其校长是由学生遴选，执行至17世纪。教师上课时需获学生允许才能停课，教师需召集一定的听课人数，否则罚款。本着大学是因学生而成立，学子是大学的主体，推行学生评估教授，特别重视“授课理解力”，也公开评分结果，让这结果成为日后学生的选科标准。

二）学术自主

大学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建筑物与设施，其骄傲是来自于大学师生的成就。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骄傲是星罗棋布的人才辈出，以及毕业生们如：《国富论》的亚当。史斯密、近代化学之父布莱克、热力学温标的创始人开尔文男爵、近代土木工程学之父郎肯、诺贝尔奖授奖人则有20等余人，影响了世界发展，这所大学最令人称道的是其成人教育与妇女教育的先驱地位，享有盛名，更坚持遵守学术不受权威左右的学术立场。

                                                                                              

三）学生自治

秘鲁约圣马科斯国立大学 ，拥有学生自治参与校政的传统。它创设让学生负起责任参与大学各种事务的体制。若有纠纷与冲突，校方会付出诚意进行协调，彼此间都有不断地进行对话。校风鼓吹着“对话需要勇气，而懦者无法进行对话，对话是勇者选择的光荣道路”的理念。

四）  寄宿制及个别辅导制

牛津剑桥的首脑这样说，“想要了解这所大学，不但要到学院的宿舍去看看，而且要突击！”。寄宿制度提供教师、学生共同生活交流的机会，宿舍更是学生运动的据点。经由宿舍生活锻炼出来的人分外坚强，拥有独特的光彩。个别辅导制与学院制相辅相成，辅导师因才施教与学生进行身教制度，是学生解惑的不二法门。

五）思想的启蒙校风

莫斯科大学的创立精神是“奠定做人的基础”，培育真正的教养，通过交流和切磋中琢磨出对真理追究到底，对自然与社会形成法则睿智的学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则以发扬当代新思潮为己任，也是美国公民权运动及反越战运动的核心，并享有推崇自由和平的校风。池田先生受邀主讲《对二十一世纪的倡言》，曾圈点了人类要超越将生命手段化的“科学技术的世纪”，迈向生命尊严的“人性世纪”，并呼吁学生们思索“作为人的自立之道”，其演说引起学生的共鸣，不但给学生注入新鲜的感动与勇气，也启发了他们对生存意义的继续探索。

池田先生是位佛教学者，推崇东方文明对话，但对回教文化的交流显示不多（土耳其不能代表传统回教文化），这确是我们对他未来工作的期许。希望大学的殿堂构筑新的和平与友好的桥梁。愿人们通过教育可以缩小差异包容不同，并彼此产生互信和友爱，迈向和平的世界！